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列子孫如此虐殺炎黃子孫
我在反右運動中被劃為極右份子，1958年三月被判管制五年送勞動教養修筑鐵路，當年的勞教並沒有年限規定，它更像無期徒刑般使受難者似乎永遠看不見「成為薪人」的「驢年馬月」。在所謂「自然災害」的飢荒中勞教了三年多，我因不堪勞教隊的肉刑和飢餓的雙重折磨，於1961年中共建政日那個「吉日良辰」，以越獄逃跑的方式歡度了這個節日。兩月後在天津被捕，押回筑路隊關押在四川省灌縣（今都江堰市）看守所內，「獨居反省」了三年半，至1964年才以投敵叛國罪判刑十八年，輾轉押解到雷馬屏勞改農場服刑。
這座設在四川省大涼山裡的勞改農場是個龐然大物，它跨越了雷波、馬邊、屏山三個縣的崇山峻嶺，農場四周是古木參天野獸出沒、令嚮往自由者插翅難飛的原始森林，其自然條件和犯人們的生存條件都可以用暗無天日這個成語一言以蔽之。在這座囚禁著一萬多名勞改犯的人間地獄內，犯人們用原始農具在這不毛之地裡「戰天鬥地」，以疲於奔命的「贖罪式」加班加點忙碌著春種秋收。
農場主要的生產單位是三個分場和一個直屬場部的桂花大隊，我在這個大隊下屬的四個不同中隊裡服刑了十五年有餘，直到1980年8月，在距離我服滿全額刑期之前的四個月，才被全國右派貌似「一風吹」這場大戲的導演相中，讓我充當一名配角登臺演出以「改正」偷換「平反」的名詞魔術，在蒙在鼓裡的稀裡糊塗中，突然發現我已經「回到了人民行列」，而且還變成了一個四十六歲的准老頭！這些撲朔迷離的政治幻像暫且按下不表，話頭還是回到我三句不離本行的勞改隊。
我長期服刑的這個桂花大隊還設有一個直屬場部的集訓隊，也稱嚴管中隊，犯人們在私下則稱之為監獄裡的監獄。其功能那是專門「大力挽救」關押在內的各種類型的「反改造份子」。農場每年都要對某些「反改造份子」進行加刑甚至判處死刑，以體現黨的「抗拒改造，死路一條」的英明政策決非無的放矢。那些敢於向暴政說不的挑戰者，無一不在這「鬼門關」似的集訓隊裡被捆綁吊打刑訊逼供。我也曾經在這裡被「嚴管」過半年左右，親身領教過「我們對敵人絕不施仁政」這句「最高指示」的「一句頂一萬句」。
雷馬屏農場與全國其他勞改單位一樣，本著「全國一盤棋」的統一佈署，每年都將開展兩場以犯人間相互檢舉揭發為核心內容的政治運動，分別稱之為半年大評和年終總評。前一年年終總評的總結大會，同時也是第二年半年大評的動員大會，週而復始地意味著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犯人們都在這個評比運動中像野獸般相互撕咬，也就是獄方在犯人間大力提倡的「相互促進改造」。
按中共的慣用手法，在開展這類大型運動之前，必先召開營造所謂聲勢的動員大會，實為強化恐怖氛圍令犯眾惶恐，而最富刺激性的造勢方式莫過於老祖宗早已行之有效的殺一儆百。農場每年的殺人大會大同小異萬變不離其宗，即頭一年的年終總評總結大會也就是第二年半年大評的動員大會。會上必由農場一把手作謊言重複一千次的冗長報告。當高音喇叭傳來一聲「雷波縣人民法庭現在開庭」的吼聲時，才將坐在地上昏昏欲睡的犯人們驚醒。這時發現主席臺頂上已有一幅寫著「雷波縣人民法庭」七個黑底白字的布條掛起，高音喇叭再次告訴聽眾，在台上正襟危坐的政委科長股長等等獄吏，像突然中了什麼魔法似的，已搖身一變而成為檢察院的公訴人，法院的審判長、書記員，他們像兒童遊戲「過家家」般煞有介事各司其職宣布開庭。首先宣判了兩三名所謂「勞改積極份子」的減刑甚至當場釋放，而這只是「重頭戲」開場前的一個吸引眼球的短暫序幕。
終於農場管教科長走到主席臺前沿，手執話筒威風凜凜地大聲吼道： 「把犯人押上來！」剎時刻只見從主席臺一側的下方跌跌撞撞地擁出一串人丁。其中每兩個身背步槍的武警士兵扭揪著一個繩捆索綁的勞改犯，這一串蓬頭垢面的不幸者在主席台下、面對觀眾一字排開。接著「假冒偽劣」審判長即依次宣讀判決書，宣判到某犯的名字時，身後的兩名士兵各抓著他的一支胳膊向前跨出一步，同時用另一隻手托起這位犯人的下巴頦，以面對台下眾犯展示其被折磨得瘦骨嶙峋的「猙獰面目」（當年對階級敵人的規範修飾語）。這批被加刑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的「反改造份子」， 被巧立名目的各種欲加之罪延長了他們的刑期。
緊接著是令全體犯人把緊繃的心提向喉頭的時刻，即將宣判的一至三名、多至五名背上插著一根白紙「標幟」的死刑犯，其中總有的是大夥的熟人、仰慕者甚至哥們知心朋友，今天他們將用自己的犧牲來證明共產極權的殘暴……只見那「假冒偽劣」審判長手執判決書，念出那一行行血口噴人的所謂反革命罪行，讀完「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等關鍵詞後，迫不及待的劊子手士兵漲紅著臉將這個犧牲者推出了會場。
似乎是魔術師又點了一下魔杖，「假冒偽劣」審判長又還原成農場政委，開始重複他一千零一次的謊言報告。這時，會場外突然傳來兩聲沉悶的槍響，坐在地上的勞改犯心中一震，面面相覷地用眼神相互告知：「又一個炎黃子孫倒在了血泊之中」。
離開會場之前，有一道必不可少的程序－－每一個與會的勞改犯都必須依次圍著被殺者的遺體轉上一圈。統治者這樣安排的本意，顯然是為了進一步強化殺一儆百的恫嚇效果。但在我的追憶中，那場面總與今天在電視新聞上所見的、某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遺體告別儀式異曲同工。記得在播放這類新聞的同時，黨報上又常常會連篇累牘地刊出「深切懷念」這些黨旗覆蓋者生前的「豐功偉績和高風亮節」，更經常引用死者生前愛說的一句豪言壯語：「我很快就要去見馬克思了」， 或者說：「反正最後得去向馬克思報到……」，喋喋不休之中，反而令我醍醐灌頂般茅塞頓開，原來這些自稱「特殊材料製成」的共產黨鬥士，和我們這些凡夫俗子大不相同，他們死後認組歸宗時應該定位為馬列子孫，而我們則是品種純正的炎黃子孫，眼下倒在血泊中的肝腦塗地者正是我們中之一員。
像我這種在勞教勞改中幾乎度過了全部青壯年時代的「資深勞改犯」，腦海中必會記下無數次上述處死犯人的血腥場面。而真正令我刻骨銘心沒齒難忘的一次記憶，還是判處右派份子趙前生死刑的那些細節，雖然此前我對這位遠在三分場服刑的難友素昧平生。
那是1970年春季在桂花溪中隊召開的一次公判大會，正是「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毛主席最新指示語）的歲月。那天的公判大會像每年必開的大會一樣，高音喇叭喊出「把犯人押上來！」的吼聲以後，我等分明看見押在犯群最後的一名死刑犯，好像與以往所見的死刑犯迥然不同。他似乎軟弱無力又似昏昏欲睡，全靠身邊四個強壯士兵伸長胳膊奮力支撐著才未曾癱下，這異乎尋常的畫面自然引起我等犯眾的驚異和猜疑。
但是犯眾的胡思亂想不可能左右公判大會的按序進行，眼看前面十多個加刑者的判決書一一念過，終於那「假冒偽劣」審判長環顧了一下四周作精神一振狀，隨即翻開了最後一張判決書，在念完法院名稱、文書字號之類的官樣文章後，便以分外興奮的調門念道：「趙犯前生……」時，那趙前生彷彿從夢中驚醒般猛一抬頭張嘴，吼出了一聲口號的某一個音節。這意想不到的突發事件，使主席臺腳下簇擁著趙前生那堆人顯出了一片混亂，有的用巴掌去捂趙前生的嘴，有的伸手勒緊捆套在他喉頭的繩索，七手八腳一片亂象。
突然，一個身穿白色大褂背著醫用皮包的角色擠進了慌亂的人堆，事後聽說，他便是農場醫院的董秉良院長。只見他從皮包裡拿出了一件亮晃晃的家什，在趙前生的嘴裡一陣鼓搗，不到三兩分鐘，慌亂的人堆恢復了平靜。坐在地上的犯眾重新看到了趙前生那似睡非睡的臉，還有他那被周圍胳膊支撐著的癱軟身軀。此刻，「假冒偽劣」審判長那緊張不安的目光重新顯現出凶神惡煞的原狀，目光又回到手裡的那張判決書上，念出了趙前生「惡毒攻擊偉大領袖」，「瘋狂詆毀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類與時俱進的「欲加之罪」。判決書按慣例以「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作為結束語，前呼後擁的一群士兵拕曳著這具似睡非睡的軀體，去到了殺人現場。
最後那「遺體告別儀式」與往常所見的犧牲者卻有炯然不同之處，那便是死者那微微張開的嘴邊，竟置有一團被鮮血染紅了一半的藥棉。事後據在農場醫院服刑的右派醫生黃倫告訴我，當趙前生企圖高呼口號時，董院長衝上去用止血鉗強行撬開了他的口腔，將一團藥棉塞進了趙前生的嘴中，這個飽含階級仇恨的粗野動作，若不傷及牙齒舌頭造成創口流血可說是意想天開。
這位在臨刑前拚死呼喊口號的勇士給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我從犯人間口口相傳的陳述中瞭解到，死時四十四歲的趙前生，早在學生時代便在川東家鄉加入了中共地下黨。中共在大陸建政以後，其內鬥本性隨即發作，地下黨成員大多在內部肅反、整乾等運動中累遭迫害。毛澤東對心腹曾有過「逐步淘汰」處理地下黨的十六字御批。所幸趙前生暫未被波及，仍然擔任著涪陵行署辦公室主任的領導職務。及至反右運動的到來，「逐步淘汰」便逐步到了他的頭上，劃為右派開除公職監督改造，新婚妻子為劃清界限棄他而去。此時他回想到1949年以前，共產黨號召他反對國民黨的獨裁統治，為追求民族解放，他冒著生命危險加入了反蔣鬥爭。使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他為之奮鬥來的所謂新中國，竟然比他參與推翻的國民黨更獨裁更反動。「文革」開始後，對敵鬥爭的弦繃得更緊，趙前生為其右派冤屈翻案，被判刑十五年。
1969年調來這座農場三分場服刑，他私下對獄中的朋友說：「我簡直有一種在精神上被強姦的感覺」。其間他又書寫了類似萬言書之類的文稿，歷數中共「背信棄義」、「過河折橋」、「兔死狗烹」，筆鋒所指皆為他所稱的獨夫民賊毛澤東。這些親筆文稿在犯人間流傳中被一個陳姓木工犯人檢舉揭發（在判處趙前生當天，陳犯因檢舉有功被減刑兩年，三個月後，該陳犯在一次伐木勞作中，被倒下的巨樹擊中頭部當場死亡，其腦漿四溢頭破血流之慘狀更甚於被子彈射殺的趙前生，這本屬意外工傷事故，但該隊犯人在私下皆堅稱為「天公作美」）。
按說我對這位陌生難友趙前生的講述可以告一段落了，沒想到四年以後的1975年冬，我因腿部受傷骨折而住進了農場醫院，在這個人員流動性很強的特殊單位，我結識了一位患著一種特殊病症的刑事犯。只可惜多年以後的今天，我搜盡枯腸卻再也想不起他的真名實姓，但卻能記起他那非同一般的綽號，那也是因為這個綽號分外特殊的原故，竟和他所患的怪病一字不差：「脈管炎」。由於我對醫學的知之甚少，只曉得那個怪病在我住院的年代，和我所住的這家簡陋的勞改醫院，早已被判定為必死無疑的不治之症。我對這個年齡不滿三十歲的年輕人，又在這舉目無親的人間魔窟裡等待死亡的命運頗為同情，加上我和他同在一間病室床位也相近，便不時聊天消遣排除苦悶，按我在勞改隊確立的「防人之心不可無」的處世原則，判定他也並非秉性惡劣的勢利之徒，久而久之我們也能相互吐出一些心聲，何況他也知道，這個世界留給他說出心聲的機會已經屈指可數了。
他因盜竊耕牛罪判形十二年，來農場後不久，便患上這個發病時為這關節部位疼痛難熬的怪病，他長期抗拒出工挖地挑糞。中隊裡那些一知半解的衛生員，他們通常是按慣例以「耍死狗」三字的簡單判定，這樣更能迎合獄吏們「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立場需要。幾個月後，中隊便將這個抗拒勞動的反改造份子捆進了集訓隊，審查中集訓隊將他送到醫院查出此病，便讓他回到集訓隊幹些輕活，直到前不久病情加重，才送來醫院等死。作為一個案情性質單純的一般刑事犯，他在集訓隊獄吏們的眼裡，其恐怖係數並不很高，因此便讓他去作一些燒茶送水的勤雜工作。
1971年初，趙前生剛剛被「收監」關進集訓隊的小監時，負責給小監犯人送飯的就是我們這位認識不久的「脈管炎」，他也就認識了這位「全刑犯人」（這是監獄裡的專業術語之一，手上戴銬腳上戴鐐即稱 「全刑」，行話中也常含有「重刑犯」之意）。某夜，集訓隊長令「脈管炎」往會議室送開水，當他提著兩個熱水瓶到會議室去時，看見場部管教科長端坐在一張長條桌前，正對戴著全刑犯趙前生說著什麼，「脈管炎」走出會議室站在窗外，只是想一探究竟滿足一下好奇心，原來是對趙前生宣讀死刑判決書。他悄聲告訴我：「管教科長向趙前生宣讀完判決書叫他簽字時，趙前生將一口膿痰吐到了科長的臉上，頓時左右幾個武警士兵一擁而上，只聽夾在人堆中的趙前生發出了一聲慘叫，他的雙臂已被扭脫臼……」被這個殘忍場面嚇壞了的「脈管炎」匆忙逃離了窗邊，說到這裡他驚恐的眼神環顧了我倆的周邊，深害怕有人也聽見這恐怖的一幕。
隨後的幾天，負責給小監送飯的「脈管炎」每天都能看見趙前生，這個雙臂均已脫臼、雙手卻仍然戴著手銬的待執行的死囚，竟然被一圈又一圈鐵絲捆綁在一塊舊門板上，門板的中間挖有一個大洞，用以將裸著下身的趙前生排出的糞水流往洞外。他身邊還特意安排了兩個「勞改積極份子」，專司看守絕食中的趙前生。不知是為了看著他怎樣在生不如死的十天上訴期怎樣煎熬，還是守著他在酷刑折磨中如何喪失最後一線生機。
大隊部有一位丁姓獄吏醫生，他每天三四次來到關押趙前生的小監，給他注射葡萄糖，用手指摸摸他脈搏，以聽診器聽聽他的胸音。據消息靈通的犯人透露，四天以後，丁醫生向他的頂頭上司請示，此人再不處決就很難保住活命……正因為如此，我們才在前述的公判大會上看見趙前生那具昏昏欲睡軀體癱軟的斯情斯景。
「十天上訴期不是還沒滿嗎」？我奉勸全世界的書獃子丟掉這個天真的問題吧，應該回答這個問題的是一把對著你胸口的衝鋒槍，它的言詞就是每秒鐘連發數十響的子彈。它代表著一個好話說盡，壞事做絕的流氓政權，其領導核心都是些掌控著草民百姓生死大權的「馬列子孫」，他們頭腦中至高無上的信條只有一句話：「黨的利益高於一切」，而公、檢、法都是為了捍衛這個黨的利益而存在的工具罷了。其他的什麼法制，什麼人權，什麼普世價值，這類「五不搞」都是些「解放全人類」這個神聖使命的攔路虎，全都根據「維穩」的需要而「去他媽的」。
現居成都的前雷馬屏農場的昔日勞改犯、今改正右派的離退休老頭，除我以外，互通信息的尚有黃豹松、塗明遠、鄧啟智、肖盛基、吳瑞泉、蔣治平、彭曉琦、謝通靈等七十五週歲以上的「殘餘」存活者，那年代我們都曾圍著趙前生的遺體繞過一圈，他身上不曾覆蓋任何顏色的旗幟，卻留下了這群炎黃子孫永遠景仰的目光！
2011-11-6於成都寓中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