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生難忘的文革慘案
《大躍進.大飢荒重災區百縣典型調查》出版序言第四部分

在帶隊拍攝大躍進·大飢荒系列記錄片時,主持人問我:「是什麼原因,讓你能夠長期堅持對大躍進·大飢荒重災區歷史進行全國性大規模史料收集和研究?」

我的回答是:幾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恆地堅持進行大躍進·大飢荒史和「文革」史的史料收集和歷史研究,於我而言,是一個由親身經歷的感性認識,經過長期研究的理性認識,進而升華為將其作為自我價值實現的人生目標的過程,也是一個自覺選擇的過程。

從心理學言,家庭是認識發生和人生啟蒙的起點。我家因大飢荒家破人亡,妻離子散。

大飢荒中,在老家的爺爺因長期吃樹皮、草根和秸稈芯、玉米芯磨成的「代食品」,終至胃穿孔大出血。他留下一句:「餓得實在受不了啊,想吃一頓飽飯再死」的遺言後,上吊自殺身亡。

父親得知爺爺的死,愧疚難當,天天喊要調回老家照顧老娘。終於,夫妻離異,他調回邢臺。

而我是外公一脈祖傳三代的獨苗苗,鐵板命定要繼續母親一脈香火。外婆生了11個孩子,最後只留下我母親一個人。出生剛半歲,外婆趕到廣州,不顧一切把我帶回了澧縣。從此,他們帶著我,跌跌撞撞,艱難萬分地闖過了那個餓殍載道的世道。

外公是方圓幾十里有名的老實人和大好人,公私合營前他經營一個小商鋪,一生沒有和人紅過臉。

打我記事起,印象中就是外公外婆手中那綠慘慘的野菜飯,和專給我蒸飯的小缸子,還有不絕於門的乞討者。

到1961年,小鎮隔三差五就倒下幾個餓死的「路屍」,兩老也渾身浮腫,指拇一捅一個深坑。外公要外婆帶我逃到廣州去,「為余家留一條做種的根」。我們走後,他買了條粗繩子,掛在樑上上吊。結果繩結沒打好,掉到地上被人發覺救起來。他唉聲嘆氣不好意思地對鄰居說:「我這個人沒用一輩子,連個上吊的繩結都弄不好,驚擾你們了!」

童年所處環境,構成人生初始的社會認知。對故鄉的童年記憶,筑構了我人生積澱的初始圖式。

我的故鄉在澧水之濱,那是一個青山環繞,綠水過村,祖輩靈寢,安息於斯的小鎮:王家場。

兩側青山夾峙,一灣綠水繞流,八方寶塔巍巍,兩排青瓦綿綿,層層梯田稻香,曳曳垂柳拂岸的王家場,毀於那個人神共憤的大躍進年代,如今已是水庫中龍宮水族盤踞嬉戲的家園。

在1958年舉國癲狂的大躍進中,興修水利成為噱頭的熱點。澧縣縣委把修建王家場水庫,當做「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偉大創舉」。

屋茅掀下「放衛星」熬草肥,板壁拆去燒土爐煉土鋼,家家戶戶,刀、鍋、鋤、鐮、錘、鏟,床、櫃、桌、椅、案,一掃而空。有個鄰居姨爹(方言,發dia音,爺爺)看到家毀人散,哭天搶地想搶出點東西,被他當民兵排長的侄兒,一鋤挖在腦殼上,當場倒地喪命。

半個多月,美麗古樸的山鄉邊鎮,變成一片廢墟。

水庫合閘後,我家世代居住的5間青瓦頂木板壁房,和上百家鄉親的房屋一起,永久葬身於水庫底!從此,我一家就四處飄泊,借屋寄居。寄人籬下的羞恥和憤懣,刻骨銘心。

入夜,跟著外公上茶館,是我童年最急迫而又最害怕的時刻,也是我認識社會的啟蒙歲月:茶館裡,漁鼓道情,說不盡的帝王將相千古傳奇,啟蒙我一生難舍難分的古今歷史感;茶桌上,飲茶擺場,道不完的家破人亡人間悲劇,種下我一生堅守不移的悲天憫人情。

茶館裡聽到的兩件慘案,最使我心驚肉跳,永生難忘:

寶塔灣大隊的整風整社運動,揭發「社、隊幹部比日本鬼子還要兇惡毒狠」。隊長天天堵在食堂門口「日娘搗妹」地罵過癮了,才讓社員進去吃飯;幹部打社員「花樣翻新」,捆綁吊打是家常便飯,抄家、活埋、剁手指、割耳朵、冬天脫光了丟進堰塘凍死、吊「半邊豬」;一碗米就搞「黃花姑娘」,不讓搞就餓死人全家;隊長一扁擔砍死偷青吃豌豆尖的姑娘家(方言,發ga音,年輕女人,也指已婚婦女);餓死的人「像放排」……

如東公社劉家遠餓極了,把自己一歲多的兒子,拿刀砍成幾大塊,用甊鍋燉了吃。被人發現報案後,縣上捉了去槍斃了。從此,我整個童年都為恐怖所籠罩:天一黑,只要看見個子大的成年人,扭頭就往家跑,生怕被人煮了吃!

6歲那年,外公自殺,斷了我的茶館情。

剛剛走出大飢荒的人們,被毛澤東「階級鬥爭」鞭子和「整五風乾部」的「整風整社」、「新三反」、「新五反」、「民主革命補課」,一步一步趕進了「社教」和「四清」運動。

運動一來,茶館裡的人都被趕進了批鬥會場,人人要發言,個個搞揭發,否則就是「包庇罪」。有鄉親告訴我:你外公是個「見人都不敢放屁」的老實人,一輩子沒有和人紅過臉的大好人。工作組要他發言揭發「壞幹部」,他天天提心吊膽,嚇得要死,開會好比過鬼門關。

這天,幹部點名要他明天必須髮言,揭發壞幹部。正好外婆到縣上去找我媽了,家裡只有我和他。晚上,老人家用墨筆寫下一個紙條:「我死了以後,一定要問閻王,為什麼人家開會能發言,我就發不好言。」我睡下後,外公躲到我的床下,用家裡那把渡過大煉鋼鐵劫難留下的破菜刀,一刀一刀把自己肚子切開破腹自殺!

第二天沒見外公,到晚上,我哭著到姨外婆家找外公,人們開始到處幫我找人。等我哭著趕到家,門口已經被公安人員封了。聽說人找到,已經自殺死在我的床下!我鑽進去,只看到拖開踏腳板的床下,滿地是血!

給外公收斂的表舅說:肚子上割了三刀,腸子、心、肝都被他自己用手掏出來,要不然人不會死得那麼快。

最讓我永生不忘的是:公安稱,運動中自殺,屬於「自絕於黨」,家有「關、管、殺」,子女親屬都要受影響。我媽從廣州剛調回澧縣人委會。這一說,在場親戚嚇壞了。姨外婆想了個說法:「習廣前幾打架,把人家頭打破了,他外公是怕人找麻煩嚇死的。」公安當場拍板:「這個說法好,那就是他外孫打架嚇死的!」我聞言如五雷轟頂!6歲多的小孩,墜入「害死」最親外公的萬丈深淵,也漸漸萌發了「這是什麼世道」的初念!

長大後我時常在想:在中國,有著和我一樣經歷的家庭,決不在少數!這是舉國慘烈之恨,也是萬家殺祖滅門之仇!

這句話,在我青年時代的心中,不知念誦過多少遍!

自古以來,澧縣是富甲洞庭的魚米之鄉,也是大躍進·大飢荒的重災區。從小學到中學,經常請來「苦大仇深」的老貧農給我們「憶苦思甜」。講著講著,就會聽到「吃食堂家家戶戶都有人得浮腫病,餓死的人攤在家裡沒人埋」。領導嚇得臉色慘白,學生笑得前仰後合。

青年時代是形成人生世界觀的重要階段。1975年,我上山下鄉到桃源縣雙舖公社莊家舖大隊當知青,耳聞目睹了中國農民苦難悲慘的現實:幹部魚肉鄉里,欺男霸女;社員終年勞苦,食不果腹;冬荒春荒,老人四處乞討,睹之淚下……

四年中走鄉串戶,前後有20多個老農民對我說到大躍進的荒誕,大飢荒的慘烈。雇農羅大榜爹私下告訴我:「舊社會比新社會好萬倍!農民只要種得兩三畝田,一畝田做二三十個工,打下千多斤谷,一家人逍遙自在,吃喝不愁。我給富人打長工,吃住他家的,工錢一月得一擔谷,一年十二擔谷,一擔一百二十斤,年終得千把斤米,你羅家大娘(他老婆——筆者)紡點紗織點布,養雞養豬,年終殺豬。插秧割谷東家要請我們吃東道(宴席——筆者),總打攏共,農忙就是二三十天。農閑我就推個雞公車,你羅家大娘坐在小車上,我們東鄉趕場,西鄉聽戲。哪像現在公社,社員要一年忙到頭,臘月三十還要學大寨、修水庫!」

還記得他神色嚴峻地大發感慨:「一個統治者,大躍進搞得瘋瘋癲癲,苦日子餓死人民千千萬,還要搞文化大革命,還要農業學大寨,人民公社,只管完成國家徵購、不顧人民死活,農民比奴隸還不如,公社社員就是國家奴隸!你說這是為什麼?歷史怎麼寫這一章?!」在當時,這樣的發聲,足夠押上斷頭臺!而這就是銘刻在我心中的民聲!

人民活得日益艱難,中國社會不能長此以往,要為國家找一條出路,這就是青年時代我的心聲。毛澤東死後,感到必將大變的我,甚至設想:如果天下大亂,我就拿起槍來上山打游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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