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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黨的工具 劉少奇自食其果(組圖)

 2012-05-18 12:10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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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圖片/看中國配圖)

2004年85歲的司馬路老人出版中國歷史的見證《司馬路回憶錄》,這部長達近600頁的著作是司馬老人畢其一生心血,奉獻給世人的一步獨特歷史巨獻,善和惡是人性的兩面,雖不如硬幣的正反兩面那樣成比例,人之初,性本善,人們通常所說的人性都是指善的和自然的一面,惡應該是人性中最小的部分。

然而沒有一個時代能像共產黨時代那樣,把人性之惡張揚的那般登峰造極,那般淋漓盡致。共產黨的許多理論起了這個作用,其中之一是工具論,特殊材料論,司馬路書中披露,在中共內部劉少奇是這些理論最起勁的鼓吹者,劉原引斯達林共產黨黨員是特殊材料之說,大肆發揮道,一個共產黨員入黨以後,就像木料一樣的交給黨,黨今天需要把這塊木料做成椅子,就做成椅子,黨明天需要把這塊木料做成桌子,就做成桌子,當黨需要建築大廈的時候,你也可以變成棟樑,但是如果黨需要造一個馬桶,那麼你也得嚐嚐臭氣。

問題在於誰是黨?誰是我們?這本身是一個懸乎的表述,口稱我們,始於蘇共頭目的史達林,當時在蘇共高層居劣勢,在黨內居少數地位的史達林精於權術,扛起我們一詞,口稱代表黨,先後擊倒托洛斯基、季諾維耶夫、迦米涅夫、布哈林等黨內對手,實現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現代集權。史達林的發明到了毛澤東、劉少奇和中共厚黑集團那裡,成了活學活用的法寶,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慣用「我們」的中共頭目,操持這一話語工具愚弄黨內外。

司馬路記載,在一次會上毛澤東要王明表態,王明說在毛主席的旗幟下,我願意做黨的工具,劉少奇卻譏諷的說,你提出在毛主席的旗幟下是掩護,是有毒的,王又無可奈何的說道,我願意做一頭驢慢慢走,跟著毛主席走可以嗎?劉卻不依不饒,他說做黨的工具是不可以有條件的。又可聯想到蘇聯大清洗的那段歷史,史達林以莫須有的罪名將無數政敵送進監獄,並企圖從肉體上予以徹底消滅,一些政敵不承認自己的罪名,史達林及其幫凶們便欺騙他們說,他們需要為黨的利益而犧牲,製造敵人,也是黨的需要。

讓人民相信即便和平時代,還有敵人,尤其有那些與帝國主義勾結的敵人,人人保持警惕,就能保住社會主義的果實。那些甘願充當黨的特殊材料和工具的人,天真的相信了黨的要求,紛紛違心的承認了那些強加於他們身上,毫不相干的罪名,扮演敵人,一些人在認罪的時候甚至還出於熱血沸騰的狀態,連黨的創始人之一元老季諾維也夫也違心的認了罪,不同的是被處決時,諾維也夫向黨提出了幾點卑微的要求,對此史達林在中央委員會上冷冷的說,你們看看,你們看看,這個季諾維也夫他居然敢對黨提條件。


(網路圖片/看中國配圖)

文革開始,劉少奇遭遇毛澤東親自炮轟和打倒,滿腹委屈的劉找到毛說,我只有一個請求,辭去一切職務,回到鄉下去種田,做一個普通人。此時此刻連劉自己都忘記了,他只是黨的工具,無權對黨提條件,當需要樹一個中共的赫魯曉夫,需要他這個反面典型,開弓沒有回頭箭,他想做一個普通人已經是痴心妄想。歷史對劉少奇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當他最後慘死在河南開封一個暗無天日的地下室時,不知他是否想明白了,正是他自己親自鼓吹的特殊材料論、工具論,成為置他於死地的殺手鑭之一,一切都是他自己做的孽,對他直接下毒手的那些人,也不過都是他自己調教出來的工具罷了。

應驗了中國那些絕妙的成語,自作自受、作繭自縛、請君入瓮等等,而且把毛澤東捧上神壇,劉少奇正是始作俑者,從延安整風到七大,劉帶頭給毛加上至高無上的冠冕,劉甚至把毛捧為中國革命的皇帝,其實類似的幫凶和下場又豈止劉少奇,凡舉彭德懷、賀龍、陶鑄、林彪等,又有哪一個不是如此呢?毛髮動文革之初,劉公開表示不理解,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劉並非不知道毛的意圖,就是衝著他而來,論面厚心黑,劉少奇也算高手,曾策應毛之詭計,惡鬥王明、周恩來、高崗、饒漱石、彭德懷等。

毛劉聯手,配合默契,無往不利,但厚黑深處終不及毛,輪到毛劉攤牌時,仍為毛所算,重炮落網,竟被毛置於死地,毛澤東先給劉少奇定下罪名,叛徒、內奸、公賊,然後才讓江青等人去籌集證據,使之符合罪名,江青等人籌集到抗戰期間劉少奇主持國統區的地下工作,二十多名中共高幹,包括薄一波、楊秉承等,因在國統區從事特務工作,被國民政府逮捕下獄,劉少奇指示這些被捕中共高幹,讓他們出賣一些在他們周圍追隨中共的進步青年,和反對國民政府的左翼知識份子,以換取釋放。


(網路圖片/看中國配圖)

薄一波等人照辦,而被他們出賣的進步青年和知識份子則盡遭槍斃,其中有的也是中共特務,只是級別較低,成了換取薄一波等人獲得自由的祭品。翻出這段歷史舊案,劉少奇被貼上叛徒、內奸、公賊的標籤,遭批倒批臭,薄一波等人則被打成61人叛徒集團,投入大牢。對比劉少奇,司馬路是幸運的,試想如果司馬先生沒有在1941年退出中共,那麼他可能在延安整風中,落得個王實味一般的下場,或者在反右運動中,被打入十八層地獄,或者在文革中,非死即囚,難逃一劫,又如何逃得過另一劫,劫劫相扣,在劫難逃。

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們整日沉陷於爾虞我詐,勾心鬥角,你死我活,他們都是身心被毀的殘疾人,無法回到生活,無法做一個正常人,可悲的是,由於他們做不了正常人,所有中國人也都做不了正常人,政治學習,罵大街似的報刊社論,批鬥會,自相殘殺,末日般的瘋狂。中國著名作家沈重文在他的作品蕭蕭前言中,有此一段,我只建造一座小廟,在這座小廟裡,我供奉的是人性,在眾多文人墨客中,沈重文的作品得以流傳就在於他對於人性的執著,共產黨無視人性,以黨性代替人性,司馬路曾誤投中共,失身虎穴龍潭,但即時醒悟,斷然抽身,回覆生活,回返自然,回歸人性,揚棄妖魔,供奉人性。


(網路圖片/看中國配圖)

司馬先生的一生何其大幸,司馬先生寫歷史,也處處寫人性,他寫中共歷史,以人物為中心,有蜿蜒的歷史,也有動人的故事,比一般的史料更生動,更珍貴,更有價值,他甚至寫到情慾與政治鬥爭,披露中共領袖人物因爭奪女人,而演變的權力鬥爭。他寫了許多人物,都有獨到之處,而且傳神,除了劉少奇,還有諸如周恩來是個道家,也是演員,戚秋白是一個書生,書生搞政治是一個歷史的誤會。

反觀中共史書或教科書,沒有人性只有黨性,而且竭盡顛倒黑白,指鹿為馬之厚黑能事,左派被說成是右派,愛國被指為叛國,人禍被混淆成天災,奴役被顛倒為解放,跪下去了被說成是站起來了,破壞中國文化被解釋成代表中國文化,製造兩岸分裂,被打扮成維護兩岸統一,末世被粉飾為盛世,屠夫被塗抹成偉人,中共以謊言書寫歷史,以致於連共產黨自己的歷史也被他們寫成了一筆糊塗帳。

文革後,中共竟需派人到海外收集文件,彌補中共文史的空白,對照之下,類似司馬先生這樣的回憶錄就彌補珍貴,面對那段被人任意編寫和竄改的歷史,司馬先生的回憶錄成為不可或缺的補充和糾正,他以其親身經歷記錄和見證了那一段凶險離奇的歷史,既有參與者的投入,也又旁觀者的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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