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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借流行音樂給民眾洗腦(組圖)

 2012-06-09 12:30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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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


樂隊指導盧茨·滕普林是薩克斯管演奏家


「查理和他的樂隊」錄製的唱片

作為納粹德國宣傳機器的一部分,這支「御用」爵士樂隊中卻混進了猶太人和吉卜賽人,甚至還有共濟會成員、同性戀者和共產黨員。

說起「藝術為政治服務」這一理念的忠實信徒,約瑟夫·戈培爾的名字不該被落下。這位擁有文學博士學位的納粹德國宣傳部長深知,相比報紙和廣播,政治化的藝術才是懾服人心的最佳手段。正是在他的授意下,在視流行音樂為異端的第三帝國,誕生了一支「御用」爵士樂隊;他們為法西斯政權歌功頌德的樂聲,隨著電波和唱片貫穿於二戰始終。

從封殺轉為利用

20世紀30年代末,爵士樂風行歐洲大陸,惟獨在納粹德國處境艱難。美國《史密森尼雜誌》網站載文稱,這主要是因為爵士樂源於美國且「雅利安人的貢獻不多」,納粹遂將其認定為墮落的象徵,稱「即興中斷和重擊……會破壞日耳曼民族的純潔和紀律」。在公開場合,第三帝國高官的措辭更加嚴厲,「罪惡巴比倫」曾是戈培爾對爵士樂的蔑稱。

這樣的表態在當時並不令人奇怪。畢竟,打壓流行音樂是納粹當局一以貫之的政策,最不濟的情況下也要保證其「政治正確」。為此,第三帝國文宣系統頒布的各種限制性條款稱得上五花八門。按照捷克音樂家兼作家喬瑟夫·史考弗瑞奇在其小說《低音薩克斯管》引用的法令內容,民間爵士樂隊必須遵循以下要求,才能在德國境內正常演出:

狐步舞節奏不超過全部曲目的20%;歌詞要表達「生活的喜悅」,而非「猶太人風格的憂鬱」;曲風要輕快,與雅利安人的紀律和節制感相稱;最多只能有10%的切分音,杜絕歇斯底里的節奏;嚴禁使用與德國精神相悖的樂器;低音提琴必須獨奏;弦樂器禁用撥弦;禁止即興演唱;應限制使用薩克斯管,用小提琴、大提琴、中提琴取而代之……

不過,供職於納粹宣傳部的官員們逐漸意識到,一味打壓流行音樂可能適得其反——民眾打開收音機時,並不想翻來覆去地聽那些歌頌國家社會主義的進行曲。隨著戰火熊熊燃起,戈培爾率先意識到,要想消除國民的厭戰情緒並打擊英美對手的士氣,作為武器的流行音樂必不可少。與其單純地封殺,倒不如給爵士樂一點自由,令其「為我所用」。

樂隊骨幹特權眾多

有了靈感,戈培爾很快開始招兵買馬。這支「御用」爵士樂隊的頭面人物,既要在藝術領域有說得過去的造詣,政治忠誠度也容不得半點含糊。思來想去,次中音薩克斯管演奏家盧茨·滕普林成了合適的人選。滕普林並非納粹黨員,但生性圓滑,同包括戈培爾在內的多名高官私交甚篤,自然,文宣部門在策劃「爵士樂攻勢」時首先想到就是他。

接下來,希特勒的宣傳部長又找來了愛爾蘭裔美國人威廉·喬伊斯和貝利·斯圖爾特,安排他們給樂隊主唱卡爾·施威德勒出點子、寫歌詞。來自杜伊斯堡的施威德勒時年38歲,天性機靈善變,在黑白顛倒的藝術界同樣如魚得水。投身樂壇前,他曾在外交部廣播局的美國司工作,英語完美無瑕,低音尤其渾厚。

既然是被戈培爾相中的紅人,樂隊骨幹們享受的特權自然少不了。就拿施威德勒說,即便是戰爭最激烈之時,他仍然過著花花公子般的生活,穿著印有黨衛軍字母的名牌襯衫到處旅行,還經常以採購唱片的名義前往瑞士,每次帶回的名酒、巧克力、香菸都比音樂素材多幾倍。據貝利·斯圖爾特回憶,「他一邊炫耀伊頓公學的領帶,一邊擺弄刻有盾形紋章的巨大戒指。」至於服兵役,有宣傳部長撐腰,這項義務自然與樂隊成員無關。

納粹宣傳機器的效率不可謂不高。戰爭爆發後的第五個月即1940年1月,德國聽眾吃驚地發現,收音機裡重新響起了一度銷聲匿跡的爵士樂,滕普林挂帥的「查理和他的樂隊」從此走進千家萬戶。這裡不能不提一下德軍王牌飛行員沃納·莫爾德斯,此人是狂熱的爵士樂愛好者,總是趁著升空作戰的機會收聽來自英吉利海峽對面的廣播——英國BBC會定期播送流行音樂節目。據說,當戈培爾把官辦爵士樂隊的方案呈報給希特勒時,正是莫爾德斯「收聽敵臺」的事跡,促使元首拍板批准了這一項目。

篡改歌詞為宣傳服務

雖然和英美同行相差甚遠,「查理和他的樂隊」提供的爵士樂,還是比納粹德國兜售的其他東西更具誘惑力。其中,知名鋼琴演奏家普裡莫·安傑利和號稱「德意志第一鼓手」的弗裡茨·布洛克斯皮爾出力甚多。當然,作為官方認證的樂隊,政治正確性是他們必須時刻牢記的,用納粹宣傳部官員的話講,「我們絕對不能像黑人和猶太佬那樣,整天光演奏那種頹廢的玩意兒」——在樂隊創立初期,真正的爵士樂只佔全部曲目的15%左右。

這支樂隊演奏的曲目,許多來自好萊塢電影和百老匯音樂劇。儘管施威德勒等人有權購買屬於「違禁品」的外國唱片,相當一部分曲目,仍是經無線電監聽站接收並轉錄的。

大概是為了吸引聽眾,每首歌曲的第一段保持原樣,接下來的部分就變了味:丘吉爾是醉醺醺的自大狂,為躲避炸彈整夜藏在地下室裡;羅斯福則是金融寡頭的傀儡;盟軍參戰的全部目標都是「為猶太人造福」……大多數情況下,類似的「二次創作」遵循固定模式:宣揚日耳曼民族的優越性,企圖讓聽眾相信,第三帝國的勝利是遲早的。

隨著戰爭繼續,越來越多的德國公民應召入伍,樂隊的規模卻不斷膨脹,人員成分也變得複雜起來,甚至出現了來自比利時、法國和義大利的面孔。通常來說,他們上午現場演奏爵士樂,下午前往其他地點重新集結,演奏的內容也換成了官方核准的「愛國主義歌曲」;到1943年秋天,盟軍對柏林的空襲加劇,樂隊被迫遷到斯圖加特,只做直播。

即便如此,樂隊的演奏水準保持了相對穩定。1943年5月,一位名叫彼霍內克的編曲在日記中吹捧道:「我晚上到了柏林。在黑暗中,可以依稀辨認出被毀滅性空襲炸塌的大樓……第二天早上,我前往巨大的廣播中心,那種感覺就好像愛麗絲漫遊仙境。這個樂隊有3把小號、3把長號、4個薩克斯管以及完整的伴奏群……滕普林先生招募了全歐洲最優秀的音樂家!他們正在演奏爵士樂!千真萬確,都是些最新的美國歌曲!」

無人在戰後遭追究

然而,外界並不十分清楚,不少音樂家與納粹宣傳機器的合作,只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的結果。如果沒有「查理和他的樂隊」作為庇護所,他們只能上前線打仗或者冒著轟炸去兵工廠幹活。據歌手伊夫琳·庫內克回憶:「樂隊裡混進了猶太人和吉卜賽人,甚至還有共濟會成員、同性戀者和共產黨員……」在正常情況下,這些人都是納粹肅清的對象。

另外,似乎很少有證據表明這支爵士樂隊如戈培爾所願,成功削弱了盟軍的士氣。施威德勒等人的英語十分流利,可他們從未掌握英美諷刺文化的真諦。一個例證是,樂隊曾把錄製好的數百張唱片分發到戰俘營,其中大部分只聽過一次,就被戰俘們打成了碎片。

無論如何,作為納粹宣傳機器的一個零件,「查理和他的樂隊」生存到了戰爭結束。檔案記載,他們最後一次廣播是在1945年4月上旬,彼時,距美國陸軍攻佔斯圖加特,電臺被撤退的黨衛軍炸毀不過幾天時間。

在戰爭結束前的一個星期,這一切的始作俑者約瑟夫·戈培爾,在柏林的地堡裡舉家自殺。相比之下,「查理」樂隊的骨幹成員,卻無一受到盟軍通緝或追究。為滿足英美佔領軍的文娛需求,恢復「民間音樂人」身份的盧茨·滕普林,在1945年下半年進行了大量巡迴演出,接著又利用攢下的錢,在漢堡開辦了一家音樂出版公司。作為頂尖鼓手的弗裡茨·布洛克斯皮爾在一處農場躲了幾個禮拜,之後便繼續演藝生涯,直到1990年撒手人寰。

至於有著渾厚嗓音的卡爾·施威德勒,同樣憑藉見風使舵的本領逃脫了可能的指控。上世紀50年代初,曾有人見到他在西柏林的一家賭場裡做事;1960年,帶著一堆懸而未決的謎團,這位昔日的樂隊主唱突然攜妻子和孩子移民美國,之後便不知所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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