稱毛澤東是「父親」者的悲慘一生(圖)
紅色作家李廣田的人格悲劇

李廣田駕鶴遠去,彈指間有四十多年了。如今他與那些倍受磨難的上一代文人學者一道,早已淡出了人們的視線,帶走了他們曾經發出過的報國之音,曾經有過的滿腔熱情,曾經甘願為了主義去殉道的信仰,時至今日,那一個時代的知識份子延續下來的悠長尾音,也終將消歇。然而,對於當代中國,我總覺得倘若沒有了他們留下的無數悲情故事,以泣血的歷驗來昭示其屈死,或怨死,或慘死,生命已不存在的意義,作為觀照,我們這一代和下一代人或許就不會真正懂得反思,不會留住「明禮義、知廉恥「傳統,不會守護良知,不會把神還原為人,因此,倘若聽任歷史記憶的逐漸消失,熟視而無睹,那將是一個民族的悲哀。反之,即便從記憶裡讀出的都是淚水,也是有益的。

歷史記憶:死不瞑目的文革怨魂

「文革」時期1968年11月2日,李廣田不明不白地屈死在昆明城郊一處名叫「蓮花池」的水塘中,被認為死於自殺,當年叫做「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叛黨」或「叛徒」文革史料記載,至翌日被人發現時,李廣田先生滿臉呈現瘀血,眼睛尚未合上,脖子上有繩索捆綁的痕跡,後腦杓上有明顯的打擊傷痕,可見被謀殺的證據確鑿。後來,許多人曾對於李廣田的死因提出異議。但是那年那月,中公檢法徹底癱瘓,沒有誰敢去幫李廣田驗屍,調查死因並寫成文字。遺體很快就被狷紅衛兵運走,自作主張地火化了。

現代中國的士者從來就不乏屈死怨死的題材,文革期間因自殺,或稱之為非正常死亡的著名文人學者何止成千上萬?還記得「四人幫」受審時,最高法院院長黃火青宣讀的政府報告裡就講到,文革中被直接迫害致死的知識份子計有十四萬人之多!其實,民間記憶遠遠超出這一官方統計數字。迄今為止,歷史還沒有忘記他們,不勝枚舉:

報人鄧拓;作家楊朔;第一紅色秘書田家英因受奇恥大辱,在中南海庭院裡上吊自殺;戲劇家老舍也於同年8月24日因不堪凌辱與迫害,在北京投湖自殺;國學大師熊十力,絕望於國事日非,於1968年5月24日絕食身亡,以死抗爭;才華橫溢的文學翻譯家傅雷9月3日偕妻雙雙自縊身亡;頭牌紅色歷史學家翦伯讚於1968年12月18日偕妻戴淑宛在清華園家裡雙雙服安眠藥自殺,他的死曾令毛澤東「龍顏」震怒,認為拂逆了他的面子;報人儲安平因言獲罪,當了幾年的大右派,還沒緩過穢氣來,也在文革中未能逃脫,再次成為紅衛兵們攻擊折磨的對象,任意辱罵,拳打腳踢,捆綁遊街,無所不為,受盡人身侮辱,最後忍無可忍,他於1968年8月的一天離家出走了,從此人間蒸發,下落不明,四十多年過去了,至今是死是活,無人知曉,成為了「文革「時期遺留下來的共和國驚天懸案。

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們這一代人所接受的正規紅色教育,多來自於中小學語文課本上曾讀過的那些優美課文,均為精選出的中國現代散文典範,然而其作者在文革中因被迫害而屈死怨死的不乏其人。那年那月,一介書生在一浪接一浪的政治狂飆裡掙扎求生,內心之驚恐可想而知。曾幾何時,草菅人命的「主子」與跑龍套的「家丁們「都握有了生殺大權,可以按照他們自己的邏輯思維行事,以言治罪,對弱勢群體的知識份子任意施虐,這或許是現代中國最大的弔詭了。

當年的李廣田或許是陷於集體狂熱中發自內心的崇拜,抑或是在被劃為右派的境況中為了自保,違心地稱頌毛澤東是「父親」,無論出於哪一種衷曲,終竟也未能給他的人生帶來好運。

李廣田是中國在1958年拍攝的著名電影《阿詩瑪》的編劇。該劇的主要演員楊麗坤在1966年也受到殘酷迫害。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李廣田先生亦是散文大家之一。

李廣田先後南開大學、清華大學任中文系主任、副教務長,雲南大學教授、副校長、校長,中國科學院雲南分院文學研究所所長,作協雲南分會副主席、中國作協理事等職務,既是紅色詩人,人文學者,又是教育大家。

文人自賤,認毛為父為那般?

在現代中國的歷史上,李廣田是第一人,稱頌毛澤東為「父親」,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舉國上下陷入瘋狂,任雲南大學校長的李廣田也受到「大好形勢」的觸動,懷著一顆所謂的「赤子之心」,寫下了一首《他在各處行走》的頌詩。這首詩把政治偶像稱作「父親」,這在中國文化的語境中真是震古鑠今,前所未有。文革結束的197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紅太陽頌》詩集,竟然還將這首詩編入其內,使它在浩如煙海的「紅太陽頌「中佔據了獨特而醒目的位置。李廣田寫道:

「走啊,走啊,//他的腳步帶動著我們的腳步,//他的腳步帶動著祖國的腳步,//沿著社會主義的大路//飛躍前進。//就是他,//這個巨人,//這個用堅定的大步走在祖國大地上的人,//這個用輕柔有腳步走在我們心上的人,//我們,我們六萬萬人民,//我們是多麼尊敬他,多麼愛他呀,//他比我們自己的父親還更親,//他是我們六億人民的父親。」

這首詩有真情實感嗎?

詩中採用了那樣多的讚頌之詞作為鋪墊,烘托出「他比我們自己的父親還更親,他是我們六億人民的父親。」在這裡,我們根本體味不到詩人發自內心的真實情感,倒覺得詩人扳著臉孔,像是為迎合政治需要而為街頭巷尾製作張貼的標語。曾經的詩人,其情感世界並非如此,在中國人的文化觀念中,「嚴父慈母」為特指具象。千百年來父親之「嚴」已成定型的概念,因而「父親」一詞斷然不會進入現代中國人崇拜偶像的詞典。作為文學家、教育家的李廣田,似乎要突破固有的思維,洋為中用,把蘇聯人崇拜偶像的稱呼移植到中國,重塑「父親」在中國文化中的意義,要在中國開拓出歌頌領袖的一片新天地來,以表達一位被時代改造過的知識份子對偶像的忠誠。這或許就是李廣田的「志」,然而,卻忽略了中西文化的差異,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也沒有給他的人生帶來好運。

1949年,毛澤東曾通過郭沫若,試圖說服胡適,希望能與其他民主黨派的部分賢達一樣,留在大陸效力,並許願給予北京圖書館館長的職務,然而未果,胡適去了臺灣。隨後,毛將胡適、傅斯年、錢穆等三人定性為「反動文人學者」,郭沫若見風使舵,為之吶喊助陣,亦在各種講話中將相交了幾十年的老朋友貶斥為蔣介石的頭號幫凶。一個有理性、有良知的學者,不知怎樣才說得出口?

做為觀照,今天的讀者還可看到郭沫若為毛寫下的頌詩,描繪了1958年初毛澤東在飛機上辦公的情景:「難怪天空是加倍的明亮,機內和機外有著兩個太陽」(《題毛主席在飛機中工作的攝影》),詩人李季於同年也寫道:「世上有多少崇高的情感,/慈母的愛要比一切都更深沉。/可是,我們卻感受過另一種愛,/它比母親更要勝過十分。」(《難忘的春天》)等等,他們唯恐歌頌得程度不夠,唯恐歌頌得不夠新鮮,都在挖空心思地表忠心,使得「紅太陽頌」像滾雪球一般不斷壯大起來。這是那一代知識份子在每天驚魂未定時所做出的選擇。當時李廣田已被劃為右派,受到批鬥,但他在寫《他在各處行走》時,是否也具有這樣的心理狀態呢?

當年赫魯曉夫稱斯大林為「父親」,於是蘇聯各族人民都跟著他喊「父親」,喊得響遏行雲,喊得驚天動地,慈祥、智慧、力量全都彙集於那位俄羅斯歷史上最顯赫的「父親」身上。但是,在中國把偶像稱「父親」,似乎沒有這樣的文化傳統。所承襲的觀念仍然是「皇權」,獨享天子的殊榮;;都希望人們喊他「萬歲」,期盼萬壽無疆,永享駕馭天下的快樂,那年那月,雖然沿襲了「萬歲」稱呼,但誰也沒想到要把「父親」一詞加在政治偶像的頭上。回望歷史,凡是竭力恭維過毛澤東的人幾乎都未能善終,例如,首次提出「毛澤東思想」的一說的劉少奇,首次提出「要做毛主席的好學生」口號的陶鑄,均被毛關死在陰暗潮濕的地下牢獄之中,首次提出「萬壽無疆」的林彪則命喪天涯,文人的例子就更多得不勝枚舉,不一而足。

扣問良知,中國讀書人的自省

然而,李廣田稱毛澤東是「父親」,並沒有給他帶來好運,惡運卻從天而降。在中國流年不利的1959年他被增補為右派,由雲南大學校長降為副校長。

文革伊始,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阿詩瑪》成了李廣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證。他被監禁起來,遭受嚴刑拷問:本來阿詩瑪和阿黑在傳說中是兄妹關係,可為什麼要把他們修改為男女的情愛關係呢,這不是在宣揚腐朽的資產階級價值觀嗎?

中國沒有超人,如果有的話,只有一個,那就是「偉大領袖」。當然鬥爭會不是藝術討論會,縱使李廣田有七八張嘴,也不能將心裏的話向這些「家丁們」說清楚。於是,他被人扭著胳膊,拉上臺去批鬥,他的脖子上掛上沈重的大牌子,在陣陣口號聲中被拖出去遊街示眾,他在成千上萬人的注目下被罰跪,被拳打腳踢,一個知識份子的顏面被徹底掃蕩,在全國各地暴虐知識份子的狂潮中,李廣田萬般無奈,也只好向他寫了無數詩文予以歌頌的土地告別:「再見,再見,這一別將永無再見之一日」是啊,書寫歷史的標點全是問號,歷史的幕後故事全是驚嘆號。

李廣田對偶像冠以「父親」的歌頌,也就成了「紅太陽頌」的歷史絕唱。在漫長的人生路途中,李廣田與同代其他知識份子一樣,也歷經了人生的許多大喜大悲、許多坎坷曲折,或許這不能不使他在書寫自己悲劇命運的同時,也從無情的流水年華中去思考人的命運,尤其是20世紀中國知識份子的命運。客觀上,李廣田們通過自己的死,引起了當代中國知識份子對自己生存狀態的反思。

揮不去的是記憶,留不住的是年華。在宏闊的現代中國社會文化背景下,文人「折腰」已形成了一個文化生態鏈。我們在回顧李廣田先生的慘死遭遇時,如果將他放到了當代中國社會的大環境中,或可看到那年那月,左傾思潮不斷膨脹的時期,這一人格悲劇的必然,亦如同一座時代大鐘,或可返回到起點,但已不是昨天。

《詩經》有云:「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這句話說得實在醒世!歷史本身就是一面「殷鏡」,離我們並不遙遠,當我們拂去表面的塵埃,那些淡出的影像就會重新清晰地映入我們的眼帘,李廣田們的現代人生悲劇似可永遠引為後世之誡,不會因為朝代更迭,歲月變遷,時光流逝而失去其鑒!

本文留言

作者九州歡樂相關文章


近期讀者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