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戰爭使中國進入封閉狀態(組圖)

摘要：我們應該看到，朝鮮戰爭使我們整個國家進入封閉狀態，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也達到高峰，個人權力高度集中。朝鮮戰爭之後，1952年實行大學院校合併，教會學校沒有了，私立學校也沒有了。

　

李輝，1987年至今，在《人民日報》文藝部任編輯。

《封面中國2》

李輝：過去的新聞就是今天的歷史

《封面中國2》是李輝所著第二部關於《時代》週刊封面的作品了。他說這將是三部曲，要從上世紀20年代寫至80年代。自從多年前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看到《時代》舊刊，他就被《時代》週刊的封面吸引了———那裡凝聚了另外一種視角對中國的觀察與看法，那是來自大洋彼岸的一群新聞人的關注、思考與寫作的結晶。

「最重要的是《時代》週刊的報導隱藏著許多歷史上被遺忘的細節，」李輝告訴南都記者「一些人物在當時的影響、作用在後來被忽視了，但是他們的影響卻留了下來。」

《封面中國2》是尋找這種歷史線索的一個嘗試。這本書寫了5年，李輝蒐集了大量資料來補充、完善《時代》所給予的線索「比如這張名信片。」他指著書中一張聖誕節卡片告訴南都記者：「它看起來很普通，但是在1945年從青島寄往美國的。」名信片上，三個外國人騎著駱駝從中國的古塔向東而去。在日本人敗退後，青島的美國駐軍是當時美國援助蔣介石的主要力量。李輝說他從這張名信片上觸摸到了歷史的碎片。當時美國海軍駐紮青島，軍心思歸。一張名信片入不了正史，但在一個歷史讀者的面前引發了懷古之情。因為僅僅兩年後，美國駐軍即撤出青島。又過了兩年，蔣介石渡海至臺。

李輝驚嘆於歷史的複雜。對歷史學而言，因果律之複雜幾乎不可掌握。他承認自己時時迷失在語言的敘述、觀點的交錯，以及立場的選擇之上。何況，這本來就是歷史學者窮盡其一生也未必能摸到一二的一門藝術。

但更重要的是，對中國的歷史書寫者與讀者而言，中國幾乎從未逃出過中國本位敘述的巢臼。而《時代》的報導是一面鏡子，它所傳達的，是西方的看法。李輝說，拋去歷史評價不論，首先人們得瞭解「原來發生過一些我們如今並不瞭解的事，原來別人是那樣看待我們的」。

而這一切的源始來自於近100年來，大洋對岸一群同樣聰明、敏銳的記者「過去的新聞就是今天的歷史，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李輝收拾起書桌上散亂的筆記與書稿，回過頭對記者這麼說。

一部別緻的20世紀中國史

南方都市報：你從何時開始對《時代》週刊的過刊封面感興趣？

李輝：2001年，我在華盛頓的美國國會圖書館借出來1927、1943兩年的《時代》週刊。《時代》每期封面都會選擇一個人物為主的主題。蔣介石和宋美齡分別出現在當年的雜誌上。後來同事送我一本《歷史的面孔》，正是《時代》從1923到1994年的幾千個封面彙集，我突然感到很好奇，從1923年到20世紀末，有哪些中國人出現在《時代》封面上？這是我當時看到的最好的線索。

我本身是新聞界的人，我研究的對象有很多是新聞方面的。比如，《蕭乾傳》裡面有很多涉及外國記者，像蕭乾跟斯諾，斯諾在燕京大學新聞系當老師，就是教蕭乾。由於寫過新聞界老前輩的傳記，我對新聞老雜誌也比較關注。到現在為止，《時代》應該說是世界上影響最大的刊物。如果能把封面與中國事件、人物相關的雜誌以及相關資料收集起來進行解讀，我想會是一部很別緻的20世紀中國史。

南都：你是如何蒐集資料的？

李輝：在美國有一個朋友，他是美國一所大學東亞系的主任。我請他在美國的ebay網，以及舊書店買舊刊物。我寫第一本的時候，網上找資料很難找。而現在，《時代》把它所有過去的文章全部放上了網站。

放開之後又好又不好。好處就是我可以蒐集到特別全的期刊集，壞處就是信息量太大，那是海量的。我後來越弄越不敢做，就覺得發現、翻譯、消化這些材料的工作量太大，我實在是做不了那麼多。

南都：是《封面中國2》的內容並不侷限於《時代》封面集合。讀者看到題目可能會以為這是一本讀圖為主的書，但其實並不是這樣。

李輝：開始的動機是，如果把封面《時代週刊》1923年創辦以來封面的中國人物都拉起來，按照編年體來寫，就是一部二十世紀史。

但是我又不是像歷史學家那樣做歷史研究式的寫作，我畢竟不是歷史專業的，而是一個新聞人。出於這個職業敏感，從新聞的角度走進歷史。寫1946年到1952年這部分時，我買了許多各種民國時期的舊報、舊刊、舊雜誌，連一些民間的書信札我都買了一些。這個投入相當大。但是我覺得好不容易有這麼一個好的選題，那就做好它。

南都：當年的新聞就是今天的歷史。

李輝：對。從新聞的角度入手，然後參照不同的報刊的報導，和當事人的日記檔案和後來的一些相關人的回憶，我基本上是這麼幾塊糅起來，來做寫史的工作。

比如說寫司徒雷登這一部分的時候，主線肯定是《時代》週刊是如何報導的。我從他1945年出獄時《時代》的報導開始寫，牽引出時代的脈絡。我還參考他本人的回憶錄等史料，然後再收回來，看《時代》又是怎麼報導的。所以它雖然不是一本專門讀《時代》封面的書，但確實是與《時代》緊密相連的。

董橋寫過一本書叫《新聞是歷史的初稿》，其實任何份量、寫法的新聞，哪怕是個假新聞，它以後也是歷史的初稿，對歷史學家來說不存在好和壞、對和錯的問題，而是歷史信息的問題。

最重要的是歷史發生了什麼

南都：但是史料越多越麻煩，單方面的言說反而是最簡單的。史料豐富之後，它們之間會衝突，你會面臨歷史話語、措辭、立場的選擇。

李輝：確如此。作為一個寫作者，我要有自己的態度，把歷史的判斷隱藏在作者的背後。我不能夠違背史料所提供的東西。實際上，歷史寫作是一種藝術，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棘手之處就在這裡。

但回過頭來，我寫這本書的任務並不是要總結歷史規律、作出歷史評判。首要的問題是我們要知道歷史發生了什麼，要看到歷史的複雜性和多樣性。

譬如，談論朝鮮戰爭，以往我們只看到它讓中國人站起來了、揚眉吐氣了，至少美國沒戰勝中國。但是，你想想我們在文化上、思想上呢？我們整個中國在經濟建設上到底落後了多少年？中國付出的代價又有多大？我們應該看到，朝鮮戰爭使我們整個國家進入封閉狀態，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也達到高峰，政治體制進入停滯狀態、個人權力高度集中，政治運動和社會事件不斷升級。你看，所有大的政治運動和社會動盪都是在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之後發生的———1955年「胡風事件」及「肅反」運動，1957年反右，大躍進，三年災難，十年「文革」……

我們看到那一代知識份子，當時美國和中國成了敵對國家，在戰爭狀態下進行思想改造等這些事情的時候，一切都似乎順理成章；在戰爭狀態下，你要說你不接受，就是通敵。不像如今微博上很多人說你可以不表態呀，他們哪裡知道，那個時候你沒有不表態的權利。前幾天在黃永玉先生家聊沈從文，沈從文1950年代之後一直在恐懼狀態下生活，這種恐懼不是說天天怕死，他不知道哪天會發生什麼事，不知道哪天還會找他去談話。很多人和家庭，充滿著不確定性、不穩定性。

還有，朝鮮戰爭之後，1952年實行大學院校合併，教會學校沒有了，私立學校也沒有了，教育越來越單一化，雷同化和封閉，我們現在看到的不少中國教育的弊端，很多都源於這次合併。

南都：對，《封面中國2》集中在1946年到1952年，這段時間裏中國人不瞭解外界是怎麼看待我們的，這是一個基本的知識結構缺陷。

李輝：所以我覺得如果能有一個人用不同的方式還原當年的一些重要事件的場景，把這個事當時是怎麼發生的、當時的各種不同的媒體是怎麼報導的都寫出來，那會是一件很好的事。如果這樣，一個作者的精力更旺盛一些，能力更強一些，其實能夠把事情做透。

雖然我們是當代人，但是寫現當代史時一定要有一百年以後的考量，你站得越高，把這個事情當成很遠的場景來寫，你不是一定要站在誰的立場上講，不是一定要為誰講。寫歷史的初衷，當然有些要考證事實，但最重要的不是說歷史為什麼這樣，而是歷史發生了什麼，是怎麼發生的。《時代》用它的方式告訴我的，就這兩點，我覺得能夠這樣就夠了。

有沒有可能站得更高一點做新聞？

南都：對於普通讀者來說，看到《時代》有這麼多封面是關於中國的時候，第一個反應可能是驚訝：原來別人一直在看著我們、討論我們，而我們對此一無所知。

李輝：而且後來是越來越關注了。你看現在，關於中國的報導每天就有多少？《時代》的文本的重要在於它創造了一個新聞週刊的文體，非常強調故事以每篇文章報導的細節豐富又是很重要的，這恰恰是彌補我們歷史教科書沒有的東西。

南都：是之前受制於意識形態沒有寫進教科書的東西。

李輝：我就舉個例子。陳立夫是1947年上的封面，《封面中國2》裡面我寫到陳立夫，以往一想到他就是特務頭子、「四大家族」代表人物之一，但是那個時代他對孔孟之道和傳統文化的推崇，是不容忽視的，也是《時代》重點報導的內容。幾十年之後，你會發現，恰恰是陳立夫所推崇的東西，又是大陸現在所提倡的了。我們現在大辦孔子學院也好，強調中國傳統文化也好，跟陳立夫有了歷史聯繫。陳立夫晚年堅決主張中國文化統一和「一個中國」，又與大陸是一致的。寫陳立夫這一章的時候我就在想，這是為什麼？我們有沒有可能超越黨派之爭、意識形態差異來寫歷史人物，來看歷史？

南都：其實現在回頭去看《時代》，可以直觀地感受到歷史的那條線索。它有起因、傳承、結局，直接塑造了我們的今天。《封面中國2》體現出了這一點。

李輝：多歷史上重要的細節在後來的講述裡都被忽略了。《時代》選的人物，比如陳立夫、吳國楨，在今天的讀者看來都不是重要人物，也許是可以忽略的。把陳立夫與毛澤東、蔣介石並列，讀者不理解，但這其實是歷史的線索。

《封面中國2》中寫吳國楨這一章，其實是有份量的。要理解臺灣問題，就必須瞭解當時的新聞。吳國楨擔任「臺灣省政府」主席時，最早採取啟用臺灣本省人的做法，蔣介石不能接受，槍斃的槍斃，罷免的罷免，吳國楨也下臺，淡出政壇，遠去美國。當時，負責解決吳國楨問題是由蔣經國主持。但30年後，蔣經國又重新恢復了吳國楨的做法。因此可以看出，臺灣問題在1950年前後其實已經出現了，當時因為有朝鮮戰爭，我們沒注意，它被歷史淹沒了。

研究那個時候的《時代》，正是為了回應我們當代的很多問題。在研究過程中發現那麼巧，它正好和當代問題聯繫上了。你不看當代的報導，不看與吳國楨相關的書，就不可能想到臺灣自治的問題當年是怎麼發生的。從新聞的角度研究《時代》，研究它當時關於中國的報導，一定不是孤立的歷史的東西，一定和現實形成關係，包括跟蘇聯的關係問題，包括朝鮮戰爭問題，它們對中國的影響問題。

這又反過來說明，《時代》對封面人物的選擇是非常有深度和遠見的。這對我們做新聞也有啟發性。

南都：什麼樣的啟發？

李輝：們做新聞每天要關注很多事，而且要面對激進、保守等理念和情緒的問題。但是同時，有沒有可能站得更高一點做新聞？

南都：站在歷史的角度怎樣來看待當下的事情，融入新聞報導中？

李輝：雖然報導的是眼前的事情，但是能不能用一種有著前因後果，有遠見的方式來報導？當然這是一種苛求，但有沒有可能做到？我覺得寫一個報導要有一個前後呼應的歷史關係，對於一個事情不要簡單化和情緒化地描寫，有時我覺得做記者就難在這裡。現在網路發達之後，讀者也往往只看一兩句話，而並不看全面的描述，也不太想得過多，很快又有新的熱點出現。對研究者來講，讀者現在這種閱讀習慣也是一種挑戰。研究者要經得起各種各樣的批評、指責，做好你自己認為該做的事就行了。

南都：有接下來寫下一部《封面中國》的打算嗎？

李輝：我想至少可以先把資料翻譯，趁精力比較旺盛的時候做。前兩卷《封面中國》做了差不多十年時間。其實這個事挺纏人的。要靜下來做後面幾卷，最少還得要十年時間。我希望能夠在六十五歲之前完成《封面中國》之三、之四，寫到「文革」結束後的中國。不要緊，靜下心慢慢做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