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在聊天室，我不止一次地聽人說：「我們這個民族是邪惡的，就得這個邪惡的黨來領導，來改造，由這個邪惡的黨領導著一步一步變成善良的。」如此說話的有佛教徒，也有基督徒，還有什麼教也不信的無神論者，都要寬容邪惡。這實際是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眾恐懼和依戀「非友即敵」的中共邪教的心態。
今日中國大陸，很多人都說信佛教，講慈悲為懷，推論：寬恕中共的歷史罪惡。這些人認為：緣起性空，中共魔也好鬼也罷，都是人世間的惡業所招；我們與人為善，應該要給中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機會。這樣理解佛法，叫我看還是這樣思考和說話的人加入少先隊、共青團、共產黨組織填表、宣誓（簽約）時，靈性智慧被封后一直沒有開封，思維如同一個人掉進黨文化的魔窟，靈魂好似賣給了阿修羅。觀念變異得縱容邪惡失掉威嚴，還以為是慈悲，要把對迫害親人的具體參與者真誠悔罪後應給的寬恕，很不恰當地要給予發動迫害的共產黨。
中國大陸的基督徒也有類似的問題，他們講博愛也是把私人的仇敵跟中共這個社會公敵混為一談。這也是某個時候被逼或騙，入隊、入團、入黨時應約而靈智被封呈現的魔障。人被魔障（黨文化思想籠子）籠罩住之後，在共產黨迫害法輪功問題上容共犯罪，指責修煉人去天安門講真相是違背了修忍的原則，理解不了給他講真相是在救他，是「真善美」追求之善的體現，他譴責迫害是講公道。
更多的人的確什麼教也沒加入，但偏偏就在小學加入了少先隊、中學入了共青團、大學入了共產黨。有的一入，有的兩入，有的三入，入前就被父母、老師等他人以「要求進步」、「不要跟學校彆扭」、「入黨有利於做官」等觀念洗腦了，甚至還以給班主任當密探、辦黑板報、認真上歷史、政治課等行為表現「進步」，其實這在西方看來就是入教。只是這個教冠以黨名而中國人被矇騙了，無知地以為跟參加生日party差不多，以後不參加活動了就不在那個party中了。我這個過期的隊員、團員初次聽勸退時脫口拒絕，說：退什麼退，我早就不是了。以德國胡塞爾的現象學理解共產黨是邪靈後，我出了一身冷汗：中共太邪惡了！
初次聽人說漢族人邪惡時，我非常吃驚：什麼時候有人敢這樣明目張膽的說「我們這個民族是邪惡的」？我研讀過世界歷史，見過民族之間打嘴仗時說對方邪惡，也見過邪惡的個人自認邪惡，從沒見過這麼說自己民族的。咋回事？後來隔三岔五總有人把類似的話，箭似地射入我的耳鼓，驚詫過後明白了：黨教育的！
自由憲政的國家的不糾結政治和文化，每個多黨競選制的政黨都只談論自己和批駁他黨的政見，沒人會愚蠢地去貶損民族破壞自信。中華民國初期，由於科舉被廢除小人儒專幹這事。但他們從古代「華夷之辨•中央之國」說漢族狂妄自大、不思進取，也就是反證中華祖先很自信，在大東亞文化圈中最先進。多國和萬國來朝的漢唐，甚至到重文輕武的宋朝，到亡國的元朝、清朝都依然自信。事實上，瓦特蒸汽機出現的乾隆年代以前，中國禮教農耕文明一直如同今日美國。
失去自信是新文化•五四運動中激進的全盤西化論者，代表人物是陳獨秀、李大釗、魯迅、毛澤東，想用歐美的民主或專政制度與科學或基督教文化迅速改變中國。這些全盤西化論者，稍稍有些西方人的時態意識和精確思維，就知道中國禮教農耕文明在晚清的落後只跟晚清失去修養和修煉內涵的儒道佛文化有關，並非中國文化五千年的問題，只是應對西方現代文明衝擊中的中國晚清人的問題。或者說，所謂中國文化不行或國民劣根性實乃中華民國時代激進者的自卑感。
就是這些激進者的自卑感在中華民國也不多，中國人有中庸傳統，偏激者從來都少。就是主張全盤西化的人，性情不激烈而理性溫和者也不自卑，例如胡適。這些自卑感，以英國洛克與羅素、法國伏爾泰與孟德斯鳩、德國萊布尼茨、康德的理性視角來看，是面臨變局、亂象時個人心智不成熟的手足無措、詞不達意似的應對失常，完全亂了方寸，是一種成年人的幼童心態：應變能力低而呈現的焦慮症，好似抑鬱症、精神分裂，成為辛亥革命後沒落儒生的社會變革焦慮症。
具體呈現為兒女反父母、妻子反丈夫、族人反宗族、個人反民族等成年人的政治幼稚病，這跟青春期的騷動或臺灣1980年代「醜陋的中國人」的自我貶損，也就是一陣風，卻由於1920年代蘇共扶植的中共利用民國的言論出版、結社集會等自由民權，煽動文痞、流氓之類邪惡小人販賣蘇俄「暴力革命」猛藥，非理性地激烈批判民國初年的儒道佛三教傳統，引憤青步入共產暴亂邪道成了瘋病。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共工酋邦裡，反對父母、丈夫、宗族、民族的憤青病從個人自發的婚姻、恩怨問題上擴散，跨越江南、河北鄉村的小范圍，以新文化的名義和黨文化的實質，從所有教育文化領域普及到全民，言行蘇聯化或共黨化：損傳統，斗為樂。如此蘇聯化的假中國人自輕自賤到極度，把中國共產黨視為中國人，把中國民族五千視為邪惡的歷程，只能在邪惡的中共領導下同步改邪歸正。
歷史上有犯罪不清算就放過的邪惡嗎？沒有。寬容是對個人私敵，絕非邪惡。
摘要：中共統治中國大陸62年，使幾乎全民容共犯罪並因加入「成青少」共黨而靈性被封，被邪靈附體辱罵中國民族「邪惡」。中國人在晚清喪失的民族自信心，在民國初年滋生的民族自卑感、沒落儒生的革命焦慮症──反父母、反丈夫、反宗族、反民族等成年人的政治幼稚病，被大陸開展的敵我鬥爭的群眾運動和馬列邪說的文化教育普及。全民被服用蘇俄「暴力革命」猛藥的文痞、流氓和憤青引領和帶動，步入共產暴亂邪道。不能寬容中共羞辱中華文明的邪惡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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