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敏欣：北京的外交政策對中國有害(圖)
中共把鞏固政權置於國家安全利益之上，這是典型的獨裁政權，也是非常危險的。
資深中國觀察家一直想瞭解，如果中國是個民主國家，她的外交政策會是什麼樣的。有兩種學說。其一，現實主義的一派堅持認為不會有多大的差別。無論採用哪一類型的政治制度，一國都要尋求權力、保障安全。影響政府行為的是其所擁有的權力和使用這種權力的種種外部掣肘。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的行為由其實力決定，而不是政治制度。例如，近年來中國放棄了低調的外交政策，轉而變得更加自信，這是中國不斷增長的實力使然，而不是其國內政治制度的改變（國內政治制度始終未變）。
另一派學說則認為國內政治制度的不同是理解國家行為的基礎。民主國家和專制國家看待世界的角度完全不同——它們對威脅的看法大相逕庭；外交政策的決策過程也不可同日而語。民主國家有著更高的透明度和公開性，與決策不透明的專制政權的封閉本性形成鮮明對比。最重要的是，在民主國家，政權安危與國家安危二者沒有衝突，因為在這些國家，民主的政治制度從根本上來說具有合法性，關鍵的各方都能接受。[某屆]政府可能因為缺乏公眾支持而下臺，但民主制度長存。因此，民主國家中，領導人不必以犧牲國家安全來確保政權穩固。
相反，在專制體制中，政權安全和國家安全經常發生衝突。因為這樣的體系中，政府倒臺也等於是政權的崩潰，統治精英尤其會把保護政權看得比國家安全更重要。換句話說，獨裁體制下，政權利益凌駕於國家利益之上。此外，獨裁的政治本質決定了政府對威脅的感知也殊為不同。民主政體認為外在威脅就是實際被入侵的危險，而獨裁政體會認為外在威脅既有政治/意識形態上的，也有軍事上的。因此，專制政權往往以代價高昂的各種資源來抵禦外來的政治威脅，將民主政體當作毫無必要的敵人，不是因為這些敵人能形成軍事上的威脅，而是因為它們在政治上構成威脅。因為，在追求政權安全的時候，專制體制無法從根本上避免破壞國家安全，無論這體現在浪費國家資源上，還是體現本應交好、實則卻要對抗的民主大國上。
這種觀點可能會幫助我們更好地瞭解中共的政權安全和中國的國家安全之間的持續緊張。今日中國的外交政策頻頻撕開這兩個互相矛盾的目標。有兩個例子可資說明。
中國的對朝政策可作為這種矛盾的展示案例。出於中國的國家安全利益考慮，中國不應該容忍北韓的核武計畫或其針對鄰國的攻擊性行動。然而，由於執政的共產黨認為，統一的民主的朝鮮半島，又是美國的緊密盟友，這對該政權安危來說，比一個坐擁核武的世襲王朝更危險（後者是對中國的國家安全的威脅，而不是對中共政權的威脅），北京於是推行幾乎不惜任何代價也要為金氏王朝保駕護航的政策。中國所付出的代價——以國家安全而言過於高昂，包括：有了一個不可信任的擁有核武的鄰國；被拖入另一場朝鮮戰爭的真實的高危可能；疏遠了南韓這個長期戰略夥伴；讓日本可以重建武裝並敵視中國；以及在該地區增加了美國的防禦能力。
中國的對美政策則是另一個例子。有關中美關係，一個很少被問及的問題是，美國是對中國的威脅，還是對中共的威脅。雖然無論中國的政權是何性質，大國角逐始終是中美關係中的一個元素，這毫無疑問；不過同樣不可否認的是，如果中國是一個民主國家，這種競爭會相對友善，也更不容易走向大國衝突。
但由於中國不是一個民主國家，地緣政治競爭讓位於激烈的意識形態對立。從中共的角度來看，美國，帶著她那種為自由民主佈道的精神，不只是一個軍事超級大國，還是一個現存的政治威脅。如此一來，互信就變成了不可能的，也將許多可以增強中國的國家安全的手段排除在外（例如建立更緊密的軍對軍關係和規則，防止海上事故或加強網路安全）。最具說服力的是，今天的中共似乎比蘇聯共產黨更不信任美國。根據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前亞洲高級總監傑弗瑞·貝德（Jeffrey Bader）的說法，蘇聯與美國之間的軍對軍關係比中國在當下的冷戰緩和期更進一步，也更富有成效。
不可避免的是，中共在面對美國的力量和影響時，為了保護政權安全所採取的措施，結果卻削弱了中國的國家安全，因為華盛頓也採取對應措施對沖戰略風險，最近的一次就是把重心轉向東亞。隨著在美國在西太平洋大幅增強能力，並擴大在東亞地區的安全聯盟，和印度和越南等中國的傳統對手建立新的安全關係，再要論證中國的國家安全因此提升了可是很難自圓其說的。
不幸的是，獨裁體制下，對政權安危的擔憂超過了對國家安全的考量，這是國家政治中的永恆特性之一。中國獨一無二的地方，同時也更為危險的，在於當下所涉及的厲害關係重大得多。如果管理不善，中國的外交政策中在政權安危和國家安危之間處於緊張的根本病因可能會毀掉中共自稱的「和平發展」的目標。
原文：Beijing Foreign Policy Hurts China
作者：裴敏欣（Minxin Pei）
發表：2012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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