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莫辨的文物--寧夏「骨簡」(組圖)


寧夏「骨簡」

2008年春天,張家場出土了一些「骨簡」(骨頭上刻著類似漢簡的文字,被坊內人士稱為骨簡),區內媒體以大篇幅給予報導,號稱這是一個重要的考古發現。2008年5月6日,《光明日報》刊登了長篇報導《寧夏「骨簡」真偽期待權威鑑定》,幾十家新聞網站和多家報刊做了轉載,全國各地讀者都很關注。但對「骨簡」的真假沒有一個肯定的結論,至今仍眾說紛紜。「骨簡」是真的嗎?2009年4月中旬,在接到銀川大學人文學院賀福教授的署名文章《千萬別忽悠》,對這些「骨簡」等漢代文物提出質疑後,記者親身探訪,再次聚焦寧夏「骨簡」。

張家場,目句衍縣遺址?

隸屬於寧夏鹽池縣的張家場,地處寧、陝、內蒙古三省區交界處,完全可以用偏僻和荒涼來形容。這個只有20戶人家的村莊,因一旁那座西漢後就廢棄的古城平添了一種神秘之氣。上世紀90年代初期,隨著盜墓賊頻頻「光顧」,大批文物經文物販子之手從這裡流入市場。幾年前,記者就曾走進張家場,已經近2000年的漢代古城,已經看不見任何昔日的輝煌,廢址上依稀可見頹廢的牆基、破損的遺存,灰陶、磚瓦、獸骨殘片比比皆是。古城遺址東西長1200米、南北寬800米,總面積約96萬平方米。古城外還有大量民居遺址和難以說清的古墓葬群。那時,村民就告訴記者,春天的一場大風過後,或者秋雨大的季節裡,地裡偶爾就會有古代的東西暴露出來。

大批具有極高價值的文物從這裡出土,這裡就是史籍中記載的寧夏北部最早的目句衍縣的遺址嗎?這裡出土的文物真是漢代的嗎?專家們圍繞著這些說法爭論不已。2006年,張家場升格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這個神秘古城的身價上增的同時,這裡出土的文物更是披上了越來越多神秘的面紗。

此次,記者就這些張家場出土的「骨簡」,求證一些本土專家、資深媒體記者時,發現對它們的真偽,仍然存在著很大的分歧。

一些學者經過考證後認為,這個被漫漫黃沙覆蓋、連城郭遺蹟都很難尋覓的遺址,西漢時期卻是相當繁榮的城鎮,甚至一度成為我國西部地區的軍事中心。寧夏考古學者許成經過實地考察後認為:這塊廢墟,是目前地處河套地區的規模最大、同時出土文物也最為豐富的一處秦漢時期的古城遺址。他初步推斷,這就是秦漢時期設在寧夏北部的目句衍縣古城遺址。我區地方志專家吳忠禮經過實地考證後認為:西漢王朝曾經想把張家場進一步升格為我國西北地區政治、軍事中心,只是由於當時的皇帝更換才作罷。

「出土文物」,熱點過後是激辯張家場吸引人的當然是它的出土文物。《光明日報》駐寧夏記者站站長莊電一在今年1月6日的《光明日報》上發表的《尋訪寧夏「骨簡」出處》裡這樣寫道:「在略顯簡陋的張家場文物陳列室裡,記者既看到了骨簪、骨帶鉤、銅帶鉤、玉珮、陶罐、鐵鼎、秤砣等大量生活用品,也看到了鐵劍、銅戈、弩機、箭鏃、鈴鐺、護心鏡等軍事用品。古幣則有五銖、半兩、刀幣等種類,此外還有許多印章。尤其令人驚嘆的是,這裡居然有一套大小不等的秤砣,據說用它們稱重可以精確到克。這些文物無不顯示著張家場曾經的輝煌歷史。」而許成早在1984年2月的《固原師專學報》上就撰文指出:張家場從1954年出土貨幣約100公斤以來,1960年出土貨幣200多公斤,1979年4月出土的一個鐵釜,裡面置放漢代銅錢35公斤。上述三次出土的貨幣為「貨布」、「貨泉」、「大泉五十」和「大布黃千」。1966年和1979年,這裡還兩次出土過銅齒輪,這是西漢之物。近年來,又出土過兩枚漢代印章、銅器和箭鏃、磚瓦……說明張家場古城是在秦漢時期建置的。

這麼多的文物出土,自然引起了考古學界的關注。然而,當大批流入市場的「骨簡」都被稱之為出自張家場時,問題便和爭論一併出現。

趙培祥就是一個寧夏骨簡的收藏者,他向記者表態:他所收藏的「骨簡」,全部來自於寧夏鹽池縣柳楊堡鎮的張家場村。莊電一為此開始留意類似骨簡的物件,他在張家場的文物陳列室裡看到,一堆雜亂堆放著的細小文物中有兩片看起來像骨簡的殘片。這兩片殘片,與此前在骨簡收藏者趙培祥那裡看到的幾乎一樣。他特意記下了上面殘缺的題刻:「運食鹽軍馬車解長……」、「……安軍民食鹽之備用矣……」「千餘至西路經郡縣以備運至長安。」這些疑似骨簡所刻文字、內容,也與此前所見基本一致。而在張家場的農戶家中,也有疑似骨簡殘片。他還看到,較小的一片只有三四厘米長、一厘米寬,上面只有三個字:「之用矣」。較大的一片也不過四五厘米長、二三厘米寬。留在上面的文字,共有四行。因為中間斷開了,只能看見「開渠屯田」、「遷移民五千二百」、「於河西郡開渠屯田」等字樣。

從十幾年前發現這些「骨簡」開始,到2007年,趙培祥已收藏了1000多枚。張家場的「骨簡」總數估計有3000枚左右,散佈在寧夏的一些收藏者、文物販子手中,一些專家指出:這些「市場化的骨簡」是假的!辯論由此產生。


「骨簡」

古簡

觀點輯要:千萬別忽悠

賀福(銀川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寧夏文化市場漢代牙錢骨簡等物品的真假之辯已到了白熱化的程度,真假之辨尚未展開。《光明日報》、《收藏界》、《亞洲錢幣》《盛世文苑》等報刊雜誌都競相登載,著名記者、博物館專業人員、想藉此做大文化產業的政府工作人員、古玩行業的從業者、淘寶者、好奇者都心懷異志,各執一詞。我認為在沒有掌握大量真憑實據的情況下,政府部門先別張揚,以免忽悠了世界視聽,搞不好將來道歉賠不是,貽笑大方,貽害無窮。因為對待文物不能等同於藝術品,而報刊是黨的喉舌,以事實為依據是最基本的要求。

第一是出處,文物遺蹟的命名必須有史料為證,或者必須是田野考古發掘後依據地點、出土物品上的名稱命名,這批骨製品是張家場什麼地方什麼時候出土的?誰在張家場挖掘的?不解決這些實實在在的問題,隨便命名,研究就缺乏科學依據,打上歷史上目句衍古城出土的名號,忽悠人的成分就存在。

按照持有人的說法:「當時,骨簡就是盛在這些陶罐裡的。陶罐的底部盛有銅錢,所以有的骨簡便有了銅綠的顏色。」我們看到,這兩個陶罐形狀有所區別,而且,其中的一個陶罐外面還有墨寫的幾個字:「上郡都尉府」。這是「骨簡」持有者和媒體作者筆下「骨簡」的出處。從銀川收藏者手中現存的「骨簡」和錢幣以及綠色的骨頭看,這些東西足以裝一個小的集裝箱,遠遠不是一兩個陶罐所能裝得下的。值得懷疑的是漢代上郡是指今天榆林地區,具體地點在今榆林南部無定河沿岸,此地西漢時期屬上郡,東漢時期屬於上郡與西河郡的交界處,軍事管理屬并州刺史部。張家場所處的目句衍城屬於北地郡,東漢時張家場所處的目句衍城同樣屬於北地郡,軍事管理屬涼州刺史部,是誰把郡府的治所搬家的?這就成了一個待花大力氣考證的問題了。

第二是對時代的懷疑。據持有這批物品的人士聲稱:「這些骨簡所記之事,其年代跨度自西漢至東漢幾達300年,共出現10個皇帝的數十個年號,涉及的地域大都在西北,包括北地郡、朔方郡、上郡、平涼郡、天水郡、蕭關、朝那、神郡、龜茲等。不少骨簡的文字中都提到了吳忠市境內的古地名,如神泉障、富平縣、三水、靈州……」那麼這些珍貴史料是前人刻寫的,還是後人刻寫的?如果是西漢人刻寫的,那麼東漢的內容就是杜撰;是後人刻寫的,那麼西漢的內容就有臆想的成分(這一點可能牽強了些)。因為骨簡書體風格大致一致,字體篆隸楷雜陳,西漢、東漢、前秦不同時代的地名同時出現,試想,哪一個史學家對待歷史這麼不嚴謹?字體這麼不遵循時代規範?

第三是錢幣。筆者見到的實物中有前涼張軌鑄造的「涼造新泉」,兩種實物之間時間跨度超過1000年,誰能說它們是漢代的歷史遺物?骨質錢幣由前涼以前時代的人彫刻是絕對不可能的,如果按持有者的觀點,錢幣是後人彫刻的玩賞錢,那麼這個後人至少是東晉以後的一個錢幣大玩家。


「骨簡」

第四是部分「骨簡」內容錯訛令人費解,違背起碼的歷史真實。其中一片「骨簡」的編號是「一十」,其釋文是:「元鼎二年,北地郡太守令上郡都尉府運牛五百餘頭,羊五千餘只於朔方郡;令神郡牧丞備運牛二千餘頭,羊三千五百餘只於富平縣;令龜茲牧丞運牛五千餘頭、羊三千餘只於靈州縣次,備郡縣軍食糧之用。」分析內容會發現無論是北地郡(郡治在甘肅慶陽馬嶺鎮)還是上郡(郡治在陝西榆林市南部永定河邊)離當時的朔方郡(郡治在今內蒙古黃河拐彎處烏拉特前旗附近)都有千里之遙,而朔方郡、上郡本身就是牧區,為什麼要舍近求遠去運牛羊?區區五百頭牛、五千隻羊要穿越毛烏素沙漠、烏蘭布和沙漠、庫布奇沙漠才能到達北地郡,中間還要渡過黃河,請問該怎麼運?「骨簡」內容荒謬!

其二,即使是漢代有「神郡」「平涼郡」這個建制(也許《漢書地理志》有誤?),也不可能各郡的郡守互相給對方下命令,甚至命令到了對方下屬部門,跨郡下命令簡直是開了一個中國歷史的大玩笑!而跨郡命令的是讓牛羊等軍需物資在上郡、北地郡、朔方郡之間轉圈圈,這在這批「骨簡」裡常常出現。

其三,仔細思考上述「骨簡」中的內容就會發現,同是處於牧區飼養牛馬羊的幾個郡縣,為什麼要把自己就有的東西運來運去呢?

其四,漢代地方行政部門沒有調配軍用物資的權力,只負責行政事務,而軍事大事歸刺史府管理。而「骨簡」內容表明,這些郡守們手眼通天,不僅可以命令別郡的縣令,還可以督辦別的刺史府的軍事事務,豈不怪哉?

其五,紀年的方法不符合時代文獻裡的記載。這批骨簡裡常出現「元鼎XX年」的紀年方法。翻開同時代的著作《史記》,這種現象都很少見。《史記》卷一百二《張釋之馮唐列傳》裡有這樣的記載:「七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這裡的紀年方式與「骨簡」裡的內容明顯不同。

「元鼎XX年」這種紀年方式歷史上也曾出現過,只不過在宋代司馬光的《資治通鑒》裡常常出現,且只出現在每一個皇帝初次出現的時候,以後再出現時只是寫「X年」,這種方式幾乎成定例。

其六,骨質印章鈕制的懸疑。與錢幣、「骨簡」同時出現的還有骨質印章,這些印章最大的有直徑2.7厘米的偏將軍印章,尺寸與漢代印章大致相符。問題是這批印章裡出現的龍鈕、螭鈕印鈕令人生疑。大家知道龍是中華民族的圖騰,龍這個能上天入海、行雲布雨的神秘動物到秦漢時代已被皇家所壟斷。在戰國的帛畫裡神龍還擔任由人駕馭驅使而助墓主升天的任務,到了秦漢時代,為了鞏固封建制度,龍已被賦予「君權神授」、「真龍天子」等宗法觀念,代表帝德和天威的龍便不准民間亂用。只是到了宋代,龍紋的運用才廣泛起來,但也有宮廷用龍紋與民間用龍紋的區別。遍觀漢代印章,用龍鈕和螭鈕的寥寥無幾,只發現漢代獨立王國南越王用龍鈕金印,著名的漢代玉質的「皇后之璽」是螭鈕印章。而這批骨製品中的印章裡,偏將軍、伏波將軍、龜茲丞(漢代上郡裡的一個縣,在現今榆林的北邊)卻可以用龍鈕印章,一個平昌丞(在漢代平原郡內的一個縣,今山東德州境內)卻可以用螭鈕印章,骨製品持有者手中龍鈕、螭鈕印章不在少數,這都讓人無法理解!在封建社會,僭越是要被誅滅九族的,這些個漢代「廳、處級幹部」真是膽大包天啊!其七,對骨製品「望、聞、問、切」後的認識。觀察這批「骨簡」,外表與內部翠綠瑩潤。它們是怎麼變綠的?一個陶罐裡的幾枚銅錢就能使現在還屢屢出現的骨頭變綠嗎?個別的牙質錢有被人玩熟了的光滑感,出土痕跡不明顯,用鑒別出土器常用的「哈口氣,聞之」的方法,骨製品沒有土香味(不信,到靈武窯找塊千年瓷片一聞便知),是否是出土品就令人懷疑。個別的「骨簡」暴露出骨質本身的密度結構——斑斑駁駁的空洞,很有滄桑感,幾年前這樣的骨頭就在吳忠成批出現過。現在隨便磨幾下任何一塊骨頭,骨內部的空洞狀結構都十分明顯,骨頭本身的結構能作為鑒別是否是漢代骨頭的依據嗎?觀察骨質錢幣,外表酷似漢代銅幣範式,但仔細觀察就會發現這些骨質錢幣,絕大多數厚度在0.6厘米以上,有些錢幣極其薄,厚度只有0.1厘米左右,厚薄與漢代錢幣有十分明顯的差異,部分牙質錢無廓,與漢代幣制不符,顯然只能像持有者說的那樣,玩錢而已。

我區著名考古學者(不願意透露姓名):從文物考古的角度來說,這些「骨簡」可以肯定是假的!那些東西我們見過,按照我們從事考古工作幾十年的經驗來判斷,結合張家場出土文物的特徵,對比這些「骨簡」,完全可以說明它們是假的。

是真是假還需有關部門嚴謹的科學斷定李進增(寧夏博物館館長):不能簡單地給這些「骨簡」下結論,但要確認它的真偽並不難,我們完全可以通過兩個途徑來證實其真偽,一是在張家場做個試掘,並不需要花太大功夫,在地層裡如果能發現類似的東西,就能證明這些骨簡是從那裡出土的;二是對這些「骨簡」做個碳14鑑定,然後再和張家場出土文物做的碳14鑑定一比較,兩者如果沒有共同點,那麼可以說這些「骨簡」就是假的。

莊電一(《光明日報》寧夏記者站站長)我對張家場的這批「骨簡」的關注已經一年多了,開始我也是抱著懷疑的態度,結合我對張家場出土文物這些年的報導、實地考證以及對收藏者本人的採訪、實物的考證,我認為這些「骨簡」還不能斷定是真的,在嚴謹的科學斷定結果出來前,也不能說它們是假的,但絕對要引起有關方面的重視。那麼多的「骨簡」,刻的內容和手法不同,如果是造假,顯然不是一個人所為;不管所記述的內容、刻寫的手法還是採用的材料,加上我實地考察後,在老鄉家裡發現的實物,張家場文物博物館裡陳列文物的骨簡,使我更看重這些「骨簡」的價值:記述的歷史內容豐富,時間跨度大,如果是造假者,那麼這些造假者具備的歷史知識讓人驚嘆,這些造假者的知識完全相當於教授,能有那麼多的教授一起去造假麼?另外,如此龐大數量的「骨簡」在張家場甚至寧夏此前並沒有出土過,也沒市場證明它們的文物價值和經濟價值,如果這些「骨簡」是假的,他們造假的理由又是什麼?如果「骨簡」為假,就應找出造假原因,揭露造假手段,防止更多人被矇蔽;如果「骨簡」為真,它們所具有的歷史文化價值就應得到重新估量並對其進行深入研究。嚴謹的科學斷定之前,不要輕易下結論。

記者採訪手記:對於寧夏這樣的小省區來說,一個重要的考古發現自然是文博事業甚至地方政府極為關注的。這次「骨簡」事件,業內已經形成了如寧夏博物館館長李進增先生所說的「分歧很大,爭論很大」,甚至如賀福先生所說的「一些地方政府」對寧夏市場的骨製品出現大喜過望可以理解,但把它與歷史上龍山文化的骨簡和殷商甲骨文相提並論的情形。

對於這些「骨簡」業內討論、爭論、分歧得很熱鬧,已經持續一年了,其真假之辯已到了白熱化的程度。在採訪中,無論是走訪現場,還是走訪專家,至今,記者也仍是一頭霧水。一些專家並不希望署名發表,個中說法仍撲朔迷離。

謎底的揭開需要一個過程,如果這些「骨簡」是真的,那麼,我們為自己的歷史文化增添了這麼一筆資源表示可喜可賀;如果不是真的,那麼,我們向那些捍衛學術尊嚴的專家們,投去深深的敬意。但,令記人擔心的是,至今結果沒出來,卻早已出現一邊倒的大肆宣傳。學術問題需要有個嚴謹的態度,「骨簡」真假之辨迫在眉睫。我們需要的是,必要的謹慎和科學態度,我們害怕的是,別變成又一個「華南虎」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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