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性格可不可以評說
自從毛澤東走下「神壇」後，我等之輩終於得到「翻身解放」——可以議論他老人家的是非功過而不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了。不過，議論並非敞開嘴巴直言不諱，還是有「一定原則」的，即對毛澤東的錯誤，只能「宜粗不宜細」，不能「深挖細找」，尤其對錯誤的原因更不能「問個不休」。比如毛澤東發動「文革」的錯誤，是否與他的性格有關?這個問題就是禁區，不讓隨便議論。
毛澤東的大秘書胡喬木，曾經極力反對把毛澤東的「文革」錯誤與他的性格聯繫起來，他在《<歷史決議>中對「文化大革命」的幾個論斷》一文中說：「關於‘文化大革命’，本來還可以說一些其他的原因，也許不只這四條，但是，我們在起草的時候，開始就下決心不提個人的問題，個人的品質、個人的性格等等。並不是說這些不是問題，而是說講這些東西不能教育人民，不能教育群眾。每個人都有他的品格，他的品格裡面都有好的方面，不好的方面，假如強調了這個方面，就如同赫魯曉夫批評斯大林一樣，蘇聯人也認為沒有講出個道理來。幾十年的歷史，光有性格就解釋了嗎?」(引自《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123頁，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眾所周知，胡喬木的講話並非個人的「一己之見」，他是中央主管意識形態的負責人，其言論就是「領導指示」，下面必須無條件地聽從和照辦。因此，長期以來不僅對毛澤東的錯誤及其原因不能隨便議論，就連禍國殃民的「文革」也成了不是禁區的禁區，即便是對「文革史」進行學術性的研究和討論，也由「宜粗不宜細」而引申為「宜小不宜大」、「宜少不宜多」乃至「宜無不宜有」。
然而，曾經擔任過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央黨史研究室常務副主任的龔育之，在生前最後一次訪談中(2006年3月17日接受北京電視臺主持人曾濤的採訪)，卻「毫無顧忌」地談到了毛澤東的錯誤與其性格的關係問題，他說：「1957年以後，他(毛澤東——引者注)不斷地犯了一些錯誤，越來越大的錯誤，對黨造成的損失應該說是很大的。犯這些錯誤，恐怕他個人的認識應該說是很大的原因。這些錯誤的產生、發展、嚴重化、難以糾正，恐怕也表現在其個性的缺點上。」當主持人問他：「在您的研究當中，您認為毛澤東是一個什麼性格的人物?」他直言不諱地回答：「這很難用一句話概括。比如說，比較偏執、多疑。雖然他反覆講過，要正視自己的錯誤，實際上真正到他自己的錯誤出來以後，如果他自己來糾正，別人說他的糾正很好，他當然就繼續糾正;如果他覺得別人說他的什麼話，他就不高興。不高興，當然是人之常情。但是他說不定反過來整你，說你是右傾機會主義，多少年來一起革命的領導人都可以關起來，關係搞得那麼緊張。他覺得這個人政治上不行，就不讓他負責任了，讓他去休閑，養蘭花去，因為他覺得別人思想上跟不上來了，真正的老戰友啊。我覺得這是他的性格偏執，對別人的意見聽不大進去。思想的偏差和性格的偏執結合在一起，使他晚年的錯誤越來越嚴重。」(引自《龔育之訪談錄》第412∼413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12月版)我之所以引用了龔育之這麼大一段話，是因為我認為這樣的話在官方媒體上太難得讀到了，尤其是出於他這樣一個「非常人」之口的「非常話」，對於衝破長期以來所存在的種種禁區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我們常說「性格決定命運」，說明一個人的性格對一個人的影響何其重大和深遠。而一個領袖人物的性格，不僅影響和決定著他個人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和決定著國家與人民的命運，尤其在思想和權力高度集中的體制下，領袖人物的性格與國家和人民的命運就更是息息相關了。既然如此，那麼為何不能把毛澤東的錯誤與他個人的性格聯繫起來呢?對於毛澤東的錯誤，只允許找客觀上的原因(例如「自然災害」等)，不允許找包括性格在內的主觀原因，怎麼能解釋毛澤東「不斷地犯了一些錯誤，越來越大的錯誤」呢?如果不把毛澤東的錯誤及其原因實事求是地解釋清楚，又怎麼能向深受「文革」其害的全黨和全國人民做一個明白交代呢?
胡喬木之所以「苦口婆心」地說那樣的話，是因為要維護毛澤東的光輝形象，說穿了還是為尊者諱。他設問：「幾十年的歷史，光有性格就解釋了嗎?」我斗膽反問：幾十年的歷史，如果還是為尊者諱，不能真正實事求是，難道能「解釋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