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與知識份子

一九八○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各種專業人士粉墨登場,一九八九年六四鎮壓之後,知識份子隨之分化。其中一些堅定的八九一代,被冠以持不同政見者(或異議人士)。這起鎮壓事件集結起不同年齡和職業的知識人,而更多的八○年代活躍人士,則被體制利益收買.異議人士以入獄、流亡構成群體背景,後者固化依附在體制而噤聲。

六四事件成為大陸知識份子分化的節點,在於他們遭受體制嚴厲清洗,與以前反右、文革等政治運動所不同的是,肉體並未被消滅,流亡海外成為共同選擇,這也因此嚴重削弱了他們對大陸的影響力。包括最為年輕的學運領袖,他們亟待完成知識和歷練的儲備。

六四之後,流亡空檔和政治恐懼,造成大陸知識界在一九九○年代整體沉默,同時為那些擁抱體制的知識份子提供了話語權。市場經濟使得社會走向多元,儘管政治禁錮從未鬆弛。所以,一些經濟學家成為知識份子代言人,他們對經濟社會發言,進而達到對整個社會的發言。

二○○○年之後,網際網路的興起與普及,為知識份子完成自我救贖,提供了便利,並且打通國界封鎖.流亡海外並且堅守正義的知識份子,他們的基本完成西方價值觀的實地學習和觀察,新穎的思想觀念源源不斷經由網際網路傳播進來。同時,西方政治、文化、社會和經濟著作被大量譯介而入。最為重要的是,因為市場經濟和人口流動,讓體制內的知識份子再次分化,一些人依靠自己的專業知識和聲望,不依靠體制能夠生存,成為民間代言人。獨立思考和批判精神在消失多年後,再次出現.

回顧整個二○○○年代,網際網路助長的僅是個人化表達的井噴,還未自覺到知識份子本位思考和社會角色定位。在一個自由開放的民主社會,知識份子業餘性和邊緣化,方為本真狀態.然而,在中國大陸卻恰恰相反。他們依據知識和智力雙重優勢,儼然成為社會正義代言人。弊端在於,網路竄紅非常容易,由於個人閱歷和知識結構缺陷,往往變得自負天真、自我膨脹,無能看清專制制度真相,反而淪為「小罵幫大忙」角色。而自我教育也來自網際網路,博客與微博出現,將網路封鎖與反封鎖,刪帖與再貼演繹到極致,但畢竟不是力量對等的博弈。現實中國與網路中國,幾乎是兩種面目。

薩伊德在其著作《知識份子論》,敏銳地描述出知識份子業餘性,知識份子是指那些批判社會和政府的群體,跟他們的職業和教育程度無關,這就擴展了參與批判者的範疇和專業度,最大限度地對公權力和社會醜惡現象作出監督。

六四事件製造了一批異議知識份子,以作家、詩人、學者、律師和記者構成,散居海內外。但這個群體因網路封殺,他們的名字較難進入大陸網路視界。他們經過牢獄和流亡鍛造及痛苦思考積澱,兼具普世價值和經驗優勢、公民意識和社會擔當,以及謙卑理性等人格魅力。知識份子等於異議人士。如果說當下中國大陸還有知識份子,那就是這批鮮為人知的異議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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