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讚張鐵生：我要用這塊石頭打人了！(圖)

文革著名「白卷英雄」 張鐵生（資料圖片/看中國配圖）

1973年因「白卷英雄」一稱家喻戶曉的張鐵生在文革結束後被判入獄15年，1991年刑滿釋放後下海經商，成為禾豐牧業原始股東，持有3,200多萬股。公司若順利上市，張鐵生身家估計將超過3億元人民幣。張鐵生經歷引發大陸民眾熱議。

據《現代快報》報導，5月17日晚間，中國大陸證監會官方網站發布10家企業招股說明書，禾豐牧業位居其中。根據招股書，遼寧禾豐牧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禾豐牧業）主營業務是飼料生產銷售，本次擬在上交所發行不超過6500萬股。在禾豐牧業股東名單中，第六大股東、第五大自然人股東「張鐵生」尤其顯眼。數據顯示，生於1950年的張鐵生，是禾豐牧業最主要的7名發起人之一，現持有禾豐牧業3224萬股股票，佔發行前總股本的6.8%。「張鐵生」為何引人注目？原來他就是1973年因高考而家喻戶曉的「白卷英雄」。

1973年的高考是文革10年中唯一的一次高考。這一年，遼寧知青張鐵生被推薦參加大學考試。據記載，在最後一場理化考試中，張鐵生只會做3道小題，其餘一片空白，他卻在試卷背面寫了一封「給尊敬的領導的一封信」。在信中，張鐵生訴說他因不忍心放棄集體生產躲到小屋裡去複習功課，從而導致文化考試成績不理想。這一封信讓張鐵生得到重視，最終被鐵嶺農學院畜牧獸醫系錄取，並被冠之以「白卷英雄」一稱。

「白卷英雄」張鐵生的出現也影響了當年大學招生的路線，導致考分越高越沒有學校敢要，被錄取者多是成績平平甚或中下者。

因為這封寫在試卷後面的信，張鐵生被樹為「反潮流」的「英雄」，被推薦進入大學後一路高升。1975年，四屆人大召開，他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江青、王洪文接見了他。江稱他是一塊「有棱有角的石頭」「我要用這塊石頭打人了！」1975年8月，張鐵生升任鐵嶺農學院領導小組副組長、黨委副書記。1976年四人幫被捕後，張鐵生亦隨即被捕，被撤銷所擔任的職務和開除黨籍。1983年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陰謀顛覆政府罪判有期徒刑15年。刑期從1976年算起。

1991年10月，張鐵生刑滿釋放。1993年2月，張鐵生和金衛東（禾豐牧業實際控制人）等4人合夥出資20萬元成立瀋陽市天地飼料廠。1998年初，天地飼料廠被並入金衛東旗下的瀋陽禾豐牧業有限公司（禾豐牧業前身），張鐵生拿到了瀋陽禾豐10%的股權。截至2002年5月31日，公司前身瀋陽禾豐淨資產不足2400萬元。當時張鐵生持有20%的股份，但有9%的股份是代持「預留股權激勵股」，歸他本人所有的有11%的股份。如此算來，張鐵生當時所持股權對應淨資產不到270萬元。不過，到2011年年底，禾豐牧業淨資產已將近13.6億。張鐵生6.8%的持股比例對應淨資產達九千萬元。如果上市，張鐵生的身家將更加驚人。2011年，禾豐牧業每股收益為0.57元，按主板平均20倍的發行市盈率預測，禾豐牧業的發行價在10元左右，張鐵生所持股票將為他帶來3.2億市值的財富。

張鐵生一生沉浮引發大陸民眾在網路熱議。廣東深圳市網民「巧發奇中880156」認為：張鐵生不過是那個時代的犧牲品而已。沒有那個罪惡的制度，怎麼會有那樣的張鐵生？這不過是某些集團想推卸責任，轉嫁矛盾焦點而已。「巧發奇中880156」表示，一個知青當初能有多大的能耐，最後成了家戶喻曉的「白卷英雄」，完全是政治鬥爭的犧牲品！特別是知青當了生產隊長，能有多少精力去複習文化知識，迎接高考？只有曾經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才能夠去理解張鐵生當初究竟是遇到了什麼；同意網友所說的：「一個下放知青當時說了真話！」「是金子總會閃光的」。

網民「踔絕之能」說，張鐵生只是當時的當權者的一枚棋子，形象一點就是那時的「大號五毛」。網民「勉勉強強555」認為，作為知青的張只是說了一些心裏話，是真話，最多也是發了點牢騷，沒有什麼不妥的地方，某些人因政治需要將他捧上了天。為此他付出了15年青春的代價。現在他靠自己的努力發福了，也沒有什麼不妥的，和以前的歷史沒有關係。我覺得他是個有能力的人。網民「輕鬆生活」表示，絕不能因為張鐵生發了財，就肯定他過去的一切言行！文革招收大學生是以推薦方式進行的。1973年，增加了文化考試一項內容，曾打算把考試成績作為錄取條件之一。但後來因為出了張鐵生的白卷事件，考試成績全部作廢，最後錄取仍然是以推薦為準。直到1977年文革結束，才完全恢復了高考。可以說，張鐵生的白卷，對恢復高考起到了阻礙的作用。但是現在，考試這個事情做過頭了，把學生變成了考試的機器，埋沒了學生的創造性。尤其是研究生、博士生的培養中，過度關注論文的數量，忽視了創新能力的培養。因此，中國的教育體制必須改革。但這並不等於支持張鐵生的白卷。
其實，張鐵生9年前也曾一度引人注目。自從湖北知音出版集團所屬《打工》雜誌刊登了《昔日‘白卷英雄’張鐵生成‘千萬富翁’》的搶眼文章，並在短短几天內迅速被各大報刊、網站轉載後，出獄後一直小心迴避媒體的張鐵生再次成為傳媒的熱點。據華商晨報日報導，在向《打工》雜誌多次提出「報導失實」意見不被理睬的情況下，張鐵生於2003年12月15日委託律師到瀋陽市瀋河區法院起訴《打工》雜誌及其記者程龍華侵權，並責成被告在《打工》雜誌以及轉載此報導的所有報刊、雜誌上公開賠禮道歉、消除影響，同時要求損害賠償10萬元，請法院將這筆賠償款轉交給瀋陽市的貧困地區康平和法庫縣的希望小學。

據報導，在遞交到法院的起訴書中，張鐵生對於《打工》雜誌刊文經過是這樣述說的：「《打工》雜誌記者程龍華追求所謂新聞效應，也為著盈利目的，處心積慮地計畫在我身上搞一次新聞報導。他知道我一直拒絕媒體採訪，就多次找遼寧日報社記者王冬梅約稿。程說，找別的記者採訪不到張鐵生，必須找王冬梅。被王冬梅回絕後，他改換了戰術。以報導公司為藉口、為誘餌，從正面直接找到我所在公司，程不面見我，而是從側面找辦公室人員‘採訪’。據禾豐公司總部秘書付明回憶，有過一位程姓記者，說是報導公司，但採訪中只對張總本人感興趣。為了收集深一層的有關素材，程式直接去北京找到了禾豐公司金衛東董事長，仍是以報導公司為藉口騙得了董事長的熱情接待，進而又騙得了對我的‘電話採訪’。由於程說電話採訪是董事長的安排，在電話中我強調只能報導公司，不能報導本人，也談到曾經受到過《新家庭報》記者欺騙。程明確表示，絕不報導個人，又做了不報導個人的承諾，我才被動地介紹了公司的歷史和現狀。不想我很快在瀋陽媒體看到了程的這篇不實報導，付明秘書質問他時，程還在謊說‘不會那麼快吧，稿子還沒發呢？’就這樣我第二次遭到了記者的愚弄的欺騙。我極度憤慨。我及委託代理人曾幾次要求該雜誌社嚴肅處理此事並回信來人，可終未辦到。為此，我對二被告提起訴訟，依法維護我的合法權益。」……

談到「依法維護合法權益」。就令人想起「文革」，在那時，「依法」不可能，因為毛澤東自稱「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既然無法可依，「維護合法權益」就成了笑料。大多數親歷者都會根據自身的回憶勾畫出一幅「文革」圖景。

描繪這幅圖景有兩個維度：個人及家庭在「文革」前所處的地位，以及「文革」為其帶來的變化。但鮮有人從文明進化這一角度來看，即「文革」到底是人類文明的演進，還是毀滅人類文明。出自個人境況來評價「文革」，畢竟非史家眼光。

「文革」對中國最大的破壞作用其實在於它斬斷了中國與人類文明的聯繫。毛澤東要反對的「封資修」，其實是當時世界文明的三大形態。封建者，是中國傳統文化留給現代中國的文明積累；資本主義，即西方資本主義文明；修正主義，是毛澤東曾視為老師的蘇聯社會主義文化。觀察毛澤東一生「功業」，無論是毛澤東建政前還是建政後，其主脈就是他從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照搬過來、且最欣賞的一句話：「要把顛倒的世界再顛倒過來」。這個「顛倒」，不只是江山易主，而是文明另造，他不僅要打碎人類在幾千年的文明歷程中經過自然選擇構建的社會秩序，而且還要顛倒過來。這個「顛倒」世界的夢想，應該起源於毛澤東接受馬克思主義及蘇俄革命理論之前。因為他幼年時就非常崇拜洪秀全與孫中山。這兩位頭上的桂冠現在很不相同，洪秀全是「農民革命領袖」，孫中山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先驅」，兩人的社會改造方式完全不同，但卻有一點本質相同，即以行動在踐履「敢把皇帝拉下馬」的英雄夢想。毛澤東將錦繡江山納入中共之手以後，農村以打土豪分田地的形式改變了農村的人地關係之後，建立了人民公社制度。最開始按照蘇聯模式建立的制度，讓他覺得很不順手。對蘇聯老大哥那套「專家治國」（即官僚要有高等教育學歷、專業資格），提高全民教育水準、生活情調布爾喬亞化，毛澤東心裏很不以為然。到以「九評蘇聯共產黨」為武器與蘇聯打了一場口水戰之後，毛澤東終於放開手實施其社會改造理想，其序曲是1964年開始了階級鬥爭為綱，再後來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文革」真正讓社會底層懷念的，應該說是社會地位提高的尊榮感。

毛澤東建政之後，1950年代的社會改造雖然按照1949年以前的社會資源（政治、經濟、文化）劃分了成份，釐定了階級等級，在農村裡對原有的社會精英採取肉體消滅政策，地主富農階層確實被打入十八層地獄，成了被侮辱與被損害的政治賤民。但城市裡的景象與農村很不相同，1949年以前的中上階層不少被消滅，活下來在政治上雖然成了賤民，但其家庭成員卻因為知識、專業技能而進入各種中、高階社會職業，如醫生、教師、工程技術人員，這類家庭與工人農民城市貧民及遊民出身的家庭，無論在生活方式、家庭成員教養方面還是很不相同。後者面對前者，無論如何還是克服不了那種因社會習俗帶來的自卑感。

更重要的是社會上升管道對低階家庭來說還並非暢通無阻。按中國1963年以前的學制，升學考試是擇優錄取，1949年以前的中上階層家庭在文化資源上有天然優勢，純工農出身的青年這方面雖然有「出身」這一政治優勢，少數人能夠被「保送」，但在成績面前總體上還是要敗給前者。毛澤東當然認為這種按能力開放上升通道的格局是個「顛倒了的世界」（他認為自己當年在北大受到教授歧視始終是個心結）。他的「文革」就是要將這種經過自然選擇形成的社會格局再顛倒過來，要害就是要將以工農城市貧民遊民為主體的社會底層徹底從這種自卑感中解放出來。「文革」初期在政治層面有兩個指向，一是針對中共官僚體制內的人物，當時各省地市縣的負責人莫不被抓去批鬥遊街，抄家剃陰陽頭，直到差不多兩年後被陸續「解放」並恢復官位；二是針對以「黑五類」為主的「二十一種人」，這類人更慘，抄家批鬥遊街剃陰陽頭一樣不少，在廣西湖南北京等地還發生過對這類人全家集體屠殺之事。這些人受到的迫害甚至都不在以後的「平反」之列，許多地方的地方志還避諱此類事情。「紅五類」成員可以奉毛主席革命路線之名肆意踐踏上述兩類人及其家屬子弟的尊嚴，對社會底層更重要的肯定，是社會上升管道對他們的特殊開放，當時的招工、招干、招軍以及招生，都以工農革命幹部子弟等紅五類子弟優先，這類出身加上政治表現就能夠獲得向上升遷的機會。比如有的地方「誰讀誰不讀，就看他們的父母解放前誰喝的麵湯多，不喝麵湯的沒資格讀」；以做乞丐與終身享受社會照顧為榮，也真只有毛澤東創造的那個顛倒世界裡才有的現象。

毛澤東還對社會底層智力與生活習慣予以肯定。毛澤東有句名言：「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這句話成為一些底層成員經常表現自己反智情結時念頌的「聖諭」。「工人農民腳上有牛屎，但思想最乾淨」甚至成為一些人斥罵衛生習慣良好者的話。中國社會的審美觀在那時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均以穿一身軍裝為榮，沒有軍裝就穿上解放裝。1972年中美建交後，外國人來中國，形容他們看到的中國人是一群群藍色灰色黑色的螞蟻。隨地吐痰在全國到處可見，隨地大小便在小城鎮及農村更是常事。但當這一切被義大利的安東尼奧尼攝入記錄片《中國》之後，大陸政府與國人又覺得這是對自己的嚴重冒犯，展開了一場由《人民日報》、新華社領軍的大批判，還發動居委會生產隊批判這部「反華影片」。一些社會底層成員在居民小組會上「大義凜然」地說：「吐口痰，妨礙帝國主義什麼事了？老子就吐了。」然後鼻涕濃痰一把一把地往地上甩，直到擠不出為止。

今天的社會底層懷念「文革」，理由是社會公正與沒有腐敗，城市工人則懷念當時有保障的生活。前兩點是懷念者臆相出來的話語。「文革」帶給底層人的歡欣，其實並非什麼「社會公正」，因為逆向性的社會歧視本身就是一種極大的不公正與人權剝奪。但社會底層卻可以在「文革」當中將原來比較優裕的人踩入泥裡，獲得一種翻身的快感；「文革」也不缺少腐敗，城市裡掌握稀缺資源的白衣戰士（醫療工作者）與一把刀（賣肉的）都是令人艷羨的職業。那些掌握資源的官員家裡餐桌上的菜餚永遠比普通人家裡豐裕，就連農村裡的生產隊長、會計與保管員都在多吃多佔上蛇有蛇路、鼠有鼠路。至於工人階級在「文革」獲得的地位，其實是種特殊的政治恩賜，是通過貶損其他階層而得到的，與今天西方國家那種奠基於權利保障之上的工人地位完全不同。

可以說，鄧小平的改革是將被毛澤東顛倒了的世界再度顛倒過來，只是那種權貴私有化的方式不值得肯定。社會底層在改革中失去的，主要不是經濟地位與他們幻想曾經存在的「社會公正」，而是曾經曇花一現的政治地位，這種政治地位主要由身份逆向歧視帶來的尊榮感構成。但這種以貧窮、愚昧、落後為榮的尊榮感，以貶損侮辱中上階層來提高底層社會地位的「文化革命」，在人類歷史上未曾出現過。過去以身份型為特點的封建社會不曾出現，那是重視家世、名譽、財富及文化傳承的社會；在現代契約型社會也不會出現，因為這種社會重視個人能力，通過公平競爭，個人能力可以幫助人們向上升遷，變得富有、知性、有教養。

上述問題是中國人不願意觸及的問題。知識階層不願意觸及，因為害怕得罪社會底層；社會底層不願意承認這點，乃因為他們多少知道貧窮愚昧永遠無法上升為褒義詞。也許，只有當中國社會的上升通道暢通，改革的不公引起的社會痛苦消逝之後，社會底層懷念毛時代與「文革」的現象才會從中國這塊土地上徹底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