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魯迅、儲安平和毛身上看胡適的偉大(圖)
胡適（資料照片/看中國配圖）
魯迅是1881年生的，比胡適大10歲出生的，今年剛好131歲。人們知道胡適跟魯迅同時都是所謂的「五四」運動的領袖人物，精神領袖、思想領袖、或者至少是文學上的領袖。魯迅可以說是文學上的領袖，他的小說大家公認是最好的，他的散文、雜文也非常深刻的，所以影響了很多年。差不多近百年來，魯迅是一個很重要的文學作家，影響很大。
臺灣著名學者余英時說，魯迅的影響，主要是中國共產黨左派把他捧為聖人，甚至於要拿他來打倒胡適，把魯迅變成共產黨的代言人了。所以在幾十年來，甚至於從延安開始，就有魯迅學院，魯迅就變成了一個精神領袖，是中國現代文化的代表人物。他們用魯迅來取代一切，就說他一切都是革命的。大陸的大學、中學，各種教科書上，魯迅的作品選入的非常多，所以魯迅在中國是無人不知的一個名字。可是相反的，胡適從1949以後，因為他反共的原因、因為他提倡民主、提倡自由這些普世價值，跟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完全相反，所以不但受到了冷落，他的書根本不准在街上流行，尤其在1950年代發生批判胡適的大運動後。
按說，魯迅應該熱鬧、胡適應該較冷落，但恰恰相反。自從毛澤東死後，思想再度解放，大約從1977年開始，胡適的作品在大陸出現了。今天，胡適更比魯迅還要熱鬧。余英時說，這個原因當然是因為，第一，共產黨對於魯迅表面是很尊敬的，可毛澤東有一句話後來傳出來人人都知道，有人問說魯迅如果在今天應該怎麼樣，毛澤東說或者就是規規矩矩不說話，或者就坐監牢。換句話說，他不能再寫雜文諷刺新社會，諷刺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這樣一來，魯迅就從一個非常高的地位慢慢衰弱，尤其是過去崇拜過他的人。一些學者，比如舒蕪等最初都是擁護魯迅、反對胡適；可是在他們死以前，都表示胡適可能比魯迅更有意義、更重要。胡適的著作生命不是在他研究國故，那些東西後來人超過他了；可是在政治上，他維護民主、自由、人權、個人尊嚴、以及全民選舉種種，是最有力的人。第二，共產黨對於魯迅又覺得他非常重要，尤其是左派說，我們要一個強大的中國，就必須要犧牲個人自由、犧牲個人的權利。但胡適認為恰恰相反，認為個人的自由跟國家的自由並不衝突，只有個人有了自由，國家才真有自由，所以他認為要爭取個人的自由，人格也是自己的人格最重要，個人人格很重要。胡適說每個中國人都有很高的人格，國家就自然有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可以建造起來的。他這幾句話到今天還有很重大的意義。
所以，胡適比魯迅更有長遠意義。魯迅在摧毀舊中國的時候，發揮的作用可能大一些，可魯迅沒有積極地提出他的理想來，也沒有維護任何普世價值。而胡適的地位，不是來自學問，而是來自他的思想。
與魯迅、胡適相似的，還有儲安平。儲安平與胡適同屬於新自由主義，創辦過《觀察》雜誌。二人的共同點是在經濟上主張實施計畫經濟，而政治上則主張實行民主憲政。不過，胡適的自由主義思想淵源出自恩師杜威，杜威的新自由主義思想與後來羅斯福新政暗合，可謂在美國挽救了日益式微的自由主義。儲安平曾留學於費邊社主持的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他的自由主義思想來自老師拉斯基。同為自由主義陣營，儲安平也想邀胡適為撰稿人，曾恭請胡適當撰稿人，但是胡適始終與《觀察》保持一定距離。
不是胡適與儲安平道不同不相為謀，而是兩人對時局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之間相距甚遠。胡適一貫溫文爾雅，廣接善緣而少有敵人，即使與罵他的人私下也可以成為朋友。以胡適為人處世之道，不可能置儲安平的請求而不顧。不久之後胡適大名終於赫然列在《觀察》封面之上。這對儲安平和《觀察》同人來說無疑是莫大的鼓舞，然而胡適卻遲遲未給週刊一字。儲安平1947年7月親赴北平面見胡適，那次胡適對《觀察》的鼓勵，增加儲安平不少勇氣。儲安平回上海後再次斗膽向胡適約稿，稱胡適文字會使《觀察》蓬蓽生輝。如此恭敬的「乞稿」，但直到《觀察》停刊，兩年裡胡適未給《觀察》寫過一篇文章。
胡適這段時間並不是封筆不問世事，而是把多數文章發在一本叫《獨立時論》的刊物上。1947年9月28日，胡適在《獨立時論》上發表《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畫》。此文發表前胡適在文中所提及主張已廣受關注，儲安平曾在此文發表之前就致函胡適，希望《觀察》能首發此文，但胡適卻以已先投《獨立時論》為由拒絕。不過，胡適最終同意《觀察》轉載此文，同時為《觀察》題詞：「要那麼收穫，先那麼載。」胡適用此語來表達自己的信仰，也希望別人相信這句話的道理。從這區區幾個字來看，胡適對《觀察》的態度是有所保留的。
《觀察》奉行的基本原則和立場胡適是支持的，但在具體觀點和價值評判上，雙方就差異萬千了。胡適自1946年夏歸國之後，眼見好不容易贏來抗戰勝利的國民政府卻風雨飄搖，各種叢生的積弊逐漸拖垮了這個政府，內戰無休無止，經濟凋敝，民生艱困，幾個在野黨不斷撼動這個根基不穩的政府。在這大廈將傾之時，是推一把還是扶一把，是胡適與《觀察》諸多撰稿人，尤其是儲安平最大的區別。在胡適眼裡，國民黨這麼多年畢竟是一步步在前進，制定《臨時憲法》，結束「訓政」，召開「國大」，歷史正朝著憲政得寸進寸，得尺進尺。1947年《憲法》更進一步確立了自由民主原則，而《臨時戡亂條例》只不過是戰時措施。儲安平可以辦雜誌自由批評，這本身也是民國以來言論自由逐步走向制度化的實證。如果此時一味譴責政府，無異於是摧毀政府。胡適向來強調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所以他在發言和批評政府時很謹慎，決不逞一時之快而放棄責任。而儲安平極盡鑠金之能辭，多用激烈的態度批評政府。他太痛恨這個政權，以至於不顧一切地落井下石。
要知道國民政府不能遏止的頹勢是抗戰後期才發生的，從北伐到「七七事變」的10年間，對外爭回了不少利權，對內的建設有不可抹殺的成績。這段上升期在儲安平眼裡卻不見，只一味否定這個政權，在大廈將傾之刻推上有力的一把。比如對學潮，儲安平是完全支持，強烈譴責當局，所有《觀察》刊登報導學潮的新聞和評論，都是全盤肯定並煽風點火。胡適對學潮則表示理解之同情，承認政治腐敗是導因之一，但不贊成動輒罷課，把學生運動當成政治鬥爭的武器。在儲安平的言論裡，佈滿了國家、犧牲、代表、公平等字眼。而胡適則強調：「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來的!」兩人一對比，簡直像兩種話語體系。
社會是需要儲安平這樣眼睛只會向下看，但是手裡拿著糞叉子的「扒糞者」，必須知道什麼時候該停止掘糞。《觀察》創辦本想為中國培養一點自由思想的種子，但具體行動卻和理想有一定差距，扒糞的叉子失控了。欲使滅亡，先使瘋狂。儲安平和《觀察》在激情相挾下，喪失了理性。原本設想辦本非常穩健的雜誌，但很多文章越來越激進，逐漸由中間轉向中間偏左，對民國政府進行「毀滅性的批評」——幾十年後，費孝通在接受央視《東方之子》採訪時，仍意氣風發地說：「那時候我們就是輿論!我們在輿論上打敗了國民黨。」——費孝通在1957年被被打成中國著名的大大右派，受盡折磨20年。
不過，胡適也曾經這樣的「天真」。1945年8月抗戰剛勝利時，遠在美國的胡適給毛澤東發了一份電報。他1954年，為司徒雷登《在中國五十年》所寫的序中說：「司徒博士的大使任務也宣告失敗，因為正如他自己說的，他是‘外交的生手’。……事實上，在理想主義澎湃的那些日子裡，我跟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的生手們同樣的天真。的確，我在對日勝利後不久，竟天真到打了一封長的電報到重慶，以便轉交給我的從前的學生毛澤東。我在電文裡用嚴肅而誠懇的態度央求他說，日本既已投降，中共就再沒有正當的理由來繼續保持一支龐大的私人軍隊，中共現在更應該學英國工黨的好榜樣。這個勞工黨沒有一兵一卒，但在最後一次的選舉中，卻得到了壓倒優勢的勝利，獲取今後五年裡沒有人能夠跟他抗爭的政權。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到了重慶，陪他同來的有美國大使赫爾利將軍，也是一個外交的生手。那時候重慶的朋友打電報告訴我，說我的電報已經交給毛澤東先生本人。當然，我一直到今天還沒有得到回音。」
但此時的毛澤東早已不是「五四」前北大的旁聽生、圖書館的助理管理員，而是手握重兵的一黨之魁、兩強對峙中的一強，當然不會把這位手無寸鐵的胡適放在眼裡，時移境異，隨著毛澤東在共產黨陣營中的崛起，他也不再承認自己是胡適的學生了，當年給胡適寫信、寫明信片乃至登門拜訪時的那份尊敬和謙卑都已蕩然無存。——直到1936年，毛澤東還親口告訴斯諾，他是陳獨秀、胡適的忠實讀者和崇拜者。毛澤東在長沙創辦「自修大學」就是受了胡適的影響，為此他曾當面向胡適求教，在給朋友的信中他也說過，自修大學「這個名字是胡適之先生造的」。1951年5月16、17日，胡適連日讀了蕭三《毛澤東的初期革命活動》，他把其中有關毛澤東年輕時辦「自修大學」的經歷抄在了那兩天的日記中。他回憶說：「毛澤東依據了我在1920年的‘一個自修大學’的講演，擬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學章程’，拿到我家來，要我審定改正。他說，他要回長沙去，用船山學社作為‘自修大學’的地址。過了幾天，他來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南去了。‘自修大學’見於記錄，似只有這兩處，故我記在這裡。」
胡適總是忘不了這一切，忘不了1945年給毛澤東的電報，他晚年還幾次提及那份用文言起草的電報。1961年12月19日，胡適在臺灣，生命已進入倒計時。那天的《民族晚報》上有一篇玉壘生的文章《胡適文言信》，其中引用了他1945年8月4日給毛澤東的電文，勾起他對往事的回憶，「電報，我差不多都用文言，可以節省電費，而且有些成語，或如韻目，的確可以省了許多字。」
1949年以後，胡適雖身處海外，但幾乎無時不在關注大陸的命運，文化的浩劫、知識份子的境遇、人民的苦難等都讓這位漂泊的遊子牽腸挂肚，大陸對胡適思想的清算運動沒有讓他多麼痛苦，反而感到自己幾十年來傳播文明常識、自由思想的努力沒有白費。他一度收集了很多大陸批判他的材料，準備寫一篇長文來個總答覆。比他年輕十幾歲的朋友葉公超勸他說：「一個處女怎好和一群強盜打交道，況且文字在政治鬥爭中並不是最有力的武器。」最後，他也就沒有寫什麼回應文章。
毛澤東懼怕胡適的思想，根子就在於胡適所提倡的獨立思考、獨立判斷，重懷疑，重實證，與毛澤東的愚民政策發生了不可調和的衝突。毛澤東企圖以無所不在的思想灌輸、強行洗腦等，使普天之下莫不膜拜、盲從，最後將天下變成他一個人的囊中之物。
1956年9月，胡適已66歲。他在去美國加州大學講學的途中和記者談到《新青年》和《獨立評論》在中國近代新聞史上的地位時說「從那時候開始，自由思想和共產主義便不能相容。」他還說：「共產黨以三百萬言的著作，印了十幾萬冊書籍來清算胡適思想，來搜尋‘胡適的影子’，來消滅‘胡適的幽靈’。共產黨越清算我的思想，越證明這種思想在廣大中國人民心裏，發生了作用。」他感嘆，大陸不僅沒有說話的自由，特別可怕的是失去了不說話的自由。「中國知識份子就不能說許多非出自本身或虛偽的話，頌揚不值得頌揚的事，或不譴責他們內心不願譴責的師友。總而言之，沒有不說話的自由，就逼使許多中國知識份子講政治性的謊言」。
也是在1956年9月，胡適在談及胡風事件時幽默地說：「胡風真是該死。張谷非的名字好好的，他不用，偏要叫‘胡風’。在共產黨一條鞭的奴才文藝制度下，他偏要提倡什麼文藝自由。從毛澤東的立場來看，胡風自然應該清算。但是胡風事件可以說明自由思想依然在共產鐵幕的控制下滋生蔓延。」
1957年6月7日，中國大陸「自由的假期」突然告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眨眼變成了「控訴和整肅‘右派’人士」的運動，毛澤東說，這是引蛇出洞的「陽謀」，當年和胡適一樣懷抱自由理想的同伴紛紛落馬。9月26日，胡適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長篇演說，「有些人說中國共產政權已經抓住了青年人的思想和感情，那是絕對不確的。……」，同時「對於這些受到共產黨的新的殘害的犧牲者，對於成千成萬膽敢公開指責並且與共產黨暴政鬥爭的同胞」表示誠懇的同情和欽敬，無比沉痛地指出：「在今天中國大陸上，凡是想做一個獨立的人，不分男女，都正被任意逮捕、拘禁、處決，或消滅。千百萬農人都正在被放逐或遭受到最殘酷的奴役。千百萬無辜的人民，都正在驅作奴工，——共產黨美其名為‘勞動改造’。兒女們被逼著控訴父母，家庭沒有溫暖與私人生活。個人的尊嚴與價值，已被剝奪淨盡。沒有任何基本人權，甚至沒有不說話的自由。」……
這是胡適對毛澤東治下的中國的基本認識，這一看法至死未變。
胡適一直惦唸著1949年後留在大陸的知識份子朋友的安全。1958年12月17日是胡適68歲的生日，恰逢北京大學60週年校慶紀念日，他在北大校友會舉行的聚餐會上發表演說，正值毛澤東退居二線，他說：「昨天，曾經當過北大旁聽生的毛澤東的下臺，‘新五四運動’是其原因之一。」
但他想不到的是，毛澤東並沒有下臺，而是繼續牢牢地掌握著「和尚打傘」的權力，其無限的權力和異想天開的政策將繼續給普通百姓帶來無盡的災難。1960年餓死數千萬人的慘劇只僅僅是其中一個例子罷了。1961年1月21日，胡適說：「大陸上人民餓死的約有六千萬人。在梅縣一個村莊裡本有四千人口，已經餓死了一半，只有兩千多人了。在北京，每人每月還可配到八兩油，在鄉村，每月每人只有一兩油。前天邵幼軒把她的祖母（邵飄萍的夫人）的信帶來給我看，說副食都不夠，‘我們快要干死了’。一個人一個月只有一兩油，她說的‘干死’，大概是指沒有油吃而說的。中國古代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於我何所有哉’這句話是很有道理的。讓人民自食其力，不要干涉他，他們會得到食物的。像油，農村都是自己做的，他們種的東西自己來榨油，本來不成問題，所以我主張的‘無為而治’還是有道理的。到了政府去管制，已經不行了，再到了實行人民公社之後，什麼都沒有了。這是管制的結果，還不如無為而治，讓人民自食其力，決不至於這個地步。」他說：「大陸上人民真的是餓死了，這些都是真的，真氣死人！」在胡適身邊工作了三年的秘書胡頌平，第一次聽他如此沉痛地說出「真氣死人」這句話。但胡適畢竟是胡適，他還是知道這些掙紮在飢餓線上的人並沒有反抗的力量。餓死也就餓死了，歷史將繼續。
作為一個學者，胡適晚年耿耿於懷的是毛澤東對文化的壟斷與宰制，由此造成文化風氣的敗壞，乃至文化命脈的中斷。1959年3月11日，胡適讀到大陸出版的毛澤東詩詞，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看見大陸上所謂‘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澤東《詩詞十九首》，共九葉。真有點肉麻！其中最末一首即是‘全國文人’大捧的‘蝶戀花’詞，沒有一句通的！……我請趙元任看此詞押的舞、虎、雨，如何能與‘有’韻字相押。他也說，湖南韻也無如此通韻法。」在日記、書信中，69歲高齡的胡適透露了他對毛澤東一統山河，不僅主宰億萬生靈的命運，甚至要主宰綿延數千年的中國文化的嘲弄，御用文人大肆吹捧的毛澤東詞在他眼裡只是「肉麻」，而且連最基本的韻腳都不遵行了。
對那些偽造歷史、篡改歷史的作法，一輩子重視「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的胡適深惡痛絕。1960年5月3日，「五四」紀念日前夕，記者採訪這位年已古稀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巨人，其中一個問題就是「五四運動是共產黨策動嗎？」他指出共產黨的成立是在「五四」運動之後兩年的事，「現在他們說是共產黨的策動，完全是瞎說，不值得一駁。」5月4日，北大校友會舉行「五四紀念會」，他發表了40分種的演說，再次駁斥了這種編造歷史的做法，「但我們算算歷史，民國十年（1921）7月中國共產黨才成立，民國八年那裡有中國共產黨？這是講歷史的人最簡單的考據。」即使共產黨創始人、被譽為「五四運動總司令」的陳獨秀「在民國八年二月就辭去北大職務離開了。學生的愛國運動爆發後，陳獨秀才知道，在座的毛子水、羅家倫，當時都在場，可以證明。」否定了《毛澤東傳》中所謂「陳獨秀在北大召集學生演說，學生們才出去有所行動」的說法。他也不諱言「五四」那天，自己「在上海蔣夢麟先生家裡，晚上還喝了酒。根本不知道。第二天從記者那裡才知道北京的情形。」
胡適的自由主義思想，能夠徹底揭穿統治者的愚民政策。所以，統治者不喜歡胡適。胡適去世時，蔣介石親手寫下的輓聯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這個輓聯相當準確，蔣介石本人並不接受自由主義，所以他不願意強調胡適的自由主義大師地位。蔣介石雖不接受自由主義，但他明白胡適的重要性。1948年底，國共爭奪戰在軍事政治戰場上勝負幾成定局，蔣介石製定了「搶救大陸學人計畫」，列在搶救名單的第一人就是胡適。據悉當時毛澤東託人給胡適帶口信說，只要胡適不離開北平，不跟蔣介石走，中共保證北平解放後，仍讓胡適擔任北京大學校長和北京圖書館的館長；但胡適卻說，「在蘇俄有麵包沒有自由，在美國又有麵包又有自由。他們來了，沒有麵包也沒有自由」。
1949年4月胡適還發表了《共產黨統治下決沒有自由》。與胡適同機離開北平抵達南京的陳寅恪一家，最終沒有去臺灣，留在了大陸，他沒有像胡適一樣從自由的角度去思考。十年動亂期間，陳寅恪遭到殘酷折磨，他珍藏多年的大量書籍、詩文稿，多被洗劫，1969年10月7日在廣州含恨離開人世。儲安平1957年因在《光明日報》發表《向毛主席、周總理提些意見》（著名的「黨天下」發言），招致當局不滿，反右開始後儲安平迅速被作為典型打倒，其家人和諸多相關人士均受牽連，文革中遭受殘酷迫害慘死。胡適的兒子胡思杜也拒絕離開大陸，在1951年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中，胡思杜批判自己的父親，斥責父親是「帝國主義走狗及人民公敵」，表示要與之劃清界線，斷絕往來，此事在海內外引起了一場極大的震動；1957年胡思杜被打成右派，「畏罪自殺」。……
而胡適去了臺灣，推動了臺灣的進步。中國著名哲學家、社會學家李慎之曾說：「20世紀是魯迅的世紀，21世紀是胡適的世紀。」胡適對世事政局、歷史人生的評判未必見得多麼深刻、多麼高明，然而真知往往並不深奧。即使在是非顛倒、指鹿為馬的年代裡，也要保持獨立的思考，堅持獨立的批判，爭取說話的自由，對不同意見的寬容，——這些確實都卑之無甚高論。但胡適自由主義的理想雖看起來不是那麼過癮，不像狂熱的烏托邦足以激盪人心，顛倒乾坤，但卻是離現代文明更接近的思路。讀了幾十年深刻的魯迅後，人們依舊找不到方向感；而淺白、清楚的胡適，是人類普世價值在中國最有力的傳播者之一，並身體力行了一輩子。胡適所走過的路，乃是通向現代文明的路，也是一條繞不過去的路。這，也凸顯了胡適的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