歷史中的彌天大禍 七十年代的荒謬
幸虧年輕：回想七十年代
1976年秋初，我以知青身份有幸被西藏自治區「美術攝影辦公室」——文革期間各省唯一的美術機構——借去畫畫，同行者另有南京藝術學院老師陳德曦和王孟奇。9月1日到拉薩，我們落宿幸福東路12號二樓，短暫的高原適應後，天天散在街頭畫速寫。
9月9日午後，我們正收拾畫具，負責安排活動的「美影辦」主任屠思華上樓進屋，並不看著我們，說：「這樣子，下午不出去了。四點鐘電臺有重要廣播。」旋即離開。
我們各自坐下，忽然好安靜。那麼，是毛主席死了。
活在1976年的人明白那是怎樣一種感覺，那是怎樣的一年。元月周恩來歿，仲夏是朱德的死，「人心惶惶」，不準確，那年，人心是在默然等待，暗暗地猜……拉薩陽光猛烈，我記得屋裡的靜，三個人刻意扯些別的話題，閃避目光，不敢對視，抑制嘴角的痙攣，只怕瘁不及防，笑出來——「那一瞬間，他沒有能夠使他的臉色適應於他的過失……他的面孔完全不由自主地突然浮現了他那素常的，因而是痴愚的微笑。」《安娜·卡列尼娜》的開篇這樣描寫阿卡諦維奇偷情後被妻子發現的一瞬。不合時宜的表情！文革翌年家裡接到一封報喪的信，是父親有位老同學干校瘁死，我先拆看了，遞給父親時，也曾忽然發笑，其時14歲——1976年我滿23歲，已知事關重大，然而9月9日下午我們竭力抑制的正是托爾斯泰捕捉的那種笑，雖則理由大異，但何其危險：笑是可怕的證據，門雖關著，三個彼此信賴的人，可是一笑之後怎樣收場？說什麼？說什麼都不宜。
確鑿的經驗無法確鑿描寫，我確鑿記得那天下午怎樣吞嚥有罪的笑意，同時心生恐懼。四點鐘到了，一遍又一遍的哀樂、回放，那些年城鄉遍佈高音喇叭。幾天後，拉薩廣場龐大的葬禮，萬人默哀，所有警報氣笛齊聲鳴響。今年，汶川地震再度全國舉喪，我佇立街頭，從風中肅然辯聽遠近四外的機械哀鳴，想起三十二年前。三十二年後，此刻我斗膽寫出當年的真實，就是：我們等待最高領袖逝世的這一天，等很久了。
此後我不再目擊千百人顛扑號叫的壯觀。葬禮中陸續有人昏倒，被抬出行列。那年十月我畫成的大油畫便是一組痛哭的臉。這萬民痛哭的理由，是大悲痛、大憂患、大解脫，或者，僅只因為恐懼，因恐懼而趁勢放聲一哭。我確知人民哀傷，我同樣確信，那時，許多人，包括中南海諸公，都在暗暗等待終結的一刻，只是沒人知道此後中國將會上演什麼劇情……當我混在擠擠挨挨的葬禮行列中用力低垂頭顱，周圍數百人的號哭一陣陣如爆炸般轟鳴，怎麼辦？那些年我為種種理由感傷泣涕，可現在只剩幾個人便輪到我上前鞠躬，眼中還是沒有淚，怎麼辦，我絕非無動於衷，但此刻必須痛哭！瘋狂搜索悲酸的記憶，忽然想起「美影辦」資料中一幅老照片，是當納粹佔領巴黎，有位街頭觀看的法國紳士被屈辱扭歪胖臉，老淚溢出……一陣眼熱，下齶趁勢抽搐，幾秒種後，我成功地哭起來。
演員羅勃·狄·尼羅曾主演一位嗜好歌劇的黑幫教父，他的手下潛入劇場悄聲通知：警長已被擊殺。正為詠嘆調感動而淚流滿面的狄·尼羅在哭的抽搐中，裂嘴笑了，同時繼續痛哭。我又曾讀到於是之的自白，他說，每當在《茶館》第三幕規定情境流下淚來，他就心中默念：「沒演砸、沒演砸」。我豈是演員，大葬禮那天的急不擇淚絕對不是表演、不是假裝，當然，諸位，我也不是真的在哭：哭毛澤東。
這篇文字被指定從1969年到1979年，描述「七十年代」。其實，1976年9月9日之後，在中國，「七十年代」已告終結。此後數年，全國上下的百般騷動不過是為八十年代開始了種種鋪墊和預演。
人憶述三四十年前的往事，其實難。記憶是內心的「視像」，封存無為；回想，則近於「思考」，不安分，試圖有為了；一旦轉成文字，被人讀，就有要人相信的意思了。
我愛讀各種回憶文字，然而苛求。近年讀過的最平實的回憶文字竟是上下卷《吳法憲回憶錄》，一五一十，充滿細節——那不是在回憶，而是如獲罪的共產黨人，「老實交代」——譬如他被逮捕的場景若不寫出，誰能想像呢：先是他與黃、李、邱幾位被帶進人民大會堂，一排籐椅，每把籐椅後站一位「彪形大漢」，不久周恩來、葉劍英等老總魚貫進入，宣布停止各人職務：「給你們每人找了一個地方，好好反省。」此下吳法憲寫道：
周恩來又對我說「你把空軍搞成這個樣子，你不要出問題啊，會給出路的。」我明白周恩來的意思，是叫我不要自殺……周恩來說：「你去吧」，然後周恩來、葉劍英、李德生三人和我緊緊握手，讓楊俊生把我帶了下去。
這一幕哪像是現代政治？幫派才如此處理人事，地點在國家殿堂：「緊緊握手」！然後吳法憲開始了不斷變更地點的漫長囚禁。
黨政人物的回憶，千般機密，牽動億萬人，而億萬人渾然不知。1971林彪事敗，我正從江西回滬，賴著，混著，忽一日，與數百名無業青年被居委會叫到靜安區體育館聆聽傳達。氣氛先已蹊蹺，文件又短，念完，靜默良久，居委會頭目帶領鼓掌，全場這才漸次響起由疏而密的集體掌聲。散場後我們路過街頭某處宣傳櫥窗，群相圍看一副未及撤除的圖片：那是江青上一年為林副主席拍攝的彩色照片，罕見地露出統帥的禿頂，逆光，神情專注，捧著毛選。
那年月沒有任何電影海報或商業廣告，所有公開的圖片都是黨政首腦。眾人湊近細看，一聲不響，然而那一刻人心的幡然突變，尤甚於幾年後毛的死亡：毛總會死的，可誰曾想林彪謀亂，且是這種死法。後來內部傳閱飛機在蒙古失事的黑白照片，人民赫然目睹統帥被燒焦的頭顱和肉體，形同煤炭——那是林彪在公眾記憶中的最後圖像。
我是依賴「觀看」的動物。倘若不給我「看見」，記憶失去依憑。景物，人事，如今七十年代的生活遺蹟幾乎消逝盡淨，到處變樣了。標誌性宏大建築如天安門城樓、人民大會堂，都還在，「四五」、「六四」全在這裡發生，但周圍新樓阻斷了完整的七十年代景觀——「祖國大地」也被大肆猥褻、踐踏、整容了，除非是我落戶的窮鄉僻壤，荒山溪流不值錢，總不至拆毀吧。常聽說老知青結隊回到曾經流放的省區，我知道，非得哪天沿著昔年的山逕一程一程走回去，站在山腳、村口，這才可能給我的眼睛找回「七十年代」。
那十年有限的電影、圖畫，無一給予七十年代的日常真實，直到九十年代初終於看了那部文革中被聲討的義大利記錄片《中國》。導演，老共產黨員安東尼奧尼，2004年被請到中國，重申自己當年的委曲。我也現在明白，為什麼西方左翼尊敬欣賞紅色中國，可是他們來過，走了，在中國的生存者，是我們——我盯著看，很久難以接受這就是記憶中的七十年代，但每一影像對我說，承認吧，你就在這如蟻的人流中。灰色的人流。到處空曠貧瘠，城市，鄉村，因為荒敗，居然尚稱潔淨，簡直優美。在北方一座村落中，鏡頭所及，村民爭相走避，同時回看鏡頭。我找不到詞語形容那眼神，因久在國外，九十年代我亦不免習染了他者的目光，凝視這幅員遼闊的前現代國家——我的前半生——片尾，一群鄉村小學生在操場上列成方陣玩跑步接力賽，大太陽照著，貧窮而頑強，如我落戶的荒山中那些石粒和野果般粗韌。
這一幕，確曾捕捉了整代人的無知與生命力。《中國》是我迄今所見唯一逼真記錄七十年代的影像：一位外國人的作品。
七十年代被指令觀看的大量官方記錄片，倒也留存部分真實：毛、林、周，江青，紅衛兵，批鬥會，誓師大會，還有龐大的黨代會……影像比文字無情，無情才能真實：年代久遠，這些電影不再能夠行使黨政宣傳而儼然轉成歷史的證據，而時間改變同一影像，改變人。四十多年前瞧著天安門廣場千萬人仰望領袖，歡呼雀躍——1966年，中國的七十年代其實從那時開始——我們，十幾歲的孩子，以為理所當然。如今平靜目睹這光天白日的瘋狂，我們長大了。人需要年齡。現在我瞧著周恩來的臉，這才讀出他的表情，明白他雖笑著，心中何其警策而焦慮。黎明曙色中，當身穿軍裝的毛澤東被團團簇擁走下金水橋，斷然步入沸騰的廣場人群，這一刻，鏡頭搖晃模糊，我也能讀到這個曾叫做毛潤之的人——僅僅作為一個人——正懷抱心中的絕決和龐大陰謀，決定揮霍億萬人性，闖開這歷史的彌天大禍。
鏡頭沒有偏見，但當年我們讀不懂，如同盲人。
印象最深是外事記錄片，那是七十年代絕無僅有目睹外國人的機會。各國首腦照例被周恩來陪伴著進入那間書房，毛癱在他的沙發上，困難地轉側臉面，收蓄口水。自幼及長，我們年年月月在所有圖像中愈萬次看這張臉，他是唯一的明星，超級明星——很久以後，我們也才知道扶持他的女子名叫張玉鳳——但這類電影一律關閉領袖與賓客的對話，只有配音解說，還有音樂，與七十年代猛烈叫囂的革命音樂不同，這種配樂親和、優美，我喜歡聽，至今沒有文獻告訴我音樂作者是誰。
在電影院的黑暗中我總會閃過一念：他還要活多久？
進到那間書房的國家元首都死了：戴高樂、尼克松、鐵托、金日成……布托死於絞刑，齊奧賽斯庫被好幾條槍掃射斃命，馬柯斯暗殺政敵後，攜夫人流亡夏威夷，客死異邦。那年，八億人民從電影屏幕目擊毛在寓所的過道中與客人拍照時，捉起馬柯斯夫人的手，俯嘴親吻。夫人身邊的公子典型七十年代西方裝扮：蓄長發，穿著腰身緊窄領口誇張的白襯衫，雖然他是亞洲人，但那是我文革記憶中與我同齡的外國少年。
我仍留存著七十年代的中山裝，因為件數少，終年穿著，洗到發白。如今男人們學會穿西裝了，偶然看見零星來自鄉鎮的老人、窮漢、乞丐，一身中山裝，輾轉塵埃，甚至還戴著那時的幹部帽，破舊不堪。我曾在哈佛大學聽趙元任女兒說，海外華僑最是記得1972年中國首次出席聯合國會議，美國電視播出喬冠華率團走下飛機，一律黑色中山裝：「好精神啊，那真是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近年，京城好幾處豪華餐館雇來導引賓客車位的英俊青年，寒夜風中，倒是個個穿著筆挺的中山裝：那已成了僕役和下人的體面。
除非縣幹部，七十年代的鄉民裝束大致仍是民國款式的遺風：文革初大串聯，上海街頭走過成群的北方紅衛兵，來自魯、冀、晉、豫，黑粗布棉襖，圓口棉鞋；江南農夫則如魯迅茅盾小說改編的電影中那樣穿著傳統短褂，農婦們一身青布衫褲，藍圍裙，入冬，個個裹著繡滿彩花的頭巾；贛南山民是如清末圖畫中的耕夫，粗布短打，元寶領、盤扣、窄袖，只是潰爛污濁，不成形狀——現在成衣批量傾銷，電視中瞧見汶川震區鄉下孩子的衣裝，個個無異於城裡人，而九十年代從江西鄉下走出的女孩呂燕，早已被法國人捧為著名時裝模特了。
那時的成衣業十分有限，僅在大城市。七十年代上海人的夏裝經已流行「的確涼」，春秋衣料大致是卡其布與混紡織品，冬衣，則包括棉毛衫、羊毛衫，絨衣出現高領——深秋風寒，在坡地或谷場，農家老少圍攏來，顯然從未見過細密編織的絨衣，他們輪番撫摸，喃喃地說：「多軟，多暖和！這麼好的東西！」山民們甚至連鞋襪也沒有，為了禦寒，不過是單衣外再穿一件同樣破爛的單衣，攔腰捆著草繩，雙手擎一枚小爐，爐中是溫熱的灰燼。我不記得哪位山民穿過中山裝，也不記得在農家見過像樣的棉被，多半絮花纍纍，經年的破爛，不辨顏色。
我所在寧都縣是老紅區，村中有老農見過項英和瞿秋白。四次反圍剿戰事均在縣內的深山老林：「林子密得瞧不到天啊，老虎，野豬，」老人們回憶：「大躍進，老樹全砍了，現在連個獐子都找不見。」三十年代他們也這般赤貧麼？很久後我才讀到在蘇維埃地區發生什麼：數萬人被認作「ＡＢ」團成員，在我落戶的區域被砍殺，被活埋。1934年，成千上萬贛南紅區的壯丁跟隨長征，一路死傷，活著走到延安的人有於都縣農民黃永勝，還有興國縣人吳法憲。
貧賤、暴力，已成遺傳：從三十年代的蘇維埃到五十年代土改，再到文革事起，除了批鬥，游村，便是毒打。村長張萬策那張臉，畜生般野蠻而溫順，對我說，文革時他被公社派來的土紅衛兵吊在屋樑上徹夜痛打，不給吃飯，不給喝水。我們驚訝，貧農幹部被吊打？張老叔叫道：「是啊！革命嘛！」隨即解開腰上的布條，纏繞雙手，作出被吊打的姿勢，同時朗聲暴笑。
歇晌了，也是萬策老叔，重重嘆一口氣，綻開慘笑，猙獰而善良：「你看，解放前給地主做，三餐干飯，盡吃，現在誰都吃不飽啊！」他環顧村人，快樂地吼道：是不是啊？！
我在贛南山中的第一年即學會吃辣，劇烈的辣。農忙時節，田間的飯菜是每人帶一小瓶熗熟的辣椒，拌著粗鹽，連同密集的辣椒仔，狼吞虎嚥。知青的農事多是失敗的，直到我離開那裡，仍然只會栽種空心菜。空心菜不必照看，自會蔓延，飼料是我們自己的尿，提著尿桶在溪邊兌了水，然後撒向菜園——不知是為年輕還是飢餓，我們似乎每時每刻低頭覓食，彷彿豬狗。贛南沙土適合種植山芋和花生，收穫時，每個人掰斷連根帶泥的果實，大口啃著，生吃，滿嘴辛澀的甘甜。鄰家的貓被狗咬斷一隻耳朵，橫在牆角，翌日死了。不記得誰剝了皮，由我拎著去小溪沖洗。溪流清澈湍急，一隻剝了皮的貓，腦袋、爪子已被斬去……忽然我撒手，眼瞧血肉模糊的小獸屍出沒清波，漂浮著，旋即被飛速奔臨的草狗叼上溪岸，遲來的狗們，一擁而上。
仲夏搶收與冬末春節，一年兩次，村民得以飽餐。嗚呼！我至今不再嘗到那來自泥土的鮮美：新割的稻米、池裡的活魚、才從菜園割取的菜蔬——洗過，碧青，熱鍋水沸，爐膛山柴爆響，烈焰熊熊——還有，清晨宰殺的豬！那豬，沒命嘶叫，我親眼瞧著幾條壯漢怎樣攔截，怎樣對準喉頭一刀刺入、退出，鮮血如注。當全豬被滾水沖刷過，昂然倒掛，庖丁解牛也便如此吧：屠夫，一位沉默的中年人，溫柔體貼，只輕輕一刀，緩緩順下來，晶瑩熱燙的心、肝、腰、腸，蒙著如炊煙般青藍的透明的膜，成堆墜落。當著圍觀的男女老少，屠夫於是一刀一刀分解、取出，秤和案板，就在邊上。
後來讀到文革初年廣西大肆殺人的記載：河灘邊，死者的心肝、眼珠、腦，也被這樣一件件割取，給守候的村民奪了去，回家煮食，以為治病——紹興城的人血饅頭還算斯文的，此事怎樣秉告魯迅？而我在村中聽說的往事，是當魯迅在世的年代：臨村有位壯漢的父親，小地主，紅軍撤走，他成了尋仇的人。村民在七十年代仍然嘖嘖驚嘆他的體魄與彪焊：怎樣喝退左右，徒手殺豬，徒手殺人，那辦法，是握緊仇家的雙腿，高高拎起，使對方倒懸的腦袋對準山石，頻頻頓挫，連連撞擊，直到死。
他的兒子三十多歲了，沒人願意嫁給他，因他的父親是被槍斃的反革命。他常在山腰發呆，女人走過他便解開褲檔，遠遠笑著，笑意粗野而嫵媚，活像周潤發。
在七十年代的幸福記憶中，我看見自己混入上海小菜場排隊行列，春節前夕，徹夜守候。天沒亮，每個菜場佈滿黑壓壓騷動嘈雜的市民，曙色初露，人聲鼎沸。排隊！那是六七十年代的終年記憶。春節前知青大抵回城，無業，無事，我在隊伍中享受無比的溫馨，傍晚菜市加班銷售，拉出電線，點亮燈，尤其動人。我願幾小時排隊，尋看路過的漂亮女孩，欣然絕望，默認自己是戶口遷出上海的人。
一年一度，家家戶戶會在春節領到特許的食品票證，人群盯著菜場案板冰凍的整豬、雞鴨、黃魚、烏賊……開秤了，隊伍糾結形同暴動：雞鴨總有大小，每戶一份，沒選擇，凶悍的男女奮勇搶奪，聲嘶力竭：「我操你的老娘啊、操你阿妹！」同一句咒罵，強者聲色俱厲，失敗者叫來是悠揚婉轉，彷彿哭喪……花生、蜜餞、瓜子、黃澄澄的荳芽，件件是一年分配一次，我記得荳芽每人半斤，四分錢。自領到票證，家人無數次從抽屜深處取出，清點，商量，然後深藏，當輪到付錢的一刻，四分錢票據被一把撕去——再等明年。
食品以不可思議的方式被暗中買賣。人民不遠千里萬里捎帶臘肉、鹹魚、菜乾、糖果，和各種土產，火車上，被綁縛的公雞忽然在人堆裡啼叫司晨……我轉去江蘇插隊時，每次回滬背幾十斤大米，因江蘇不限制糙米大米的購糧比例，而上海限制。到七十年代，城市居民常年使用食品副食品票證已歷二十年，親友贈送糧油票，等於鈔票——順便一說，除了特權階層，七十年代全中國沒有富人。有限的工薪差異不是如今的貧富差別：六十年代末文革事起，全國資本家除了招致迫害的階級標籤，家產資產一律被沒收凍結了。
億萬農民無票無證，口糧仍被嚴格限定。雖然史書記載歷朝歷代的災荒飢饉，口糧限制仍是千年未有的記憶。我每月口糧二十九斤，當被省出版社借去畫政治宣傳畫，必須暫借糧票，然後擇時坐長途車一整天回縣城，再翻山越嶺走到本村，以稻穀秤滿數月的口糧。糧庫的大鎖被榔打開，我記得會計的手與秤陀怎樣顫抖，記得村裡派送的挑夫，我跟在後面，到得公社，眼看那份穀子流泄無聲，沒入公社糧站的巨大谷堆。挑夫的酬勞是一塊錢，農民難見現鈔，歡喜接過，渾身大汗陪我到糧管所轉換糧票，清點後仔細端詳，遞給我。我給他叫一斤米飯、一盤豬血、一碗波菜豬肝湯——頃刻盡淨。
1975年當我流竄到蘇北二度插隊，再次面對當地村官的無奈：他們在田裡商量，爭吵，拖延，用力吐唾，每個腳趾縫湧出江北鬆軟的泥，走上田埂，不看我，狠狠喝令會計批發口糧。我又被領到糧庫，出來時，村民老####成一圈，瞧著這個據說是知青的外地人，分食全村的口糧。
上海老家早已拆毀。如今要拍攝石庫門弄堂的最後影像，須得撞見臨近街區的斷牆殘壁。我穿行其間，有時一驚，依稀認出這是哪位老同學在七十年代的家。
每間陋室人去樓空，屋頂掀開，一地爛家當。這非人的居所並非命該被毀，只因萬千私房從五十年代被充公、被改制，承受幾代不具產權的住戶，繁衍、膨脹、潰爛，喪盡尊嚴。我在瓦礫堆中幾次踩到屋主的家庭照片，污損蒙塵，凝著微光：黑白照片大致攝於五十到七十年代，民國的爹媽和他們解放後出生的孩子依隈著，紅領巾、紅寶書，幸福而愚昧；彩色照片始於八十年代迄今，同一家人，大的大了，老的老了，口紅、燙髮，廉價的西裝與時裝，更其愚昧而幸福。
三五上年紀的人在廢墟間躑躅，顯然是老住戶，看去與我同齡，那麼七十年代正當年輕，就近上學玩耍，及長，務工務農，八十年代成家立業，直到拆遷。平庸的悲劇悲喜莫辨，被驅逐的補償是他們遠在郊外的新公寓。三十多年前當我們爬上屋頂佇立風中，猖狂而茫然，誰曾想連綿弄堂萬瓦鱗毗，有一天會成廢墟，更不曾想老來有住進公寓的命——煤氣，冰箱、彩電、冷熱水，抽水馬桶，七十年代的民居完全沒有這些，因為沒有，事事理所當然：洗刷年夜飯後的油膩鍋碗，用冰涼的水；冬日清晨抖瑟瑟升燃煤球爐，看爐火逐漸變藍；挨家挨戶的馬桶等候糞車時，娘姨們和車伕打情罵俏……很久很久沒用雙手自己洗衣，一件件穿過竹竿，晾出去。移居紐約的母親至今不肯放棄手洗的積習，只不必與鄰里等候同一個水槽。
前現代生活並非地獄，時或簡直天堂。沒電視，但五十年代全國的小朋友從無線電聆聽慈藹的孫敬修老爺爺（七十年代他消失了）；貧家沒有收音機，但隔壁弄堂的板車伕大叔常在家門口給大家講桃園三結義，聲若洪鐘（七十年代誰敢當眾講古）。今日街巷不再有望之無邊的乘涼人群，人人裎膀露腿，無恥而坦然。不過革命少女當街熟睡，深宵時分被人剪開瀣褲的遭遇，時有所聞，肇事者的下場當然是逮捕槍斃。
文革初，芸芸弄堂一夜間淪為慘劇的舞臺：這裡那裡的人家，門窗洞開，晝夜抄家，鄰里屏息息諦聽：呵斥、咆哮、嚎哭、抗辯，沈重的家當連續扔出窗外，砰然碎裂，毆打的聲響驚心動魄。幾乎每天聽聞誰家有人失蹤或自殺：上吊、割腕、開煤氣……有位老太太居然攀上屋頂，爬著，尋到羞辱她的那一戶頂層，跳下去。活著的罪人低頭走過，身首凝著他人的唾沫。我眼看對門那位穿旗袍的母親當眾發瘋，聲若游絲，緩緩移步，緩緩煽動展開的雙臂，一臉令人驚怵的狂喜。
是的。只要看見殘存的七十年代民居，我知道每個門洞後有過什麼故事。記憶是該搗毀，如今京滬的神奇，是除了我黨恩賜的傖俗繁華，看過去從未發生過任何事情。
歷史在原來發生的地方消失了。我心裏時常望見七十年代的上海夜晚，掌燈時分，熄滅希望的家家戶戶被十五或二十支光燈泡照亮，團坐吃飯，溫馨而淒涼。六十年代末的暴y已告緩和，七十年代彷彿一張被輪番痛打的臉，寧靜了，漸有活色。公園店舖熙熙攘攘，愛俏的男女偷偷裁減衣裝，電影院停業多年後開始放映幾部革命電影，閣樓或天井傳出小提琴聲，不事聲張的體育比賽恢復了，乒乓球原本流行，忽然時髦——1971年林彪事變後的莫大事變，是翌年基辛格尼克松相繼訪華，美帝國主義長驅直入。我小學所在的茂名北路直通錦江飯店，「上海公報」即在那裡簽署，沿途所有住戶因此招致嚴厲監管，包括晾晒的衣褲不得移出窗外。外賓被指定經過的街市一時貨品充盈，春節才供應的全豬全雞密匝匝堆出來，通體冰霜，只給看，不賣，美國人一走，當夜撤回——今歲京城舉辦奧運會的全套把戲早在36年前精彩預演，只是琳琅道具可比那時闊氣太多了。
統治，監管，如今的招數與七十年代相比，各有勝擅。父親，戴帽右派，文革十年每年春節不許出門，於是大年初一將自行車扛到樓上，拆一地，細細擦拭——五類分子總算廢除了，現在被各地官員層層扣押者是前仆後繼的上訪人員，再就是管不勝管的盲流人口，數千萬。前幾年坐火車北上，尾端兩節車廂擠擠挨挨坐滿民工，據說沒有暫住證，集體遣返，年紀最小的十三四歲，看守的武警也是農村孩子臉——九十年代上海黃蜀芹執導連續劇《孽債》，一開頭便是橫七豎八擠滿乘客的昏暗車廂，幾位被知青遺棄的小孩混票上車，北上尋親，被查出，逮起來。鏡頭移出窗外，黑夜，車聲隆隆，呼嘯轉彎：這一刻，我猛然撞見常年流離的七十年代。
現在車站送旅人，站臺空寂。1992年從紐約初次回國，若有所失：車窗改成封閉式，送者廖廖，每一車門下站著女列車員。這就對了，但於老知青卻是記憶的錯位：七十年代站臺送別永遠是在列車無聲啟動的剎那，人群轟然暴哭，無數手臂扯緊又掰開，同時吵鬧著高音喇叭播放的革命音樂……電影可能是火車生涯的最佳敘述，除了畫面，車輪的密集音響才是記憶的神助：闊別神州十一載，那年回國頭一次坐火車，清晨六點我被列車播音吵醒：雜音喧囂的起始樂「東方紅」，接著是播音員傲慢的誦詞：「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聲勢虛張，和過去一樣，但那熟悉的非人腔調給我近乎刺痛的親切：不是記憶，而是感官，我發現自己仍是七十年代的人質。
七十年代的記憶被火車貫穿：文革十年，億萬人民不准遷徙，沒有旅行，出行和返回一律需要公家證明，除非政治或商業性質的差旅，被准予在「祖國大地」往來南北的群體，是上千萬知青：被賦予光榮的革命身份，卻沒有戶口和單位的人。那時我在深山徒然羨慕靠近公路的村落，扒車混票，出得山來，路近省城一眼望見鐵軌，思家之念洶湧難抑。籌劃票錢是父母的大筆預算，貧家兒數年回不得家。贛州，寧都，地方知青也得下鄉，也想回家。與我同村熬著一對贛州兄弟，吃苦、乖巧，不知家中什麼事故，哥哥暗中籌劃離開，沒錢，決定一路幫工步行回家。忽一日我看他挑著行李疾步過村，遠遠大叫：「保重啊丹青，你也要想辦法走啊！」同時淚流滿面——贛南山區每四五里路有明清留下的磚砌涼亭，予人歇息，牆上殘留紅軍時代直到文革的標語。我久在山中學會長途跋涉，走啊走，人會平靜堅毅。荒徑草長，蛇！驚人地美麗，瞳仁與我對視剎那，倏忽逸走了，嘶嘶有聲，遺下一窩蠕動的小蛇。
七十年代沒有國道，沒有立交橋，沒有高速公路，除了自行車，沒有任何人擁有私家車，火車、公車、大卡車、拖拉機，全部屬於國家（直到八十年代，汽車司機還曾是民女的最佳求偶對象）。軍人，囚犯，中南海的人，是七十年代另三類被嚴格保密的移動群體：多年後，我從境外書刊獲知毛在七十年代的數度出行：忽然起意備車，忽然中途改道，忽然在車廂逐一招見當地省官——「你們要對我說實話」，這位偉大的謊言家威脅並懇求他的屬下——這些屬下有吉普專車，不過與今日玩高爾夫球的省官們的進口車，不可比了。
七十年代有飛機的故事嗎，現在首都機場仍然保留周恩來迎候尼克松的小小機場。那時幾乎沒有民用航空業，我唯一的空中旅行是1976。
遼闊、貧荒、昏沉，七十年代遠未夢見日後中國的路途，1949年後的政治變局從未如此密集，接踵而來，以持續阻斷的形態聯結七十年代——
1969年，分送各省農村的大規模遣散，啟動了，世稱「干校」，名單中囊括當時全國重要的文人和藝術家。上山下鄉號令經已發布一年，數百萬老三屆初高中生以半數比例發配邊省，我所屬69屆的遣送比例，則被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張春橋定為百分之百。
1970年，我與數萬名初中生被發配贛南、皖北、雲南、黑龍江，三月註銷戶口，四月初塞滿一系列專程火車，喧嘩哭叫，離開上海。
1971年，當毛主席將他的專列停靠南昌郊外約來省委書記進車廂秘談時，我在當年他和紅軍盤據的深山學會砍柴做飯，認定此生將永遠落戶農村。九月，林彪事敗。
1972年初，我從蚊帳收聽到美國人來了，局勢緩和，五月，由江青作主恢復歌舞表演和全國美展。
1973年，各省出版業漸次恢復，我有幸被江西省出版社借調繪製連環畫，走出山溝，去到南昌。同年，中央美院兩位才子：描繪《開國大典》的內控右派董希文，描繪土地改革，來自延安的革命畫家王式廓，盛年夭折。
1974年我被告知仍須回鄉務農，鄧小平被安排去井岡山做革命「懷舊」之旅，意謂復職在即，年底，周恩來在四屆人大斗膽宣布中國要實現四個現代化。那年我混票赴京，為觀看全國美展。首都空曠寧靜，古意蒼蒼，正是義大利人被允許入境拍攝《中國》期間。
1975年鄧小平施政展開，其中包括有限放寬並調整下放人員政策，我的私人變動是轉赴江北落戶，趨近上海，南京就在長江對岸。
1976年元月周恩來死，三月鄧小平下臺，四月，南京北京相繼爆發龐大騷動——我目擊金陵城數十萬工人借周恩來之死遊行抗議，一路花圈高及樹頂，浩浩蕩蕩——入夏是唐山地震。九月，毛主席逝世，乃有本文開始的一幕。不久華國鋒上臺，十月，四人幫就捕。
1977年我回到江北，不久全國恢復高考。四五天安門運動被中央適時正名，歷年積欠纍纍冤案的平凡昭雪，閃現希望：毛終於走了，為文革時期乃至上溯1957年反右運動數百萬舊案的一舉重議，在是年中央文件中顯露契機。
1978年秋，北上就學。深秋，西單民主牆貼出第一份民間政論，並呼籲鄧小平復出。冬初，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國家宣佈告別政治運動。年底，中美正式建交。
1979年春，中越開戰，西單牆被封。文革末期臨刑時被切斷喉管的女共產黨員張志新忽然成為是年被隆重宣揚的人物，中國美術館為之舉辦專展，紀念活動隨即被抑制，相關連環畫禁止出版。秋初，北京《星星》在野藝術團夥亮相受阻，上街遊行。
這是一份被重複無數次的大事記，倒退三十多年，其中每件私事，無不仰賴國事的鬆緊與寬嚴，攸關億萬人的命運：命運就是公章——平反、出獄、回城、復職、退賠私產、准予高考、作品開禁……工人的獎金、農民的集市，終告合法，半合法半地下的瑣屑事物，包括用稀有盒式磁帶輾轉錄製鄧麗君的歌聲……離散的人團圓了，到處是追悼會和骨灰安葬儀式（劉少奇平反大會遲至1980年），控訴、涕泣、失態、過度驚喜、卑怯的感激——總之，一切的一切取決於公章和准許蓋章的命令。農場朋友曾描述這等傳奇：場部抽屜鎖著公章，如玉璽，萬難啟用。1977年允許回城的國家指令下達了，為一撥撥申請人分別蓋章，不勝煩，場部用一根長長的橡皮筋拴住圖章，吊起來，大門洞開，四鄉來人隨時進入，一把扯下，自行蓋章，蓋妥了，命運的皮筋隨即彈回原位。
自1976年底到1979年期間，雖然各省舊案的審斷仍將案犯執行槍決，其中許多怨鬼稍後便屬革命英雄。然而那時國家陶醉其間的總情緒可以概括為獲頒大赦令，而黨的語言甚至將1976年喻為1949年以來的「第二次解放」——若非嚴厲的諷刺，顯然這是全黨共識：當年拯救人民的大救星必須隕滅、身死，這才換來二次大解放——「解放後」的成年人個個揚眉吐氣，悲從中來。久違的文藝名流陸續出臺，蒼老、衰敗，動輒哭笑，引吭高歌，近於瘋顛——我們的好總理啊！你在哪裡——扮演白毛女的老區歌手王昆同志在演唱中幾度哽咽，收音機長時間錄播她的泣不成聲，還有超長的不斷被自己打斷的感言。
1978年，華爾茲舞曲帶動第二次解放感帶來的集體暈旋，在場地中央狂舞的男女全部五十歲上下，我輩不會跳，對這一延安時期和建國初年流行的西洋舞蹈，惟貼牆圍觀。第一學期的課外記憶是終日尋看內部上映的西方電影——凡事略微開禁，中國人的活力火速竄升：文革末期各省已悶著偷看若干「內部電影」——第一次目擊全裸女子的彩色電影是墨西哥片，我的褲檔登時鼓起；卓別林《城市之光》笑得是腸胃抽筋，我強忍絞痛，以全部體能繼續狂笑。
那年最莊嚴的單項記憶是中央電視臺首播李德倫指揮貝多芬第五交響樂。雖然早就偷聽古典音樂，但中國人玩弄的西洋弓弦在我錯覺中似乎只為《沙家浜》伴奏——非常好聽——此刻這些弓弦在中國奏響原本發自它的語言。不久，傅聰與小澤征爾被鄭重請到，以亞洲臉作為視覺過渡，在七十年代初開國門面對西方時，可謂入情入理，我接連三場混在紅塔禮堂聆聽排練《第九交響樂》，當「四海之內皆兄弟」排山倒海唱起來，忽然我想起贛南的村民與荒山。
那時，貝多芬已逝世150多年——七十年代世界範圍的太多劇情，很久以後才知道，才瞭解：當我在山溪沖洗那只無頭死貓，巴黎五月W潮、美國嘻皮士運動、伍斯達克露天搖滾樂大會、安迪·沃霍遇刺、畢加索逝世、薩特全瞎……這些人事均在1970年前後發生，柯波拉的《現代啟示錄》、斯柯西斯的《出租車司機》、帕索裡尼的《天方夜譚》、彼得·魯奇的《1900年》等經典電影均攝於七十年代。索爾仁尼琴、米蘭·昆德拉、馬爾克斯、三島由紀夫、川端康成……長串的名單，他們，都在七十年代完成了自己最重要的作品。
我不想描述七十年代我與知識和藝術的可憐糾纏，當我後來去到域外，總算明白自己幾乎是野蠻人。因此1978年上學後的發現值得一說：原來京城文革期間竟有詩人團夥、地下藝術家，以及早就試圖謀反或治國的少年匹夫。至今的相關傳說，最集中，最傳奇，幾乎獲得唯一的敘述與被敘述者，是北京群體。他們在七十年代的流傳書單，江南聞所未聞：《麥田的守望者》、《二十二條軍規》，還包括貓王與約翰·倫農的唱片……首都文藝高幹子弟可能是這個圈子的背景甚至核心，亂世聚散，他們是共和國第一撥青苗，也是頭一代忤逆的人，他們和父輩一樣，天生渴望事功，天生不安分，誠哉居江湖之遠而思廟堂之高，看來儒與我黨的混合基因，不絕如縷——在幾位老高中生的文革回憶中，他們研讀內部刊行的西方政治、歷史與經濟譯作，年紀青青，七十年代即以國務院的眼光思路，在邊村油燈下擺弄未知的國家棋局了。
而當時代轉亮，有人活著看到以上一切，然而懷抱純淨的絕望，熄滅了：1976年12月，穆旦寫出七十年代無可替代的詩作，《冬》，翌年二月死去。此刻，我不知該接引他的哪一句：「但如今，突然面對墳墓」，還是「多少人的痛苦隨身而沒」？我默念，不像讀詩，而是面對死者的遺物：放回1976年，心情全出，那是七十年代極深處的真實，以性命承受這真實感，並非我輩，而是上一代人。
諸位：倘若我們當年不是十七八歲，而是身為父輩或祖父輩的老人，該怎樣講述七十年代？會不會願意講述？
在各種文革回憶文字中，我留心受難者的年齡和死去的年份。淹滅的平民算不清，沒人說，廣西河灘被分食的冤鬼，就有老人在——卻說拿天下的一代，1970年前後，劉少奇、彭德懷、張聞天、賀龍……相繼恨恨而死，火葬時不具名姓，惟有編號。問題不在壽數，而是：有誰在七十年代進入晚年麼？那是老來遭遇的大劫、地獄、沒頂之災，且無可逃遁。穆旦，還有不及活到1976年的顧准，當他們在七十年代寫著詩與文，正是我們現在的年齡：現在，七十年代早已退遠，我們苦盡甘來，但對於穆旦顧准，那十年是迎面而來的深淵：並非死亡，而是覆滅，「多少人的痛苦隨身而沒」。
馮友蘭，梁漱溟、胡風、周揚、沈從文、巴金……不少高壽的人物活下來，經落實政策，有人敬，有人伺候，坐在京城哪個院子或公寓深處，但看晚歲照片，給很深很深的絕望堵著，吐不出，嚥不下，鬱結為神色，顯然難以消化七十年代的巨惡與毀劫；他們過去各自守護的主義、志業，似乎無助於七十年代給予的大絕望。嚴厲整人從無笑臉的周揚，晚年詞彙總算出現「人道」，這遲來的良知，等同空話，令我厭惡，其實和以上幾位曾在他鄙視與掌控範圍的人相比，他的文革遭遇更壞：秦城監獄蹲了九年。
「這世界會好嗎？」在生命終點，梁淑溟瞪著失去焦距的炯炯雙目，如是說。
如今回來分羹的海龜人士有福了。懸想四五十年代自英美蘇聯回來報效祖國的前輩，除非會弄核子飛彈之類，老舍，傅雷，即選擇自我了斷，不肯熬到七十年代。我現在知道他們在外面黃油麵包吃過，回來是什麼意思，什麼感覺，他們真的愛國家。我輩的品學怎與前代比呢，他們中有人便這樣收場了。
穆旦還參加過抗日遠征軍，並曾留學美國。
比穆旦輩小一代的中年人，七十年代晚期大約四十多歲吧，留得一命，固然重拾尊嚴，得享晚年，但我記得1966年文革風動，父親日常答非所問，心事重重。他在病榻向我口授書信，其中一句：「今年四十歲了，一事無成」說這話時，文革才剛開始——諸事有成的中年人遭遇七十年代，也無非虎被犬欺。中央美院教授候一民先生，儀錶非凡，學生時期即地下黨員，文革初被侮辱痛毆時年僅三十多歲，幾乎死，而父兄俱死。1978年初見我，他端詳片刻，說：你們可沒給耽誤啊！
是的。1976年後的中年長輩與悲觀和時間展開持續博弈，或委身才學之外的去處。但那種奮然豁達，在深處，仍出於七十年代無可挽回的失敗感——上一冊《八十年代》叫來我輩談論，這本書的敘述者仍是我們，這是一種權利麼？七十年代的苦雨殃及所有人，若是人人痛說，本書不過滴水。要尋求別種輩份的敘述，卻也為難：晚生的七十年代印象，模糊不確，中南海幾代主事者則大不情願，他們苦心給政權換一付面孔，即巴望甩脫七十年代的陰霾——以七十年代揣想毛週一輩，那是無盡淒慘，臨了個個不得歡顏：從南昌井岡山一路鐵血，那是他們的最後歲月了，幸有鄧小平收拾整合，遂有後來。他曾以七十高齡徒步登攀黃山，可是請鄧公談談七十年代，怕也沉默吧。1973年我聽南昌郊區來人說，親見鄧小平整日在被迫蟄居的院子裡負手踱步，團團轉，小孩跨牆朝他扔石子，他只停下望望，不吱聲，繼續走。
歐美人談起七十年代，至今神往：不論文藝、哲學、越戰，還是民權、金融、科技，那是戰後資本主義陣營重建信念、開拓價值的好時光，是人家進入二次現代化的響亮時代；日本干乾淨淨的崛起，正在七十年代，臺灣九十年代初組織文人議述的七十年代專題，讀來也和世界主潮不隔——我們的七十年代便是一部「陽光燦爛」麼？不是說不像，而是如今敘述七十年代的人即當年失學撒野的小孩子，小孩子心眼中，四出耍鬧的青春戲，竟可以是天堂。
談論七十年代就是談論文革。我們迄今尚未獲致追究文革的堂堂共識，尤難找到準確的語言——西方反芻歷史的思想工具，嫌太豐富：譬如漢娜·艾倫特剖析納粹文化，頭頭是道，以賽亞·伯林痛陳民粹主義的百般迷障，尤其深廣——他對艾倫特不以為然——在海德格爾、馬丁·瓦爾澤、君特·格拉斯那裡，同一歷史公案持續展開強勁的道德緯度，緊張而飽滿……然而西方的訓誡總難契入我們的痛感，更與中國七十年代的災相與禍源，大有所隔。我讀《古拉格群島》和奧斯維辛的故事，無話可說，然而勞改營和焚屍工程，畢竟呈現為一種人類罪惡的「行政架構」和「專業景觀」，足使後人的指控有根有據，揭示歷史脈跡的所以然。如此看看，中國人的渾渾噩噩若無其事，簡直億萬活神仙。
而納粹與前蘇聯的罪孽在西方無論如何是定了性了，那是反省與銳變的大前提——舊時代的帳目遠未結清，簇新的時代改頭換面，出發上路了：這偉大的民族真會「向前看」，而至今毛的大肖像和大寢陵停在首都心臟，供人瞻拜……中國人的不治而癒，不癒而活，耿介如西洋人，弄不懂的，類似的歷史修辭，他們沒有。而中國修辭的古老歷史，及這修辭所能涵括的人文與道德，自先秦到民國，經五四開裂潰散，也還殘破苟延至於五六十年代初，進入七十年代，行至終點。
此後，種種「底線」的大規模喪失過程，於焉開始，直到現在。現在，這民族的萬般活力與事功，已令世界瞠目，這倒是幸賴七十年代的大教訓，然而，圖強求變的活力與國家的元氣，不是一回事——此番便是這樣的將七十年代匆匆表過，淹在書肆裡，六十年代、五十年代，及上溯四十年代之前的歲月人事，如何打發？那都是歷史的壞帳濫帳糊塗帳，不追究前因的前因、後果的後果，我們活該世代幼稚——實在說，七十年代的人質無分年齡，那十年的癌細胞早經內化為眾人的心理與生理結構，深藏而細膩，並抓住每一種理由，對內心說：忘卻七十年代。
不是麼？有關文革的講述久已在芸芸多數那裡，大悖時宜，我聽說近有高端學術論壇中的少壯豪傑，西裝領帶，當面申斥在場人士省思文革的發言。難怪，這類國家主義邏輯，早經根植於將歷史活埋的七十年代。
朝露，翠嶺，鷓鴣聲從深壑間歇傳來，燈油盡了，熄滅前，火苗忽然那麼一亮，輕輕炸響，還有，雨後暴漲的山溪——在私人記憶中，我從未停止懷念七十年代。除了以上污濁紛亂的描述，假如我有過最為優美的內心體驗，是在那十年。什麼能替代一個人在少年時分的所見所感？村頭的溪蜿蜒出山了，匯入兩條寧都縣境的清流，單是名字就那麼好聽：琴江與梅江，「秋來江水綠如蘭」。
刻劃常態時期的種種惡，容易，講述罪孽時代的片刻歡悅，很難，而且不宜。流落的滋味，容我直說，另有田園詩意，而自強的過程總會被解作浪漫。吃苦受罪的最佳時段是在青少年時代，倘若爭氣，日後賠得起，看得開。回顧七十年代的艱難是在個人經歷與政治事件、青春細節與國家劇情，兩相重疊，難分難解——這篇長稿的命題不是私人履歷，而是「七十年代」。
截止目前，我仍未打算回去贛南或蘇北兀自懷舊。好在是十六七歲上遭遇流放，不懂事，僅有命運的觸覺。七十年代算得天地不仁，終於拿青春沒奈何。幸虧年輕！這題目，是為我輩僥倖，也為那時代無數被吞沒的人。
(摘自：《七十年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