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幹子弟 高位高薪 集體世襲「權力場」

當今，那些父兄是高官的人，進人官場，就會飛黃騰達；進入商場，就會財源湧進。政府機關，外國公司，大型的國有和私有企業，也爭先恐後地吸收高幹子弟，並給予高位高薪。有人說，當今，高幹子弟是集體世襲。

平心而論，「集體世襲」的說法有點以偏概全。高於子弟千差萬別、良莠不齊，有依賴父兄權力的紈褲子弟，有出類拔萃的優秀人才。就是已進入高位的，也不全是靠父兄權力的蔭護。高幹子弟向上流動的機會超過平民子弟，也是任何社會難以避免的現象。不過，在民主國家，家庭背景只給他一個起點，他的上升是依法的，是按程序的。小布希能當總統，與他的家庭背景不能沒有關係，但顯然不是出於「讓我們的子女接班，不會挖祖墳」的意願。他是按程序選舉上來的，不是老布希或老布希的朋友提拔的。

領導幹部不可能不讓自己的子弟當官、經商。高於子弟也是獨立的公民，他也有自由選擇職業的權利。問題的關鍵在於，他們當官、經商，是不是藉助了父兄掌握的公共權力。不能限制高幹子弟進入市場和官場，但必須限制公共權力進入市場。一旦公共權力進入了市場，藉助權力陞官發財就不可避免，高幹子弟就有近水樓臺之便利。

在公共權力不受制約的條件下搞市場經濟，權力就會進入市場交換領域。兩千多年的專制社會，在中國形成了權力至上的傳統。在權力崇拜的社會，權力一旦進入市場，就會成為極其昂貴的商品。我是主張搞市場經濟的，但我反對公共權力進人市場。在中國將市場經濟體製作為改革目標的時候，我發表了一篇評論：權力不能進入市場（載《經濟參考報》1993年2月11日），我寫道：

搞市場經濟並不是什麼都能進入市場的。權力就絕對不能進入交換領域。我這裡說的是公共權力。公共權力應當在更高的層次上體現大多數人的利益，它應當公正地對各種利益個體進行管理，監督，協調，不能參與到利益個體之中。權力一旦進入了市場，它就失去了公正，也就失去了管理社會的合法性，社會就會出現極大的混亂。設想一下，如果球場上的裁判員一邊吹著口哨一邊踢球，球場會亂成個什麼樣子？權力進入市場以後，權錢交換，權權交換，權色交換，必定腐敗叢生，民怨沸騰，這還能搞什麼市場經濟？

很不幸，我國現實的發展和我的期待不一樣，進人九十年代中期以後，權力真的進入了市場。經濟市場化了，公共權力的運作方式還基本保持計畫經濟時的狀態。權力高度集中，政企不分，大量的經濟活動需要官員們審批。辦公司，申請營業執照得審批；向銀行貸款要審批；進口商品要審批；地皮需要審批。審批的權力掌握在官員手中。對經營者來說，需要審批的是發財機會。得到了批文就得到了財富。所以，手中有審批權的官員如果沒有高尚的情操和堅強的意志，就無法抗拒「糖衣炮彈」的進攻。何況，我們的審批有相當大的隨意性，他可以批給這個人，也可以批給另一個人。這樣，沒有認真改革的政治權力，在市場上可以兌換成大量的黃金白銀。市場化的過程是利用政治權力聚斂財富的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在這種情況下，與高官有關係的人，是接近審批權的通道，他們就成了一種極為寶貴重要資源。有了他們的幫助，就有了貸款，就有了訂單，就有了地皮。高於子弟最接近權力。高幹子弟親自出馬經商，很快就成億萬富翁。商人們有高幹子弟參加他們的商業活動，也會日進斗金。經濟權力部門在權錢交易中獲得了實惠，黨政權力部門也不能「守著大餅挨餓」，官員任免權也隨之進入了市場，成為高度壟斷性的「商品」，賣官鬻爵頻頻發生。高幹子弟不需要花錢買官，人家會送給他官帽子。今天我送給他官帽子，明天他父兄會給我更大的官帽子。給高幹子弟送官帽子是風險最小，收益最大的買賣。

因此，只要權力參與市場交易，只要幹部選拔缺乏民主制度，高幹子弟即使老老實實地呆在家裡，也會有人千方百計地找上門來。於是，高幹子弟依靠權力陞官發財就有了一種利益機制：公共權力參與市場交易——要陞官發財必須親近權力——拉攏高幹子弟，讓高幹子弟陞官發財——讓高於子弟陞官發財者，自己升更大的官發更大的財。20多年前，身居高位的一位老人曾經有過「讓我們自己的子女接班，不會挖祖墳」的說法，這一說法對世襲當然會起作用。但是，如果僅有這句話，沒有利益機制作為動力，世襲現象不會普遍、持久。有了這種動力機制．不僅是高幹子弟，連高幹的跟班、司機、情人，也有了陞官發財的機會。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後，中國社會出現了不公平問題。社會不公平的主要表現是，對改革成本的承擔和對改革的收益分享不對稱。獲益最大的是各級掌權者及其親屬和朋友，收益較小的是工人和農民和中下層職員。而對改革的成本的付出，工農和中下層職員比官員大得多。產生不公平的原因很多，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市場交易不公平。交易不公平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權力參與交易。我曾提出過「權力場」的概念。像「物理場」一樣，「權力場」也是一個能量場。在這個「場」的每一點的能量都是不一樣的。每個人都生活在「權力場」的某個位置。中國的改革還沒有破除計畫經濟時代的「權力場」。在原有的「權力場」的基礎上建立了經濟市場。這樣，處在「權力場」高能位置的人與低能位置的人進行交易，必然是前者勝，後者敗。不公平的交易就是這樣發生的。一個有趣的例子，有一項技術成果多年無人問津，某公司得到這個技術之後，聲稱這是某公子的專利技術，結果訂單如潮。為什麼能產生這樣的效果？因為這家公司把這一商品從「權力場」的低能位置移到了高能位置。與這商品搭上關係的買主，就有可能和某公子搭上關係，就有可能接近公共權力的高端。

我曾寫過一篇文章批評「紅頂商人」（《市場經濟不需要「紅頂商人」》，載《經濟社會體制比較》1997年第2期）。我說的「紅頂商人」是指用行政權力發財的商人。他們有的沒有「紅頂」，而是與「紅頂」有親密關係。「紅頂商人」是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和不完善的市場交媾的怪胎，是權力和金錢的私生子。在這篇文章中我提出，要防止「紅頂商人」破壞市場經濟，必須改革上層建築，使上層建築適應經濟基礎，即盡快建立民主政治體制。沒有民主政治的市場經濟會發展成為「權力市場經濟」。

1998年，印尼蘇哈托下臺，當時的報導說，蘇哈托家族在全國1247家公司中擁有重大股權，這些公司分屬20個財團。蘇哈托的三子三女、女婿、兒媳、孫子、異母弟弟及其它親屬都各有財團，業務遍佈全國，涉及公用事業、金融、地產、通訊、交通運輸、石油化工。建築、傳媒、超級市場，等等。蘇哈托家族在許多外國公司中也擁有股權。蘇哈托家族帶頭，印尼「廉潔官員鳳毛麟角，要找一個手腳乾淨的官員難似大海撈針。」蘇哈托政府自身不乾淨，怎麼能站出來清除腐敗？退一步講，即使印尼中央有廉潔的人站出來反腐，下面誰來執行？法不責眾，腐敗就成了常態。這些腐敗官商們還是國家商業活動的主體，打擊他們，商業活動就要停頓，經濟就要遭受損失，沒有人敢下這樣的決心。想清除腐敗，還要涉及到很多外國投資公司。在蘇哈托家族聚斂財富的過程中，外資公司起了不少作用。蘇哈托家族在這些外資公司中擁有大量股權。沒收蘇哈托家族財產，就要影響這些外國公司的利益，外資就可能退出。蘇哈托家族的公司有一些是上市公司。如果將這些上市公司清盤，就要涉及一大批小股民的利益。這也為反腐敗增加了難度。

我借蘇哈托下臺的機會，發表了一篇題為《權力市場經濟的教訓》的文章（載《方法》1998年第8期）。我寫道：

蘇哈托家族聚斂財富的手段主要不是貪污，而是利用權力經商。他們的公司可以享受種種優惠政策，可以取得政府合同，可以取得某些緊俏商品的進口權。印尼經濟市場化了，但政治並沒有民主化、蘇哈托搞的還是鐵血政治。在這種情況下的市場經濟只能是扭曲的市場經濟，即權力市場經濟。權力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特徵是權力進入市場，權力可以轉換成金錢，金錢可以買到權力。權力大的人不僅自己很容易成大富翁，他的親屬也可以分享權力之惠。

還應當說，蘇哈托執政時期，印尼經濟發展還是比較快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從1966年的70美元增加到1996年的1160美元。誰是經濟發展的最大受惠者？是各級大大小小的掌權者，其中以蘇哈托家族為最。隨著經濟的發展，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社會矛盾也越來越尖銳。老百姓生活比原來是提高了，但不滿情緒也增加了。亞洲金融危機引起社會矛盾總爆發，老百姓的怒火燒燬了蘇哈托的王冠．也燒燬了他的金權王國的漂亮外部裝飾，把一切醜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印尼表面上是法治的。蘇哈托下臺的權力過渡，雖然是在群眾風暴中進行的，權力交接卻還按照法律程序。但是，印尼民主化程度低。權力不受制衡。看來，沒有民主的法制只不過是掌權者的程序遊戲。民主和法治，二者不可分，在某種意義來說，只有有了民主．才有真正的法治。

時間又過去了10年．被腐敗官司纏繞的蘇哈托逝世。只要靠他陞官發財的人還有勢力，他的官司肯定是打不清的，為他舉行國葬也不會出人意料。此時中國改革進入了第30個年頭。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國民經濟的蛋糕已經做大。與此同時，一方面市場化加速，一方面原有的權力體系沒有大的改革，甚至更加強化。在權力政治加市場經濟的格局下，權力和金錢往往私下結盟，權貴資本急劇膨脹。結果，改革中造就的既得利益群體形成了強勢，強勢群體不僅佔有了蛋糕中最甜美的部分，還吞噬了改革前勞動者創造的。以國有名義存在的大量財富。他們還企圖利用這種強勢左右改革的政策，企圖在改革中得到更多的利益。「改革目標部門化，部門利益政策化」，就是既得利益者們扭曲改革的一種形式。黨和政府一些有損既得利益者的改革，出臺都是困難的；而有利於既得利益者的改革，出臺就相當快。

以公車改革難為例。上世紀90年代後期有一個統計數字：當時有350萬輛公務用車，每年耗費3000億人民幣，這些公車消耗高於當時國家財政對國防、科研、農業、公共衛生、教育等方面的投人。而這些公務轎車只有1／3用於公務，l／3被官員家庭私用，l／3被司機私用。所以，黨和政府1996年就提出了公車改革的問題。1998年國家正式啟動公車改革。但是，公車改革喊了十年，試驗了近十年，沒有進展，到新世紀，公車繼續大量增加，2005年我國公車轎車保有量超過了500多萬輛，每年為此消耗6000多億元。而據國家統計局數字，2005年「文教科學衛生事業費」為6104億元，「社會保障補助支出」為716億元，國防費用為1817億元。為什麼政府推動的公車改革這麼難？主要是觸動了乘車官員的利益。公車改不動是因為「公權」沒有改革。住房改革又是一例。住房商品化是中國住房改革的目標。1996年政府硬性規定，到1998年7月1日止，停止福利性分房。但是，到了截止日期，不少單位還沒有吃完「最後的晚餐」，新世紀過去了幾年，福利性分房還在進行。1998年以後，按每平米1480元出售給個人（北京價格，當時市場價格平均6000元左右）。2007年，北京市蓋了一批檔次很高的住宅，市場價格在15000元左右，卻以「經濟適用房」的名義，以4000元的低價賣給中直機關的高級幹部。「經濟適用房」本來是照顧窮人的，買「經濟適用房」必須對其家庭收人經過嚴格的審查。人們無奈地說，說房改是‘吃不完的最後晚餐」。

鄧小平以後，強人政治轉化為常人政治。進入中國高層領導的是普通人。他們能走上高層是因為機遇、性格、能力和人品。常人政治的一個特點是，他不能按照自己的既定的理念行事，只能按照社會現實需要行事；他不能憑藉自有的政治強力來推行某些主張，他只能在各種政治力量合力的推動下作為。而在社會合力中，強勢群體的力量有著更大的權重，它常常左右著社會合力的方向。如果按這個社會合力的方向走下去，社會就更加不公平，社會危機就更加深重。常人政治既不能違抗社會合力、又要防止強勢群體左右中國的發展方向。這是常人政治的困境。常人政治的領導人要走出這個困境，必須建立憲政民主制度，用民主來制衡強勢群體。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