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李俊案——外媒的兩篇報導(組圖)
美國華盛頓郵報與英國金融時報的兩篇報導
華盛頓郵報：逃亡的中國企業家李俊詳述權力及地產之爭
李俊 （攝影：安德魯•海金斯 Andrew Higgins）
逃亡的中國企業家李俊有八位親屬身陷囹圄，其企業被警方控制，銀行帳戶遭到凍結。現在一則意想不到的好消息令他感到欣慰。給他帶來不幸的公安局長本人也落入中國安全部門手中。
談到重慶市副市長兼公安局長王立軍的倒臺，李俊說：「沒有人比我更高興。」王立軍上月初在四川省會成都美國領事館尋求庇護之後，被押至北京。
此後，沒有人再見過王立軍，也沒有有關他的消息。王曾是重慶市委書記、著名「太子黨」成員薄熙來的得力干將。自我流亡的重慶俊峰實業發展集團主席李俊問到，「他害了那麼多人。我怎麼會為他感到難過呢？」
李俊曾是擁有3000萬人口的山城重慶的富豪之一。過去16個月間，他一直在逃亡。在中國之外所做的冗長採訪中，這位45歲的企業家描述了重慶殘酷、非法的地產和權力之爭。在薄熙來和他現已失寵的公安局長發動的鎮壓行動中，4500多人因所謂的有組織犯罪而遭到逮捕。
這一行動稱為「打黑除惡」(專項鬥爭)，以鞏固所謂的「重慶模式」。該市的宣傳部門將這種治理方式高調吹捧為傳統共產主義道德、現代經濟效益及零容忍犯罪相結合的產物。
李俊這位在逃的企業家將其稱為「紅色恐怖」。它體現了極為嚴密、變化多端的秩序。這一秩序造成了中國政治近年來最為混亂的局面。李俊價值7億美元的資產現被重慶公安局所控制。他說，重慶「不是模範，而是一場大災難。」因擔心安全，他請求不要透露他現在所處地點。
據李俊講，遭到清洗的公安局長王立軍在同其長期靠山、市委書記薄熙來發生莫名爭執之後，極為擔心自己的命運，因而逃離重慶，向遠在200英里之外的美國駐成都外交官尋求庇護。在美國領事館滯留一夜之後，王立軍向北京來的安全官員自首，拒絕與薄熙來從重慶派來的武警一同離開。
李俊說，「他不想死。」在重慶打擊犯罪行動中被捕的十幾個人已遭到處決。還有一些人自殺。
當局企圖對王立軍戲劇性的、明顯出於害怕的逃跑，進行低調處理，稱這是一起「孤立事件」。忠於薄熙來的重慶官員指這位前公安局長神經有些錯亂。
這一傳奇事件令今年年底的領導層交接變得更為複雜。屆時，北京黨的最高領導職務將交給副主席習近平。習近平同薄熙來一樣，也是太子黨成員。其父曾與毛澤東併肩作戰。薄熙來將其政治前途壓在他那位剛愎自用的公安局長所領導的打擊犯罪行動上，期待著能進入習近平的核心圈子。
重慶對所謂黑勢力的打擊始於2009年，得到當地許多民眾的讚許。民眾對專橫無賴之徒的落網感到高興，對2010年處決文強稱快。文強是名臭名昭著的腐敗官員，1992年至2008年期間，擔任重慶市公安局長。
然而，維權人士及律師對通過脅迫及其他虐待方式逼供越來越表示擔憂，認為打黑行動踐踏合法程序，冒險將合法的私營企業家列為黑勢力。
北京大學賀衛方教授說，「私營企業家們怎麼能放心呢？」賀曾在重慶學習，師從一位為李俊現被關押的弟弟辯護的法律學者。在李俊逃跑後，其弟遭到逮捕。賀衛方補充說，沒收私人財產「令人想起二戰期間猶太人所遭受的苦難」。
大型國有企業，儘管被普遍視為中國貪腐最為嚴重的企業，並未受到衝擊。
上海華東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童之偉說，重慶打擊了黑幫，但同時也「破壞了法制」。在去年的一份長篇報告中，他詳細說明瞭「公安如何準備所有食物，檢察院如何提供這些食物，法院如何吃掉這些食物。」
先捕後放
在薄熙來，這位毛時代一位革命領導人的魅力後代，2007年出任重慶市委書記時，企業家李俊並未看到有擔心的理由。薄熙來曾任商務部長，對經濟頗感興趣，以辦事效率高著稱。沒有人關注記者姜維平的命運。姜因報導薄熙來1990年代在東北擔任高級官員期間掩蓋親朋好友的腐敗問題，而被判刑五年。
李俊也有關係。他來自湖北，1984年參加解放軍，首次赴重慶服役。五年後，他成立了一個小型貿易公司，之後，又開了一間加油站。此後，李俊還創辦了其它企業，包括餐館、卡拉OK廳、小型桑那浴室。此類企業常與罪惡聯繫在一起。
當然，他最賺錢的行業還是房地產。房地產帶動了建築、設計、租賃、裝修等一連串公司的發展。
2008年，購得重慶沙坪壩區的未開發軍事用地之後，他大大鬆了口氣。這一跤易花掉他近8000萬美元。他關掉了桑那浴。據他講，桑那浴不賺錢。
大約與此同時，急於給北京領導人留下好印象、想成為政治局常委的市委書記薄熙來發動了名為「紅色文化運動」、以演唱毛時代歌頌黨的「紅歌」為主題的道德建設行動。像其他企業家一樣，李俊也必須在公司組織演唱，並派公司員工參加大型「紅歌」集會。隨後，由公安局長王立軍督導的逮捕行動開始。王本人現在已失去與外界聯絡，正在北京接受調查。
李俊回憶說，「報紙每天都有關於有人被捕的報導。我擔心我會成為下一個。」李俊有三個女兒，其中一個在華盛頓讀書。
2009年12月，他被公安帶走。據他講，審訊期間，他多次遭到毆打。審訊集中在他與軍隊的土地交易上。他說，審訊者對他講，他惹怒了當地一名軍隊高級將領張海洋。張海洋也是太子黨成員，他自己的親屬也覬覦那塊地產。張的妻子也是高官後代。張後來搬到北京，現擔任控制中國核武器的第二炮兵部隊政委。
成都軍區政治保衛部公布的一份文件顯示，李俊在公安及軍隊監獄中被扣押三個月，2010年3月被證明無罪，在同意支付4000萬元人民幣(約630萬美元)作為「賠償」之後獲釋。李俊說，他一分錢也不欠，但為了自由，他必須賠償。
重慶當局拒絕對李俊的說法發表評論。重慶公安局宣傳處一名拒絕透露姓名的官員說，「我們從未聽說這類事情，我們認為沒有必要加以評論。」
「純屬謊言」
2010年10月，李俊在去成都出差的路上，得到他即將再次被捕的消息。次日上午，他逃到香港。他的妻子也打算出逃，但缺少必要的證件。她後被逮捕，監禁一年。
包括其大哥李修武在內的李俊的其他親屬也遭到逮捕。去年12月，李修武因領導「黑社會」(中國對類似黑手黨的犯罪組織的稱呼)，被判18年監禁。他還被判罰3200萬美元。
李俊說，「他們找不著我，所以找到我大哥。」他補充說，他大哥根本沒有參與其公司管理。
重慶沙坪壩區人民法院的判決書詳述了案情，列舉了一系列無關罪名，包括組織賣淫、貸款敲詐等。法院稱，俊峰實業發展集團為一系列違法、犯罪活動提供掩護，欺壓殘害群眾，嚴重破壞當地經濟及社會秩序。
該集團新近遭凍結的資產即將移交給與當地官員有關聯的國有企業。
李俊稱此案「純屬謊言」，指起訴集中在僅佔其集團收入2%的一間娛樂公司身上。「我是個商人。但如果你惹惱了某位領導，你就是個幫派分子。」
李俊手下有1500名經理、會計師、建築師、建築工人和其他僱員。他嘲笑有關他從妓女身上搜刮錢財的指控。
他說，由於他把錢都放在了中國，沒有轉移到海外，他現在已經破產。「我從未想到結局會如此。」
作者：安德魯•海金斯（AndrewHiggins）
譯者：對華援助協會
（點擊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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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時報：中國人的內鬥：一場繼位戰爭後面的秘密
重慶共產黨總書記在北京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他的「打黑」運動備受質疑，前途也越來越受到質疑。有錢的商人遭到逮捕，包括李俊。李俊聲稱他去年遭拘押被放出來後，不得不逃離中國，怕有人置他於死地。
這是一位億萬富翁的故事。他在鎮壓犯罪的運動中據說遭到酷刑。他的故事讓大家看到政治精英中鮮為人知的內鬥受人矚目。
李俊穿著鐵藍色的鞋子、粉紅色的馬球衫、禿髮上戴著一頂有點破舊的棒球帽。他看上去更像一位普通的中年中國旅遊者，而不像是一個國際逃亡者。
事實上，他曾經是中國西南部城市重慶市的一位億萬富翁。在中國現代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打黑」運動中，他遭到逮捕、受到酷刑、財產也被沒收之後，他逃出了中國。
一年多來，李先生一直不斷地在逃亡。一些事件的突變之後，發起這場打黑運動的重慶共產黨書記薄熙來的政治命運也受到質疑。李先生就在這時候決定告訴大家他的故事。正當中國最高領導人本星期一聚集在一起召開每年一次的裝飾性「議會」時，全國的人都對薄熙來這位共產黨高官享有特權的太子黨命運特別感到關心。
從他命運的倒轉中可以看到中國政治精英中鮮為人知的內鬥，而從李先生的悲痛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到，如果薄熙來的野心實現了，領導著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第二大經濟體，這將暗示著中國會朝哪個方向發展。
直到一個月前，薄熙來還是進入黨的九位成員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一大候選人———這是中國最高一層的權利機構。如果他進入了這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他就有權控制中國政策的各個方面以及和其他國家的關係。常務委員會裡的七位將計畫在今年年底更換，包括胡錦濤主席和溫家寶總理。
可那是薄熙來信任的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王立軍試圖在2月份叛逃到美國之前的事。他主動要說出他老闆最黑暗的秘密並聲稱他和薄熙來發生分歧後，他的生命處於危險中。對普通大眾來說，他對他老闆的背叛更加令人震驚。普通大眾是從網際網路或者外國的媒體報導那裡得知這消息的。此事之所以令人震驚，是因為王立軍是薄熙來大肆推行「重慶模式」統治方式不可缺少的人士。
所謂的「重慶模式」就是讓大眾懷念過去的共產黨領導，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以及鎮壓重慶當局稱作為的「黑道」。一般人普遍將這一模式看作為保證薄熙來今年年底陞官的一次政治傑作。
在薄熙來和王立軍的命令下，警察和軍方對幾萬名富有的商人下手，控告他們涉黑，並通過刑訊逼供，將十幾位「策劃者」判以重刑或死刑。這反黑道運動大多數是針對富人精英。它在普通民眾中特別受歡迎。
今天，這一模式以及薄熙來進入頂端權利的機會受到質疑，因為黨和公眾開始質疑這種社會試驗到底要給人們帶來什麼。華盛頓布魯金斯學會的李成教授是研究北京精英政治的專家。他說：「我們不需要當政治分析員都會瞭解薄熙來的目的：在下屆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取得一席位。」
李俊在中國以外一個沒有透露的地點上說得更直接：「重慶模式只是一種紅色恐怖。薄熙來和王立軍踐踏了法律和人權，攻擊他們的政敵，能搶的東西都搶來以擴大他們的權利。」
李俊所說的經歷有大量書面證據的支持，而大多數這些書面證據已經被兩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中國專家以及哥倫比亞大學的AndrewNathan教授認定為真的。AndrewNathan是一位主要的中國專家，也是中國六四真相「天安門文件」的一位共同編輯。「天安門文件」是對那次鎮壓中透露出來的官方文件的一次彙編。李俊在和金融時報幾次長長的訪談中說到2008年中的時候，他沒有怎麼關心薄熙來發動的「唱紅打黑」的運動。「唱紅打黑」就是叫群眾唱紅色革命歌曲，同時打擊黑道。當時正值一次金融危機，房地產市場縮水，李俊當時正在和解放軍談判在重慶購買一大片軍區的地皮，他當時計畫在這地上建造一個叫做香格里拉的豪華住宅區。
警察局長請求庇護：原忠實幹將逃之夭夭
就在近一個月前,重慶人背後稱為「打黑英雄」或「王瘋子」的王立軍，還顯然以一名薄熙來的忠實幹將「來俊臣」的面貌，毫無疑問地盡力效忠，為其共黨主子在華西域重城大干骯髒活計。
而在2月6日，當王先生到達離重慶300公里遠的成都美國領事館，並聲稱因其原主子試圖殺害他而請求庇護之時，中國通常不透明的政治陰謀便被暴露無遺。據星期五的一個政府聲明，他最終「自願」在國家安全部副部長的陪同下離開美領館，飛往北京接受當前的調查。
直到王先生在成都出現，他和薄先生一向被看作是個不可分割的政治班子—一個是前副總理加上長征革命老將薄一波的「太子黨」兒子，另一個則是熱衷於玩弄槍支和跑車的蒙古族公安局局長。這次叛變的導火線並不是源於對王先生在重慶主持的「唱紅打黑」野蠻運動的調查，而是針對其早期在中國東北行使的角色，當時他在負責遼寧省的薄先生手下擔任一個市的警察局長。
接近中國領導層的人士說，對王先生的此次追究，表面上是針對其在業餘時間進行屍體解剖，並聲稱發明瞭一種從死刑囚犯身上進行更有效的器官移植技術，而實際上卻是政敵對薄先生的一次隱晦攻擊。這些人士認為，王先生決定背叛其主子正是當薄先生試圖搶先其敵人而親自把王先生搞下來的時候。正如一個與該國高級領導層有密切關係的人所說的那樣：「我們用中國話講就是兔死狗烹——當狗不再被需要用來獵捕兔子的時候，他就會被宰了當食物煮來吃。」
但買賣成交後不久，李先生所在的區黨委書記就要他把土地交給政府使之變成一個公園。在回絕了書記與其親密人士輪盤攻勢之後，李先生於2009年初發現自己成了警方調查對象。他說：「我沒做錯過什麼，所以我拒絕與他們見面，而只是照常做我的事。」
當時他名列重慶30個首富之中，對於物業、加油站、夜總會、金融與酒店管理廣泛的投資為他掙得將近10億人民幣（相當於1.59億美元）的綜合年收入，他估計當時他的總資產大約是45億人民幣。
但到2009年六月，隨著「打黑」颱風席捲全市，幾十位商業人士遭到拘捕。當局鎮壓緊鑼密鼓之際，李先生將他擁有的幾個公司的產權轉移至其兄李修武和其侄子臺士華，兩人皆是每月只掙8000元人民幣的低薪級僱員。而且，出於保護其妻子和兩個幼齡女兒的企圖，他還和妻子離了婚，並逃離重慶。
他後來得知，2009年8月22號這天，負責「打黑」運動的公安局局長王先生曾親自簽署命令，成立軍民聯合專案組以對他的案情展開調查。同年12月4日，當他在重慶秘密看望他的家人時，強行被警察捉拿，戴上頭套和手銬帶走審訊。
接下來的三個月裡，因他的看守人員試圖逼他承認自己是涉及行賄、販賣槍支、組織賣淫、放高利貸及支持非法宗教團體的黑社會老大，李先生說他遭受了長時間的肉體和精神折磨。審訊時大都將他的手和腳都拷在「老虎凳」上，所謂「老虎凳」是由螺紋鋼組成的一個直背鋼椅，而不是普通座椅。此外，他還經常被毆打、腳踢以及被電警棍電擊。
起初第一個月，他和數十名其他被指控營運犯罪團夥的企業家被關押在重慶市第一看守所，他說所有人均受到嚴刑逼供。他極其詳盡的陳述，包括有姓名、日期、地點和手機號碼，已被一些被告企業家的辯護律師所證實，他們說酷刑在本次運動中被廣泛使用。
最近，就重慶打擊犯罪活動呈遞一份詳細報告給中央政府的華東政法大學童之偉教授寫道，「重慶所採用的一些運動方式即使在封建社會裏都是罕見的，一種方法是秘密拘捕任何可為被告作證的人，另一種則是拘押任何公開講話的家庭成員。」
許多政界內部人士及分析家認為，薄先生在本次嚴打運動中的主要目標是整倒他的前任和主要競爭對手——前重慶市黨委書記汪洋，以入選中共政治局常委。大多數被打擊對象均是在汪洋（和王立軍沒有親戚關係）主政下有所發跡的重慶商界人士和政府官員。本次運動最突出的受難者是2010年七月被處決的汪洋的前公安局副局長。
因他們直言不諱的政治伎倆和角逐對抗而以「兩門大炮」著稱的薄先生和汪洋，皆對中國的前途提出過截然不同的展望，後者——現任南方廣東省委書記——強烈主張採用一套新鮮的政治經濟方法。「中國正處在一個歷史性的十字路口——要麼投向如汪洋等人所提倡的政治改革，或者是歸向一個新的文化大革命，如薄熙來所願，」姜維平說。現駐多倫多的中國記者老將姜先生，曾因在香港某雜誌上撰寫了三篇批判性文章，則按薄先生指令於2001年被判處八年監禁。「如果薄氏勝出而中國返歸，那對於這個國家和整個世界來說都將是個災難。」
王立軍叛逃的企圖及隨後的拘留，看上去似乎已毀掉了薄先生的機會，並且引發了一股揭露其暴虐行徑的浪潮。根據李先生和許多其他證人，最野蠻的虐待行為發生於散落城市各地的看守所的審訊密室與「農莊」裡，在那些地方對囚犯濫施酷刑。
2009年12月31日，李先生被關押到位於重慶武器庫保管軍營的一個特別設立的審訊室。在那裡，把他一直捆綁在老虎凳上六天六夜，還用高功率泛光燈照他的眼睛，不讓他睡覺，並實施電擊和反覆毆打；當他大小便失禁時，他被迫坐在自己的大小便裡。在審訊時，當他們給他出示了列有20個高級軍官的名單，並讓他指控這些人有違法行為時，他說他這才意識到薄先生希望利用他來清除政治對手。
2010年2月10日左右，經過幾星期如此待遇後，專案組告知他若想解脫，就得要同意支付40043400元人民幣給賣他香格里拉那塊地皮的軍區。他們還告訴他，他們已認定他沒有什麼大問題，但卻發現他公司和軍隊的土地出售合同中有違約。
「金融時報」透露，2009年年中的官方資料表明，當時違約方其實是軍區，而在設立專案組調查李先生之前僅兩個月，合約雙方並無懸而未決的爭端。「當聽到他們告訴我，說我違約在先，並得支付違約金換取我的自由時，我感到像被一群土匪綁架了似的，」李先生說。「但我卻沒有其他選擇。」分析家和專家人士說，由於涉及重慶模式的廣泛社會福利計畫所支付的巨額資助，產生了新收入來源的需求，而挪用「非法」資產被看作是一種不錯的解決方案。
「[‘打黑’運動]的主要和基本目的旨在削弱和鏟除民營企業及相關公司和企業家，從而加強國有企業或是當地政府的財政金融，」童教授在他的報告中寫道。「重慶打擊犯罪反黑戰所造成的最顯著的結果，則是大批民營企業家喪失了他們的金錢、權力和家庭。」
2010年3月5日，李先生在支付了所謂「罰金」之後被釋放，並從他的看押人員那裡領取到一套文件，宣告他們沒有發現任何罪行證據，他的良好信譽當不受影響。李先生後來才知道，接受他付款的軍區賞給審訊他的專案組公安人員10萬元人民幣的獎金，還邀請他們到一個軍隊靶場射擊重機槍，慶功時喝的是留給軍官專用的茅台酒。
調查李先生的警察單位拒絕發表評論，重慶市公安部門稱案件「尚未得到解決」,對此報導是禁止的。薄先生及其執政當局拒絕為本文接受採訪。找不到涉及此案的軍事單位來對此事加以評論。國家媒體報導指李先生是個黑手黨教父，並指控他許多已被他的專案人員撤銷了的相同罪名。
在他獲釋後才幾個月，其生意仍蕭條之際，李先生接到一個匿名電話，通知他將會再次被捕。2010年十月，在他妻子的幫助下，他設法從中國的另一個城市逃到香港。一到那裡，他便發現他的妻子和31個家庭成員連同公司員工在他逃亡後立即都被抓了。他資產的轉移對象，其兄和侄兒，去年均以「黑社會老大」的罪名分別被判處18年和13年徒刑，而他家的其餘成員與他的公司員工也紛紛被判刑八個月至數年不等。因助他逃跑，他的前妻被判處一年徒刑。政府沒收了他幾乎所有的資產。
國家媒體曾報導，特工人員正在世界各地到處搜尋他，而李先生也有可靠的殺手跟蹤他的情報，迫使他常常更換國家和停留地點。
眼下幾乎身無分文的他，受到國際人權團體的支持，希望有一天能重返中國；但認為除非薄先生被罷免，否則該願望難以實現。「我是重慶鎮壓黑暗秘密的活生生的證據，」他說，「我的案例對全世界是個警示，預示出薄熙來若掌權後將會發生什麼。」
作者：金融時報記者
譯者：對華援助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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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