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ntcast

毛澤東的性格可不可以評說

2012-01-11 13:00 作者:楊學武 桌面版 简体 2
    小字

自從毛澤東走下「神壇」後,我等之輩終於得到「翻身解放」——可以議論他老人家的是非功過而不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了。不過,議論並非敞開嘴巴直言不諱,還是有「一定原則」的,即對毛澤東的錯誤,只能「宜粗不宜細」,不能「深挖細找」,尤其對錯誤的原因更不能「問個不休」。比如毛澤東發動「文革」的錯誤,是否與他的性格有關?這個問題就是禁區,不讓隨便議論。

毛澤東的大秘書胡喬木,曾經極力反對把毛澤東的「文革」錯誤與他的性格聯繫起來,他在《<歷史決議>中對「文化大革命」的幾個論斷》一文中說:「關於‘文化大革命’,本來還可以說一些其他的原因,也許不只這四條,但是,我們在起草的時候,開始就下決心不提個人的問題,個人的品質、個人的性格等等。並不是說這些不是問題,而是說講這些東西不能教育人民,不能教育群眾。每個人都有他的品格,他的品格裡面都有好的方面,不好的方面,假如強調了這個方面,就如同赫魯曉夫批評斯大林一樣,蘇聯人也認為沒有講出個道理來。幾十年的歷史,光有性格就解釋了嗎?」(引自《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123頁,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眾所周知,胡喬木的講話並非個人的「一己之見」,他是中央主管意識形態的負責人,其言論就是「領導指示」,下面必須無條件地聽從和照辦。因此,長期以來不僅對毛澤東的錯誤及其原因不能隨便議論,就連禍國殃民的「文革」也成了不是禁區的禁區,即便是對「文革史」進行學術性的研究和討論,也由「宜粗不宜細」而引申為「宜小不宜大」、「宜少不宜多」乃至「宜無不宜有」。

然而,曾經擔任過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央黨史研究室常務副主任的龔育之,在生前最後一次訪談中(2006年3月17日接受北京電視臺主持人曾濤的採訪),卻「毫無顧忌」地談到了毛澤東的錯誤與其性格的關係問題,他說:「1957年以後,他(毛澤東——引者注)不斷地犯了一些錯誤,越來越大的錯誤,對黨造成的損失應該說是很大的。犯這些錯誤,恐怕他個人的認識應該說是很大的原因。這些錯誤的產生、發展、嚴重化、難以糾正,恐怕也表現在其個性的缺點上。」當主持人問他:「在您的研究當中,您認為毛澤東是一個什麼性格的人物?」他直言不諱地回答:「這很難用一句話概括。比如說,比較偏執、多疑。雖然他反覆講過,要正視自己的錯誤,實際上真正到他自己的錯誤出來以後,如果他自己來糾正,別人說他的糾正很好,他當然就繼續糾正;如果他覺得別人說他的什麼話,他就不高興。不高興,當然是人之常情。但是他說不定反過來整你,說你是右傾機會主義,多少年來一起革命的領導人都可以關起來,關係搞得那麼緊張。他覺得這個人政治上不行,就不讓他負責任了,讓他去休閑,養蘭花去,因為他覺得別人思想上跟不上來了,真正的老戰友啊。我覺得這是他的性格偏執,對別人的意見聽不大進去。思想的偏差和性格的偏執結合在一起,使他晚年的錯誤越來越嚴重。」(引自《龔育之訪談錄》第412∼413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12月版)我之所以引用了龔育之這麼大一段話,是因為我認為這樣的話在官方媒體上太難得讀到了,尤其是出於他這樣一個「非常人」之口的「非常話」,對於衝破長期以來所存在的種種禁區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我們常說「性格決定命運」,說明一個人的性格對一個人的影響何其重大和深遠。而一個領袖人物的性格,不僅影響和決定著他個人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和決定著國家與人民的命運,尤其在思想和權力高度集中的體制下,領袖人物的性格與國家和人民的命運就更是息息相關了。既然如此,那麼為何不能把毛澤東的錯誤與他個人的性格聯繫起來呢?對於毛澤東的錯誤,只允許找客觀上的原因(例如「自然災害」等),不允許找包括性格在內的主觀原因,怎麼能解釋毛澤東「不斷地犯了一些錯誤,越來越大的錯誤」呢?如果不把毛澤東的錯誤及其原因實事求是地解釋清楚,又怎麼能向深受「文革」其害的全黨和全國人民做一個明白交代呢?

胡喬木之所以「苦口婆心」地說那樣的話,是因為要維護毛澤東的光輝形象,說穿了還是為尊者諱。他設問:「幾十年的歷史,光有性格就解釋了嗎?」我斗膽反問:幾十年的歷史,如果還是為尊者諱,不能真正實事求是,難道能「解釋了嗎」?


【誠徵榮譽會員】溪流能夠匯成大海,小善可以成就大愛。我們向全球華人誠意徵集萬名榮譽會員:每位榮譽會員每年只需支付一份訂閱費用($68美元/年),成為《看中國》網站的榮譽會員,就可以助力我們突破審查與封鎖,向至少10000位中國大陸同胞奉上獨立真實的關鍵資訊, 在危難時刻向他們發出預警,救他們於大瘟疫與其它社會危難之中。

分享到: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評論

暢所欲言,各抒己見,理性交流,拒絕謾罵。

留言分頁:
分頁: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