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點道盡毛澤東的政治特色

毛澤東能夠在一次次路線鬥爭中穩操勝券，歸根結底和他的政治特色有關。毛澤東的政治特色，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表現得淋漓盡致。所謂文化革命，其實是地地道道的武化革命，是赤裸裸的權力之爭。毛能夠長盛不衰，牢牢挺立於不敗之地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  

一是特務政治——廣佈耳目，暗藏眼線。中央所有領導人的警衛人員都是毛的耳目或眼線。在1971年發生「9.13事件」時，林彪身邊的的警衛人員、工作人員中，有的人竟敢阻止林副主席‘到天上去轉一轉’，實在是令人匪夷所思。眾所周知，首長貼身的警衛人員、工作人員應該在政治忠於首長、在思想上服從首長、在行動上追隨首長，而且在危險時刻，能夠舍生忘死地為首長擋子彈。而這位卻膽大包天，分明是有通天的本事，因為他沒有接到上峰的指示，所以副主席不能夠出行。由此可見，中共中央領導人的一舉一動都在毛的視野之中，可以說是「難逃法眼」。雖然歷史已經跨越了整整600餘年，而封建主義的幽靈卻還在中華大地徘徊，時時興風作浪，難怪文革過後從中央到地方都一致要求，堅決反對封建專制的領導作風，徹底肅清封建主義的流毒。  

文革中還有一個奇特的現象值得我們深思：國家主席也好、副總理也好、元帥將軍也好，他們在被批、被斗、被打、被抓時，他們身邊的警衛人員、工作人員，沒有一位挺身而出，護駕保駕；沒有一人衝冠一怒，拔槍相助！仔細揣摩，如夢初醒——原來這些人都不是他的人，他們都是‘光桿司令’。這一觀點從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時，中共中央文件中也可以得到印證。文件要求：八大軍區司令員必須在指定日期報到、必須輕車簡從不得帶領一兵一卒、不得搞送往迎來等等。由此可見，這八位‘諸侯’都是名副其實的光桿司令。  

竊以為，中共高層的安全保衛工作既天衣無縫，又漏洞百出。天衣無縫，是指敵特要想謀害他們難於上青天；漏洞百出，是指在路線鬥爭中這些保衛人員形同虛設。不僅僅如此，其中某些人還落井下石，為虎作倀，把自己的首長推向萬劫不復的境地，從而獲取殘羹剩炙、換得一官半職。

二是軍事政治——軍權獨攬，其他將帥無力調動一兵一卒。1966年所謂「二月兵變」後，有一位軍隊高級領導人為羅瑞卿辯護時說：我想調動一個排的兵力都不可能，何況是他。（大意如此！）由此可見，軍權僅僅在毛一個人手中，其他人休想染指。沒有這一條，毛絕對不會口吐狂言：我只要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這個‘你’不是別人，而是就是劉少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在任主席。  

三是運動政治——群眾運動，運動群眾。製造、挑起、激化群眾與領導的矛盾，從中漁利，文革初期派工作組就是為了這一目的。派工作組到大學和基層是經過毛首肯的，而當工作組下到基層時，毛正在南方療養。名曰療養，其實是在遙控北京的政局——一隻手同意派工作組；一隻手挑動造反派反對工作組，一切均在他的掌控之中。然後擇機拋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給劉少奇致命一擊。眾所周知，古往今來，任何國體、任何朝代，要想挑起底層和上層之間的矛盾，都是輕而易舉之事，劉少奇等人很自然地就是中了這個請君入瓮的陰險圈套。 

四是崇拜政治——口裡說‘四個偉大’討人嫌，心裏卻是美滋滋。八次接見紅衛兵，每次均達百萬之眾，山呼萬歲之聲震天動地，何其壯觀、何其暢快。說是「大權獨攬，小權分散」，前面四個字是真心，後面四個字是假話。 

五是陰謀政治——詭計多端，無所不用其極。57年反右是陽謀，文化大革命則是陰謀。派工作組是陰謀——擊中劉少奇的死穴；不設國家主席則是陽謀——以此誘使林彪犯錯誤。 

六是分化政治——拉一派，打一派。說的是黨外有黨，黨內有派，其實是自己可以有派，別人不能有派，哪怕是兩個人、三個人、幾個人的小集團也絕不容許。所謂路線鬥爭，就是派別之爭。毛常說不要樹敵過多，其應有之義就是要樹敵，這個敵人就是所謂的‘派’。有人說毛澤東反對「四人幫」，我看純粹是書生之見，愚不可及。毛澤東說自己一輩子幹了兩件事：一是打倒國民黨；二是文化大革命。請問：四人幫是地地道道的文革派，毛為什麼要反對。竊以為，這是他臨終前向中央政治局領導打招呼，其弦外之音是：我生前沒有處理四人幫，我死後你們就不要動了。

七是實用政治——用則捧上天，不用則踩在地。比如所謂最可靠的接班人、最親密的戰友，都寫進了黨章，看穿了卻是一種騙人的誘餌。利用林彪打擊劉少奇，然後卸磨殺驢。為什麼不設國家主席，這是違憲之舉、是無法無天之舉。如果從這個角度來拷問林彪事件，錯誤的一方應該是毛而不是林。林的倉惶出逃，明顯是迫於無奈。還有所謂紅衛兵小將、五大學生領袖，當走資派被打倒批臭後，前者全部被趕往廣闊天地；後者則鋃鐺入獄成為階下囚。

八是檔案政治——口說不抓辮子、不打棍子，其實是既要抓辮子，又要打棍子，還要裝袋子（進檔案）。所有挨整的人，無一例外，都要反複寫檢查——深刻的檢查，然後裝進檔案，要想重用必須承諾永不翻案才行！即便如此，稍有牴觸還是棄之不用，那怕你「人才難得」！

九是絕情政治——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置之死地而後快。劉少奇也好、陶鑄也好、彭德懷也好，都被折磨致死。除此以外，還有一大批高中級幹部也成為屈死鬼、冤死鬼。毛說翻臉就翻臉，從來不留念幾十年的戰友情、同志情，這是何等的寡情寡義、絕情決意。毛從來不遵守遊戲規則，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已是常態。

文革時期坊間流傳一個‘冷笑話’：說每一位高級幹部在得知毛主席要接見自己時，無不膽戰心驚，因為吉凶難卜、焉知禍福。這些人首先想到的是向家人交代後事，然後才去考慮接見時如何應對。如果能夠平安歸來，則往往是一家人抱頭痛哭——慶幸全家躲過一劫。這樣的悲喜劇實在是令人扼腕嘆息。這種伴君如伴虎的況味，卻不足與外人道！ 

十是山頭政治——山大王只有一個，那就是毛澤東。井岡山時期上演的是‘火拼王倫’，在陝北又故伎重演，直至林彪事件亦是如此。據說毛澤東有一次突然昏迷，好半天人事不省，剛剛醒來時周恩來貼著毛的耳朵說：「主席、主席，大權還在你的手裡！」旁觀者言：還是總理最懂主席的心思！這個心，其實就是一種山大王之心、獨裁者之心。

十一是輿論政治——把握話語權。領導權、決策權皆源於話語權——最後的拍板權。當毛失掉話語權時他會拿出黨章、憲法作為武器和匕首，直指對方的死穴。毛常常講：推翻一個政權，先要製造輿論。情同此理，要打到黨內的一個派別也要先製造輿論。所謂「修正主義」、「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都是一種致人於死地的狠毒輿論。

十二是報復政治——君子報仇，十年不晚。毛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作為類似北漂、形同農民工身份的管理員，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搞點事務工作，此時毛受到張申府一類大知識份子、大教授的輕視或批評。此後一直耿耿於懷，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從40年代延安整風，直到57年反右，不斷地對知識份子進行折磨和打擊。特別是反右中，有300多萬知識份子被打成右派，這些人和地富反壞一起成為‘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對曾經反對過他的黨內同仁，毛也絕不放過——彭德懷就是一例，廬山會議時新賬老賬一起算，直至文革置於死地。

十三是圈地政治——畫地為獄。在第一次制定憲法時，毛澤東堅決反對把「遷徙自由」寫進憲法。此後幾十年一貫制，利用戶籍和糧食關係，把農民限制在農村、把市民困鎖在城市。三年困難時期，幾千萬農民被畫地為獄的政策所限制，封鎖在自己的家鄉被活活地餓死。毛澤東一生所擔憂的問題就是他所說的：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實際上是畫地為獄的政策取代了所謂的教育說服。毛澤東時代最苦的是農民、最窮的是農村、最落後的是農業。毛執政時期，三農問題根本沒有什麼改善。以至於周恩來回到延安時，看到老區人民依然一貧如洗，不得不深深自責地說自己對不起老區人民。毛澤東進城後去天堂杭州幾十次，卻一次也沒有回延安，是不是忘記了老區人民呢？我們不得而知。 

圈地政治的第二個特點就是土地國有。全國土地說是國家和集體兩級所有，歸根結底還是國家所有，土地財政就是這一政策的必然結果。從小產權房的尷尬處境就知道，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只是一句空話！ 

圈地政治的第三個特點就是戶籍控制——改革開放前還有所謂「糧食關係」控制，這一招可是致命的一擊，沒有糧票，人們寸步難行；沒有戶籍，你到其他地方討生活，就會被定性為「盲流」——其罪名僅僅好於逃犯。你是盲流，地方政府有權把你「遣送回原籍」，多次遣返則有可能遭遇牢獄之災。

十四是狂熱政治。在延安時期政治狂熱病還沒有形成，當共產黨處於弱勢時毛澤東還是比較謙虛謹慎的。比如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延安作為黨內整風的學習教材，意在教育全黨吸取李自成驕傲自滿而導致起義失敗的血的教訓。可是，在國共內戰中形勢急轉直下，共產黨「天翻地覆慨而慷」，國民黨「流水落花春去也」之後，毛澤東嘗到了人民戰爭的甜頭、體味到奇蹟帶來的快感，所以總是想在經濟建設中克隆這一模式。總路線也好——多快好省其實是理想主義的單相思；大躍進也好——超英趕美其實是空想主義的幻影；人民公社也好——一大二公其實是共產主義的烏托邦，於今三面紅旗統統進了進了歷史博物館——成為後人的笑柄。

十五是遞延政治——企圖通過指定接班人，來確保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千秋萬代永不變色。

（本文略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