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與知識份子

一九八○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各種專業人士粉墨登場，一九八九年六四鎮壓之後，知識份子隨之分化。其中一些堅定的八九一代，被冠以持不同政見者（或異議人士）。這起鎮壓事件集結起不同年齡和職業的知識人，而更多的八○年代活躍人士，則被體制利益收買.異議人士以入獄、流亡構成群體背景，後者固化依附在體制而噤聲。

六四事件成為大陸知識份子分化的節點，在於他們遭受體制嚴厲清洗，與以前反右、文革等政治運動所不同的是，肉體並未被消滅，流亡海外成為共同選擇，這也因此嚴重削弱了他們對大陸的影響力。包括最為年輕的學運領袖，他們亟待完成知識和歷練的儲備。

六四之後，流亡空檔和政治恐懼，造成大陸知識界在一九九○年代整體沉默，同時為那些擁抱體制的知識份子提供了話語權。市場經濟使得社會走向多元，儘管政治禁錮從未鬆弛。所以，一些經濟學家成為知識份子代言人，他們對經濟社會發言，進而達到對整個社會的發言。

二○○○年之後，網際網路的興起與普及，為知識份子完成自我救贖，提供了便利，並且打通國界封鎖.流亡海外並且堅守正義的知識份子，他們的基本完成西方價值觀的實地學習和觀察，新穎的思想觀念源源不斷經由網際網路傳播進來。同時，西方政治、文化、社會和經濟著作被大量譯介而入。最為重要的是，因為市場經濟和人口流動，讓體制內的知識份子再次分化，一些人依靠自己的專業知識和聲望，不依靠體制能夠生存，成為民間代言人。獨立思考和批判精神在消失多年後，再次出現.

回顧整個二○○○年代，網際網路助長的僅是個人化表達的井噴，還未自覺到知識份子本位思考和社會角色定位。在一個自由開放的民主社會，知識份子業餘性和邊緣化，方為本真狀態.然而，在中國大陸卻恰恰相反。他們依據知識和智力雙重優勢，儼然成為社會正義代言人。弊端在於，網路竄紅非常容易，由於個人閱歷和知識結構缺陷，往往變得自負天真、自我膨脹，無能看清專制制度真相，反而淪為「小罵幫大忙」角色。而自我教育也來自網際網路，博客與微博出現，將網路封鎖與反封鎖，刪帖與再貼演繹到極致，但畢竟不是力量對等的博弈。現實中國與網路中國，幾乎是兩種面目。

薩伊德在其著作《知識份子論》，敏銳地描述出知識份子業餘性，知識份子是指那些批判社會和政府的群體，跟他們的職業和教育程度無關，這就擴展了參與批判者的範疇和專業度，最大限度地對公權力和社會醜惡現象作出監督。

六四事件製造了一批異議知識份子，以作家、詩人、學者、律師和記者構成，散居海內外。但這個群體因網路封殺，他們的名字較難進入大陸網路視界。他們經過牢獄和流亡鍛造及痛苦思考積澱，兼具普世價值和經驗優勢、公民意識和社會擔當，以及謙卑理性等人格魅力。知識份子等於異議人士。如果說當下中國大陸還有知識份子，那就是這批鮮為人知的異議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