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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點道盡毛澤東的政治特色

2012-02-05 14:07 作者:括蒼山人 桌面版 简体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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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能夠在一次次路線鬥爭中穩操勝券,歸根結底和他的政治特色有關。毛澤東的政治特色,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表現得淋漓盡致。所謂文化革命,其實是地地道道的武化革命,是赤裸裸的權力之爭。毛能夠長盛不衰,牢牢挺立於不敗之地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  

一是特務政治——廣佈耳目,暗藏眼線。中央所有領導人的警衛人員都是毛的耳目或眼線。在1971年發生「9.13事件」時,林彪身邊的的警衛人員、工作人員中,有的人竟敢阻止林副主席‘到天上去轉一轉’,實在是令人匪夷所思。眾所周知,首長貼身的警衛人員、工作人員應該在政治忠於首長、在思想上服從首長、在行動上追隨首長,而且在危險時刻,能夠舍生忘死地為首長擋子彈。而這位卻膽大包天,分明是有通天的本事,因為他沒有接到上峰的指示,所以副主席不能夠出行。由此可見,中共中央領導人的一舉一動都在毛的視野之中,可以說是「難逃法眼」。雖然歷史已經跨越了整整600餘年,而封建主義的幽靈卻還在中華大地徘徊,時時興風作浪,難怪文革過後從中央到地方都一致要求,堅決反對封建專制的領導作風,徹底肅清封建主義的流毒。  

文革中還有一個奇特的現象值得我們深思:國家主席也好、副總理也好、元帥將軍也好,他們在被批、被斗、被打、被抓時,他們身邊的警衛人員、工作人員,沒有一位挺身而出,護駕保駕;沒有一人衝冠一怒,拔槍相助!仔細揣摩,如夢初醒——原來這些人都不是他的人,他們都是‘光桿司令’。這一觀點從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時,中共中央文件中也可以得到印證。文件要求:八大軍區司令員必須在指定日期報到、必須輕車簡從不得帶領一兵一卒、不得搞送往迎來等等。由此可見,這八位‘諸侯’都是名副其實的光桿司令。  

竊以為,中共高層的安全保衛工作既天衣無縫,又漏洞百出。天衣無縫,是指敵特要想謀害他們難於上青天;漏洞百出,是指在路線鬥爭中這些保衛人員形同虛設。不僅僅如此,其中某些人還落井下石,為虎作倀,把自己的首長推向萬劫不復的境地,從而獲取殘羹剩炙、換得一官半職。

二是軍事政治——軍權獨攬,其他將帥無力調動一兵一卒。1966年所謂「二月兵變」後,有一位軍隊高級領導人為羅瑞卿辯護時說:我想調動一個排的兵力都不可能,何況是他。(大意如此!)由此可見,軍權僅僅在毛一個人手中,其他人休想染指。沒有這一條,毛絕對不會口吐狂言:我只要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這個‘你’不是別人,而是就是劉少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在任主席。  

三是運動政治——群眾運動,運動群眾。製造、挑起、激化群眾與領導的矛盾,從中漁利,文革初期派工作組就是為了這一目的。派工作組到大學和基層是經過毛首肯的,而當工作組下到基層時,毛正在南方療養。名曰療養,其實是在遙控北京的政局——一隻手同意派工作組;一隻手挑動造反派反對工作組,一切均在他的掌控之中。然後擇機拋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給劉少奇致命一擊。眾所周知,古往今來,任何國體、任何朝代,要想挑起底層和上層之間的矛盾,都是輕而易舉之事,劉少奇等人很自然地就是中了這個請君入瓮的陰險圈套。 

四是崇拜政治——口裡說‘四個偉大’討人嫌,心裏卻是美滋滋。八次接見紅衛兵,每次均達百萬之眾,山呼萬歲之聲震天動地,何其壯觀、何其暢快。說是「大權獨攬,小權分散」,前面四個字是真心,後面四個字是假話。 

五是陰謀政治——詭計多端,無所不用其極。57年反右是陽謀,文化大革命則是陰謀。派工作組是陰謀——擊中劉少奇的死穴;不設國家主席則是陽謀——以此誘使林彪犯錯誤。 

六是分化政治——拉一派,打一派。說的是黨外有黨,黨內有派,其實是自己可以有派,別人不能有派,哪怕是兩個人、三個人、幾個人的小集團也絕不容許。所謂路線鬥爭,就是派別之爭。毛常說不要樹敵過多,其應有之義就是要樹敵,這個敵人就是所謂的‘派’。有人說毛澤東反對「四人幫」,我看純粹是書生之見,愚不可及。毛澤東說自己一輩子幹了兩件事:一是打倒國民黨;二是文化大革命。請問:四人幫是地地道道的文革派,毛為什麼要反對。竊以為,這是他臨終前向中央政治局領導打招呼,其弦外之音是:我生前沒有處理四人幫,我死後你們就不要動了。

七是實用政治——用則捧上天,不用則踩在地。比如所謂最可靠的接班人、最親密的戰友,都寫進了黨章,看穿了卻是一種騙人的誘餌。利用林彪打擊劉少奇,然後卸磨殺驢。為什麼不設國家主席,這是違憲之舉、是無法無天之舉。如果從這個角度來拷問林彪事件,錯誤的一方應該是毛而不是林。林的倉惶出逃,明顯是迫於無奈。還有所謂紅衛兵小將、五大學生領袖,當走資派被打倒批臭後,前者全部被趕往廣闊天地;後者則鋃鐺入獄成為階下囚。

八是檔案政治——口說不抓辮子、不打棍子,其實是既要抓辮子,又要打棍子,還要裝袋子(進檔案)。所有挨整的人,無一例外,都要反複寫檢查——深刻的檢查,然後裝進檔案,要想重用必須承諾永不翻案才行!即便如此,稍有牴觸還是棄之不用,那怕你「人才難得」!

九是絕情政治——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置之死地而後快。劉少奇也好、陶鑄也好、彭德懷也好,都被折磨致死。除此以外,還有一大批高中級幹部也成為屈死鬼、冤死鬼。毛說翻臉就翻臉,從來不留念幾十年的戰友情、同志情,這是何等的寡情寡義、絕情決意。毛從來不遵守遊戲規則,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已是常態。

文革時期坊間流傳一個‘冷笑話’:說每一位高級幹部在得知毛主席要接見自己時,無不膽戰心驚,因為吉凶難卜、焉知禍福。這些人首先想到的是向家人交代後事,然後才去考慮接見時如何應對。如果能夠平安歸來,則往往是一家人抱頭痛哭——慶幸全家躲過一劫。這樣的悲喜劇實在是令人扼腕嘆息。這種伴君如伴虎的況味,卻不足與外人道! 

十是山頭政治——山大王只有一個,那就是毛澤東。井岡山時期上演的是‘火拼王倫’,在陝北又故伎重演,直至林彪事件亦是如此。據說毛澤東有一次突然昏迷,好半天人事不省,剛剛醒來時周恩來貼著毛的耳朵說:「主席、主席,大權還在你的手裡!」旁觀者言:還是總理最懂主席的心思!這個心,其實就是一種山大王之心、獨裁者之心。

十一是輿論政治——把握話語權。領導權、決策權皆源於話語權——最後的拍板權。當毛失掉話語權時他會拿出黨章、憲法作為武器和匕首,直指對方的死穴。毛常常講:推翻一個政權,先要製造輿論。情同此理,要打到黨內的一個派別也要先製造輿論。所謂「修正主義」、「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都是一種致人於死地的狠毒輿論。

十二是報復政治——君子報仇,十年不晚。毛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作為類似北漂、形同農民工身份的管理員,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搞點事務工作,此時毛受到張申府一類大知識份子、大教授的輕視或批評。此後一直耿耿於懷,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從40年代延安整風,直到57年反右,不斷地對知識份子進行折磨和打擊。特別是反右中,有300多萬知識份子被打成右派,這些人和地富反壞一起成為‘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對曾經反對過他的黨內同仁,毛也絕不放過——彭德懷就是一例,廬山會議時新賬老賬一起算,直至文革置於死地。

十三是圈地政治——畫地為獄。在第一次制定憲法時,毛澤東堅決反對把「遷徙自由」寫進憲法。此後幾十年一貫制,利用戶籍和糧食關係,把農民限制在農村、把市民困鎖在城市。三年困難時期,幾千萬農民被畫地為獄的政策所限制,封鎖在自己的家鄉被活活地餓死。毛澤東一生所擔憂的問題就是他所說的: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實際上是畫地為獄的政策取代了所謂的教育說服。毛澤東時代最苦的是農民、最窮的是農村、最落後的是農業。毛執政時期,三農問題根本沒有什麼改善。以至於周恩來回到延安時,看到老區人民依然一貧如洗,不得不深深自責地說自己對不起老區人民。毛澤東進城後去天堂杭州幾十次,卻一次也沒有回延安,是不是忘記了老區人民呢?我們不得而知。 

圈地政治的第二個特點就是土地國有。全國土地說是國家和集體兩級所有,歸根結底還是國家所有,土地財政就是這一政策的必然結果。從小產權房的尷尬處境就知道,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只是一句空話! 

圈地政治的第三個特點就是戶籍控制——改革開放前還有所謂「糧食關係」控制,這一招可是致命的一擊,沒有糧票,人們寸步難行;沒有戶籍,你到其他地方討生活,就會被定性為「盲流」——其罪名僅僅好於逃犯。你是盲流,地方政府有權把你「遣送回原籍」,多次遣返則有可能遭遇牢獄之災。

十四是狂熱政治。在延安時期政治狂熱病還沒有形成,當共產黨處於弱勢時毛澤東還是比較謙虛謹慎的。比如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延安作為黨內整風的學習教材,意在教育全黨吸取李自成驕傲自滿而導致起義失敗的血的教訓。可是,在國共內戰中形勢急轉直下,共產黨「天翻地覆慨而慷」,國民黨「流水落花春去也」之後,毛澤東嘗到了人民戰爭的甜頭、體味到奇蹟帶來的快感,所以總是想在經濟建設中克隆這一模式。總路線也好——多快好省其實是理想主義的單相思;大躍進也好——超英趕美其實是空想主義的幻影;人民公社也好——一大二公其實是共產主義的烏托邦,於今三面紅旗統統進了進了歷史博物館——成為後人的笑柄。

十五是遞延政治——企圖通過指定接班人,來確保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千秋萬代永不變色。

(本文略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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