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共統治中國大陸63年，公檢法司被逼違憲和違法，不再是政府服務公民個人和人民群體的公器。中共黨委通過政法委的會議和紅頭文件黑箱作業，暗箱操控公檢法司等政府機關的警察、法官、檢察官、律師說「集體研究」之類黨話、套話、空話，使民主商議成了水漂，最後落實的是黨委說的話。政法委以「團結」、「協調」為名集合公檢法司的力量一致打壓常委會認定的敵人，將守法卻不聽話的人民當成國民黨對待，書記幾乎都是政治魔術和智能刑事犯罪的高手，在寡頭壞機制下品行不夠壞難以升職。政法委是中共山寨國和平年代的內戰機制和違憲組織，破壞司法獨立，紅旗會與黑社會合成黨幫會，正紅旗下作惡為所欲為，使高智晟、陳光誠無力以律師的個人力量使公檢法司從良，專職迫害法輪功持續至今13年，是個極端邪惡的組織。
此文接續我掃瞄過的公安局、檢察院、法院的問題。公（警）檢法在歐美立憲建立、依法行事，只是維護社會秩序的警司機構，只有公務員違法失職的個人問題，沒有義大利黑手黨控制政府似的社會問題。中共統治63年，公檢法所以成了「黨」的看家、護院、私設的公堂，以憲法為白紙、法律為兒戲，改變了政府公器的本質，說到底就是因為有了共產黨，直接說來是有了政法委。薄熙來、周永康這兩個中共黨員今天作惡多端的根就在政法委。
政法委是「政法委員會」的簡稱，在中國大陸從中央到地方一條「黨線」穿起來，跟組織部、宣傳部、辦公廳一樣，都是黨內機構，不對外掛牌運作，是中共對山寨國法制領域實施「領導」式的「侵犯」，類似蛔蟲鑽腸、進肚、入膽，具體職能是以「指導、協調」為名操控中國人，以「黨」的名義掌控「人民」帽子下的法院、檢察院、公安、國安、司法等機關，使其審案、公訴、拘捕、特務、律師等服務職能背離為公民的個人權利和人民的群體利益，保證中國大陸是中共的山寨，與紀檢委共同指揮政府監察機關看護黨的山寨。
這個政法委，跟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辦公廳、紀委等組織一樣，都必須頭戴「中國共產黨黨委」（簡稱中共黨委）的紅帽子，猶如《天龍八部》裡游坦之的人頭外邊的鐵殼。說白了，它就是中共黨委掌控公檢法政府機關的組織機構，所謂「黨的領導」（黨委領導）在公檢法領域就是通過政法委的會議和紅頭文件所進行的暗箱操控，或者說是黑箱作業。
這樣捋下來的政法委只是中共的一隻黑手。所謂「指導督促政法各部門貫徹執行中共的路線」等枯燥的黨話下，是活脫脫黨組織蹦迪。所謂「定期分析社會治安形勢」、「全面部署政法工作」、「組織推動政法部門」、「調查改革政法工作」、「指導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協調各部門的關係」、「研究有爭議的重大疑難案件」等套話下，實質就是聽黨委的話。
這個從中央到各省（區）、市、縣四級，實行所謂「民主集中制」，由下而上「嘰嘰喳喳」的「民主討論」之後，由上級黨委的常委會決策，民主只是個各種意見走過場的程序，讓毛澤東所說的好花、毒草一齊開放，歸納整理後交上級黨委，最後由5、7、9人等常委會拍板，採納毒草似的意見，廢棄好花似的意見，決定後形成紅頭文件下發下級黨委執行，知會平級的部委以求協助和關照、上傳上級黨委請求批准或共享罪惡。政黨競選的民主制就這樣變成了寡頭制。這種共和國民主外衣裝飾的寡頭制，被馬克思理論上論述、列寧實踐開創、毛澤東總結成為口號：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最後黨委說了算。
中共黨政軍的所有組織就這樣，「少數服從多數」使商議成了水漂，「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寡頭決議才是硬道理。具體到政法委，從中央到地方省市、地市、區縣、三級均有政法委。通過寡頭制為實質的民主集中制，中共落實了政法委對公檢法司信訪機關「領導」式的獨裁：由書記為班長，帶領各副書記、委員、秘書長、副秘書長等人開「班會」，說「集體研究制定工作計畫」的空話，干讓警察、法官、律師「聽黨委的話」的實事。
如此政法委，書記必須是同級黨委常委，是寡頭制常委會的成員，享有諸多特權，同時具備撒謊的能力和施暴的膽量，具體說來就是敢調動軍警鎮壓人民，能夠誣陷陳勝似的抗暴者為搞「反革命暴亂」、「顛覆國家政權」的「不法份子」，邪毒如周、毛還受讚美，不玩賊喊捉賊的栽贓巫術就得下去。各級政法委書記幾乎都是政治魔術的高手：撒謊騙人面不改色，指揮殺人鎮定自若。也許有例外，但一般都必須是「智刑以強霸」的智能刑事犯罪的高手。羅干、周永康就是因為智能犯罪素質高，才能進入寡頭制的中央常委會，當上政法委的書記。
政法委在當今中國大陸主管公檢法司、國安、武警、信訪等政府機關，使警察、檢察官、法官、律師、法律顧問、內外特務、武裝警察、信訪人員都成了中共黨委的看家護院，合夥作案玩弄憲法和法律，把在歐美國家維護公民權利和人民利益的司法系統納入維護中共絕對權力的維穩機制。中共由此才能夠指揮調動（所謂協調）軍警，在1989年合力鎮壓六四學運，在1999年合力迫害法輪功，並在此後設610辦公室賊喊捉賊地「反邪教」至今。中共的中央政法委與中央軍委實際上共同指揮山寨國的所謂人民武裝警察，將人民當成國民黨對待。
中共在大陸就這樣在毛澤東死後繼續進行挑動群眾鬥群眾的文革內戰，半明半暗地一直干。這就需要黨中央和地方各級黨委在宣傳部挑撥是非之後有個逼迫人民互相陷害、批鬥、鬥毆的組織，以「團結」、「協調」為名集合公檢法司的力量一致打壓常委會認定的敵人。
最早是「中央法制委員會」。1958年成立「中央政法領導小組」，這個小組由於聽劉少奇的話而在文革中被「文革小組替代」。1980年1月24日在中共中央正式定名為政法委。1988年5月19日，在趙紫陽任總書記時恢復「中央政法領導小組」，為中共13大決定的政改作準備，以黨政分開、法制建設為起點，預備讓公檢法司獨立。由於1989年六四血案發生，中共老人黨揹負北京數千學生和市民被屠殺的血債，10個月後又恢復設立「中央政法委員會」，由上而下操控各級黨委的政法委，加強力量逼迫人民互相敵對，又以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辦理具體的行政事務，這樣持續至今。1999年迫害法輪功後，又以維護穩定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簡稱「維穩辦」）專職對付法輪功。
中華禮教傳統下的皇權家國和中華民國，就這樣成了我所說的中共山寨國。古今中外都沒有政法委這種黨委怪胎下的畸形兒。民主黨和共和黨、保守黨和工黨、自民黨和社會黨、國民黨和民進黨等，都沒有民主集中制的黨委和政法委。政法委書記在亞里士多德評定的寡頭制壞機制下必須壞，越壞越發達。在這個權位上的王明、謝覺哉、汪東興、彭真、陳丕顯、喬石、任建新等壞得有折扣，故而在內鬥中輸給毛澤東、康生、鄧小平、江澤民、羅干、周永康。顯而易見，中共沒有黨委和政法委這種機制，小紅旗不可能進科室。
說白了，中共所以能夠在中國大陸復活「智刑以強霸，淫亂禍天下」的共工氏酋邦，能在進城之後沿襲在井岡山、瑞金、延安時期的山寨和村寨統治，政法委功不可沒。可以說，中共主席或總書記、軍委主席，誰掌握了政法委，誰就掌握了和平年代隨時可用的槍桿子，誰就可以顛倒乾坤、翻天覆地、呼風喚雨。江澤民、周永康設定的政法委書記接班人薄熙來，由於王立軍投美事件而垮臺，既暴露了政法委這個組織在和平年代的極度重要性，又同時在警示中共胡溫政府：不廢除政法委的內戰機制，胡溫極可能步劉少奇、林彪的後塵。
1998年至2007年、2007年至今兩階段，先後由中常委羅干、周永康擔任中央政法委書記，啟動和維持對法輪功的政治迫害運動13年。稍加透析可知：由於政法委的內戰機制存在，羅乾和周永康只要狠心或者身染血債，就能夠憑藉一把手主管公檢法司信訪的大權，操控政法委副書記、常委和委員，政治局委員、公安部部長、首席大法官、首席大檢察官、國家安全部部長、司法部部長、中央軍紀委書記、中央綜治辦主任、武警部隊司令等高官，其言行抽筋似的難以自控。沒有政法委，迫害法輪功在江澤民卸任總書記之前就撐不下去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26條：「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由此可知，政法委本身就是個違憲組織，是中共中央強加給中國人的。它的存在破壞司法獨立。首席大法官在歐美國家斷案憑藉良心和法律知識，在山寨國卻必須違背良心和良知指鹿為馬，真可謂陰陽倒錯、乾坤顛倒、顛鸞倒鳳。
透析重慶王副市長逃進美國領事館、黃市長跨省追捕、薄書記唱紅打黑等事件，全都是黨委和政法委的組織機制惹是生非。紅黑相依，中共1950年代初期鏟除會道門黑社會，自身就成了最大的黑社會。黨委組織部將下樑山的武松、雷橫、朱仝、吳用、朱武似的官員趕出公檢法，將西門慶、王慶等更淫邪、更匪氣的草民放進公檢法。黑社會成員不必改邪，就被毛澤東視為人間正道。政法委由此成了黑社會最大的紅傘。黑社會向人民收保護費挨罵，公檢法向黑社會收保護費得紅旗。周永康、薄熙來和王立軍說白了就是隱身於紅旗官場的黑社會成員，打黑實乃黑打。
掃瞄中共政法委可知：政法委是紅旗幫與黑社會合成的黨幫會，維護黨委的絕對權力使公檢法司以及國安信訪武警非法行事，有預謀有組織地進行刑事犯罪，無政府機制約束，致使大陸老師教孩子靠打罵樹立權威，公安破案子靠刑訊逼供取證，社會極不穩定，天下大亂。人心和民心中愛是氣泡，吹大即破；恨是皮球，越拍越高。政法委正紅旗下作惡為所欲為。近日據傳喬石呼籲改良政法委，這有人性的一面，可喬石任職書記時卻並沒能將政法委變好。
我在掃瞄中國大陸公檢法司（律師）時，已然說過：中共黨委機制導致政法人力都蛻變成助紂為虐的力量。掃瞄政法委更清晰可見，政法委是中共黨委經營的公檢法司裡的邪毒官員比邪比毒的獎盃。邪毒如羅干、周永康者任政法委書記，才可能什麼壞事都幹。政法委是公檢法司、信訪國安武警中的刑事罪犯集合而成的毒瘤，吞噬著大陸警察、檢察官、法官、律師整體的良心和良知，使高智晟、陳光誠雖然可敬卻因為太少而無力使公檢法司從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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