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斯潘：為資本主義一辯(圖)
對照實驗(controlled experiments)不適用於經濟學領域。但二戰結束後東德與西德之間的較量，有一點接近對照實驗。這兩個國家起源於同一種文化、同一種語言、同一種歷史和同一種價值體系。在此後的40年時間裏，它們在分隔線的兩側互相競爭。兩者間唯一的主要不同在於它們實行的政治及經濟制度：一邊是中央計畫，一邊是市場資本主義。
1989年，隨著柏林牆的倒塌，這個實驗戛然而止，前蘇聯陣營奉行的經濟學在幾十年裡給東德經濟造成的破壞也暴露無遺。實行中央計畫經濟的東德與實行市場經濟的西德相比，前者的生產力水平僅略高於後者的三分之一。許多當時的第三世界國家以此為鑒，悄悄地向市場資本主義轉型。
尤其是中國。它複製了「亞洲四小虎」國家以出口為導向的成功的經濟模式：受過良好教育且成本低廉的勞動力，與發達國家的技術結合在一起。在新近開放的競爭型市場上，中國和多數發展中國家開始了爆炸性的經濟增長。2000年至2007年間，發展中國家的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幾乎達到發達國家的兩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曾估計，2005年時，全世界勞動力中，有超過8億人從事的工作涉及出口型（因此也是競爭型）市場，這一數字與柏林牆倒塌時相比，增長了5億人。還有數百萬人，尤其是在前蘇聯國家，服務於本國國內的競爭型市場。
自從啟蒙運動孕育出資本主義以來，資本主義已經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成功。世界大部分地區的生活標準及質量，在幾乎停滯了數千年後，增長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貧困人口大幅減少，平均壽命延長了一倍以上。過去兩百年間，全球實際人均收入增長了十倍，物質財富的增長使得地球能夠養活七倍於以往的人口。
儘管中央計畫型經濟或許不再是讓人信服的經濟組織形式，但它在這場觀念之爭中的對手——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也遠未獲勝。問題在於，定義資本主義的力量以及殘酷市場競爭的力量，與人類天生對於穩定的渴望以及一些人對於文明的渴望之間，形成了衝突。歐洲一位著名政治家幾年前極好地詮釋了反資本主義的流行思潮。他問道：「什麼是市場？它是弱肉強食之法則，是自然之法則。什麼是文明？它是對抗自然之鬥爭。」儘管承認競爭的確能夠促進增長，但包括這位政治家在內的觀察者依然擔心，為了實現增長，經濟行為者的行事方式必會服從於弱肉強食的法則。於是，這些觀察者選擇放緩增長，來換取更大程度的文明。
然而，一些人眼中的文明行為（這些人認為野蠻的競爭行為是骯髒的），與多數人依然尋求的物質生活之間，真的是簡單的非此即彼嗎？長遠來看，這種交換真的存在嗎？舉例來說，在過去的一百年間，由競爭型市場推動的經濟增長所創造出的資源，遠遠超過維持生計所需。而盈餘——即便是在諸如美國這樣最具競爭特點的經濟體中——主要被用來改善人們的生活質量：改善醫療、延長壽命，完善養老體系、建立全民教育體系、以及大幅改善工作環境。我們的市場經濟令財富大量增加，而我們已利用其中的大部分財富換來了大部分人眼中更高程度的文明。
對資本主義最深惡痛絕的人，是那些混淆了「裙帶資本主義」與自由市場的人。當政府高官常常為私營領域的個人或企業提供好處（通常是為了換取政治支持）時，裙帶資本主義就會氾濫。這不是資本主義。這被稱為腐敗。
與資本主義聯繫在一起的「貪婪」和「貪慾」常常飽受詬病，但它們並非資本主義的特徵，而是人之天性，影響著一切經濟體制。對收入不平等加劇的擔憂是合理的，只不過它所反映的是全球化和創新，而非緣於資本主義本身。但在美國，造成這種不平等現象的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我們的移民法，它「保護」許多高收入者的飯碗不會因為更有競爭力的移民而被搶走。美國H1B簽證實際上是對富人的補貼，這一政策是對資本主義支持者的詛咒。
無論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存在什麼樣的缺陷，在被嘗試用作其替代品的制度中——從費邊社會主義到蘇聯模式的共產主義——沒有哪一種制度能成功滿足所在國人民的需求。資本主義的行為需要調整。曾經是資本主義謹慎作風之代表的銀行家們在金融危機來臨之際，坐視其資本充足率滑向危險的低水平，這種態度令我倍感焦慮。監管資本必需增加。
然而我擔心，為了應對危機，對資本主義模式進行的諸多「改進」將被寫入法律。而在日後看來，這些「改進」是否明智，我深表懷疑。
本文作者為美聯儲(US Federal Reserve)前主席。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