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人不「摳門」——晉商的大氣

在許多人心目中，山西人是最「摳門」的。一則笑話說，山西人用扇子的方法是把扇子固定起來，讓頭左右搖動，以保護扇子。這是我聽

過的最挖苦的「黑色幽默」了。風靡全國的電視劇《喬家大院》中塑造了一位代表山西人「摳門」的「天下第一摳」陸大可，由著名演員雷恪生先生扮演，活靈活現。

「摳門」說得好聽點是「節儉」，說得難聽點是「小氣」，對人缺乏大度。從這兩種意義上說，山西人「摳」不「摳」呢？

應該說，由於長期貧窮以及儒家文化的影響，中國人一向有節儉的傳統。這一點在山西人身上十分突出。與徽商的奢侈相比，晉商即使在創業成功後也是節儉的。明人謝肇在《五雜俎》中就說「新安奢而山右儉」，新安是徽商，山右是晉商。明人瀋思孝在《晉錄》中也說：「晉中古俗儉樸，有唐虞之風。百金之家，夏無布帽；千金之家，冬無長衣；萬金之家，食無兼味。」從這個意義上說，山西人是「摳門」的。那位陸大可就是典型。

山西人「小氣」嗎？起碼那些成功的晉商並不「小氣」。他們對員工、對客戶、對同行、對國家與社會，都顯示出了慷慨大度的大氣。晉商的財富不是「摳」出來的，是在為社會做出貢獻的同時創造出來的。像周扒皮那樣的「摳」是成就不了任何事業的，更別說晉商這樣的大事業。晉商的大氣是他們事業成功的精神力量。

晉商是如何對待員工的？我們來看一位晉商員工後人的回憶錄。燕師女士的父親燕喜曾經在喬家的大德通票號當學徒、工作過。他們的待遇如何呢？

先來看吃。晉商的掌櫃、夥計都由東家供給食宿。他們的伙食是：「每天中午有酒有肉。冬天午飯頓頓加黃酒，還加兩個火鍋，一個是豬肉火鍋，一個是羊肉火鍋，各取所好。主食多是麵食，花樣繁多，有剔尖、撥魚、撥面、涮面、拉麵、擀面、圪垛兒、撅圪塔、壓河撈、肉包子、扁食、燙麵餃子、羊肉餃子、肉火燒、脂油餅、油糕等等，十天半月不重樣。早飯晚飯一般是稀飯，冬天時早飯另有油茶、麵茶，配有各種餅子：太谷餅、孟封餅、爐食、薄脆、糖墩墩、肉墩墩、火燒、卷子、饃饃等。」說真的，這許多吃的連我這個生活在小康之家的山西人也沒吃過，甚至沒聽說過。

穿什麼呢？「衣著穿戴十分講究，屬當時一流風貌。夏天穿絲綢長衫短衫，麵料多用紡綢、串綢、春綢、寧綢、湖縐、線縐、石羅、夏布、玉水綢等；冬天常穿長袍、馬褂、坎肩、呢子大氅，麵料有貢絲緞、織綿緞、提花緞、坎緞、德國緞、鐵機緞、禮服呢、直貢呢、雙絲格、海胡絨、栽絨、平絨等」。

交通呢？無論探親還是公出，「走平川是轎車接送，走山路多是騾拖轎，有時也坐架窩子，民國以後也乘過火車，一應花銷全由櫃上支付，幾十年都如此。」

收入呢？燕女士父親的「勞金」第一年銀子二兩，第二年四兩，逐漸增加到第14年的100兩。還可以享受頂身股，三年分一次紅，從0.5厘起，過五年加一厘。民國十六年，燕女士的父親辭商歸裡時，身股2.5厘，共分得銀洋8000元。這些錢當時可在交城城內買宅院兩處，在城北坡底村一帶買良田二三十畝。

這樣對待員工的東家，你能說「摳門」嗎？這絕不是大德通票號一家的情況。如果其他商號、票號不這樣善待員工，能吸引並留住一流人才嗎？

晉商對客戶也不「摳門」，這就是誠信待客的傳統。《喬家大院》中喬致庸不允許把摻了假的麻油賣給客戶，在歷史上是確有其事的。還有一件事發生在喬家的大德通票號。大德通的存款以本省為主，放款主要在外省。1930年前後，閻錫山在山西發行晉幣，與中央銀行發行的新幣等值。閻錫山在蔣閻馮大戰中失敗後，晉幣貶值，在市場上25元晉幣才能兌換l元新幣。如果大德通用晉幣支付儲戶，可以借晉幣貶值發一筆財；如果用新幣支付儲戶就要吃大虧了。東家喬映霞堅持用新幣支付。他說，我們是大戶，即使破產了也衣食無憂，但那些小儲戶要是破產了就會家破人亡。這次晉幣貶值使大德通大傷元氣，但喬家並不後悔。你能說這樣的晉商「摳門」嗎？

晉商把同行商號稱為「相與」。他們主張善待「相與」，和氣生財，有許多「萬兩銀子一句話」的故事。隨便舉幾個。蒙古草原的商號大盛魁善待「相與」，300兩銀子以下的買賣，從不與賣家砍價。對自己的供給商從不以大欺客，當供給商有困難時還借墊銀兩，予以扶植。這使大盛魁可以「集二十二省之專貨」。還有一件事是喬家的。1936年，在包頭也算頗有名氣的雙發公字號經營不善，欠喬家復盛公商號5.6萬銀元，無力償還。雙發公東家楊老五的兒子到喬家給「映」字輩東家們磕了一個頭，就免了一半債務——2.8萬銀元，合現在可是150多萬元啊！包頭廣義絨毛店欠喬家復字號5萬銀元，以價值數千元的房產抵債了事。喬家的原則是，當商號停止時，先要把欠別人的款全部歸還，至於別人欠自己的，能收回多少算多少。這些行為也不是「摳門」可以解釋的。

許多晉商並沒有讀過多少四書五經，但他們都深受中國儒家文化的熏陶，把儒家思想作為自己做人和經商的指南。儒家文化的核心是集體主義。無論是什麼人，從事什麼職業，都應該關心天下事、國事，要關心百姓，為國分憂。商人關心社會公益事業，關心國事是中國的傳統。晉商在經商活動中體現了這種精神，他們對社會、對國家毫不「摳門」。我們在《常家的戲樓——災年的晉商》一文中介紹晉商如何救災、辦義學，奉獻於社會公益事業。這裡我們再介紹一下晉商為國家所做的事。

清政府在統一全國的過程中及歷朝大規模的軍事活動中，得到了國內商人在財政上的支持，晉商海內最富，實力最強，貢獻也最大。

康熙時，清政府平定准噶爾部首領的騷亂。一些晉商隨軍進行貿易。他們跟隨清軍深入蒙古草原各地，販運軍糧、軍馬等軍需物資，保證了清軍的後勤供給。其中最著名的是介休範氏，為清軍運送軍糧百餘萬石，以私財支援軍餉，為政府節約開支600餘萬兩白銀。以後，這樣的事情屢見不鮮。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政府在伊犁屯田，山西鹽商捐輸白銀20萬兩。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清政府在金川用兵，太原等府州商人捐輸白銀110萬兩。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清政府在後藏用兵，山西鹽商捐輸白銀50萬兩。嘉慶五年（1800年），山西商人捐輸140—150萬兩白銀。咸豐初年，管理戶部事務的山西壽陽人祁雋藻上奏，從咸豐二年二月起到咸豐三年正月，山西商人共捐輸白銀l593000餘兩，佔全國捐輸的37％，為全國之首。同治三年（1864年），清政府在新疆用兵，山陝商人又籌集軍餉。清人徐繼 說，這次籌餉「晉省前後捐輸五六次，數逾千萬」。

清政府後期財政困難，晉商又向政府墊支、貸款，解決了燃眉之急。從同治五年（1866年）到光緒九年（1883年），左宗棠任陝甘總督時收復新疆，共向民間票號借款11653730兩白銀，其中晉商為8823730兩白銀，佔全部借款的75％以上。為此，左宗棠還為喬家和常家題寫了對聯，以表謝意。

晉商的這些捐輸和貸款有迫於政府壓力的原因，也有名聲（獲得虛職）或商業動機。但不可否認，也有為國解憂的信念。無論動機是什麼，這些錢有利於國家的統一和安定，是為民族所做的善事。

知道了這些，你還認為山西人「摳門」嗎？其實，看過《喬家大院》的人都知道，「天下第一摳」陸大可只是自己「摳」，但對喬致庸事業的支持並不「摳」。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生活上「摳」，事業上大氣。這才是山西人，才是晉商。

常家的戲樓

——晉商的慈善事業

在榆次車輞村北常後街東端北側，是有中國民居「第一祠堂」之稱的常家「北祠堂」。這個寬25米，進深160餘米，三門四進，上下兩院的祠堂中有一個相當精美的戲樓。這個戲樓始建於光緒三年（1877年），歷時三年才完工，耗銀三萬兩。一向以詩書傳家、勤儉持家為家風的常家，為什麼要在這時建一個戲樓呢？

光緒三年是中國災害史上極不平凡的一年。這一年，山西、陝西、河南、河北等北部省份遭受了三百年來最嚴重的一次旱災，顆粒無收。據當時駐在天津的萬國救濟委員會估計，因飢餓、疾病或暴力而死亡的人口在900-1300萬之間。其中，山西受災最嚴重，全省有三分之一人口死亡。

如此嚴重的自然災害不可能不影響晉商的商業，常家首當其衝。常家被稱為「外貿世家」，主業是對俄羅斯的茶葉出口。大量的茶葉要長途跋涉一萬多里從江南的武夷山一帶運到恰克圖。大災之年，人畜飢餓而亡，沒法組織起龐大的運輸隊伍，貿易量銳減。過去，每年向俄羅斯出口的茶葉為20萬擔左右，但這時僅有8000擔。貿易量僅為正常年份的4％。常家還要承擔違約的賠償，其打擊之大，可想而知。這時常家已是有近800口人的大家庭，維持這麼多人的生活也非易事。但這時，常家不僅捐出賑災銀3萬兩，而且還拿出了3萬兩銀子蓋這座戲樓。

這時常家蓋戲樓不是為了自己享受，而是作為救濟鄉里窮人的一種方法。同鄉的許多人平常還是過著小康日子的，因而在這樣的災年，難以放下面子去粥棚領取施舍。常家深知這一點，他們希望這些人有尊嚴地接受幫助，就想出了蓋戲樓的方法。那些挨餓的人可以有自尊地吃下用自己勞動換來的一餐一飯。常家規定，只要能搬一塊磚就可以管一天的飯。大災持續了三年，常家的戲臺也修了三年。常家蓋的這個戲樓沒有成本－收益核算，沒有往日經商的精明計算。從經濟的角度看，這個戲樓是不合算的。但它體現出的那顆仁愛之心是無法用金錢來衡量的。

當然，在這場大災中，獻出愛心的絕不僅是常家。另一個大戶喬家的掌門人喬致庸當時已年逾八旬，但他親自做出決定：第一，家中所有的人，無論男女老幼生活一律從簡，災年期間一律不許做新衣服，更不許吃山珍海味；第二，凡喬家堡的人，按人發給足以維持生活的糧食，直到災年過去；第三，在街上設鍋施粥，而且要求所熬的粥一定要達到「插上筷子不倒，解開布包不散」的標準。《喬家大院》中再現了這個情節，雖然有點藝術誇張，但基本事實是存在的。

參與這場救災的不僅是常、喬兩家，而是整個晉商群體。短短几個月內，晉商共捐銀12萬兩。蔚字五聯號的東家侯萌昌捐出1萬兩。元豐玖票號東家孫淑倫先捐銀1.6萬兩，後又捐米數千擔。喬致庸一人捐3.6萬兩，常家也捐了3萬兩。各商號、票號都有不同數額的錢糧捐助。

晉商票號還承擔了捐款的募集、匯兌與發放，協助政府進行救災工作。蔚豐厚掌櫃範凝晉受縣令之托辦理本縣救災事務。他主持捐賑局，號召本地士紳捐錢、捐物，並把食物分送給最困難的人家。他連續幾個月工作，很少休息。日升昌掌櫃張興邦也動員親友捐助。協同慶票號大掌櫃劉慶和平日就熱心公益事業，這時主動站出來號召鄉紳捐錢、捐谷。

晉商在各地分號的掌櫃也與家鄉同仁共同救災。蔚豐厚票號金陵分號掌櫃范家俊受兩江總督之托負責募捐之事。他四處遊說，在短期內就籌款10餘萬兩白銀。在四川分號任職的溫佩琛在四川財政困難時，先墊支10萬兩銀子匯往山西，以後又在四川士紳中籌募捐款達幾十萬兩白銀。這些都體現了晉商急公好義、關心百姓疾苦的精神。他們在救災中的所作所為，無愧於儒商的稱號。

如果說這次救災是晉商關心社會的集中體現，那麼，這次行為的基礎則是平日對百姓和公益事業的熱心。

還是先回到常家。道光十八年（1838年），常秉直八十大壽，兒子常德元要為父做壽。常秉直說：「值此飢年，糧價騰貴。與其宴客一日，曷若濟貧三冬。」於是，常德元捐米60石，救濟窮人。鄉人贈匾「德被桑梓」。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大旱時，十二世常惲和十四世常望春號召富人捐資購米，每日按量發給村民。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又旱災。十四世常望春和十五世常運元捐資購米。時任山西巡撫的趙爾巽在光緒二十九年奏請奉旨給常家「世德堂」和「世和堂」同贈「樂善好施」匾。常家還從事辦義學、公學、修水利等社會公益事業。常家從九世到十四世，僅用於公益、救災等事業的支出就達近百萬兩白銀。他們還以自己的力量維護社會安定。道光二十年（1840年），歸化兵亂，常家十三世常立訓出資招募兵勇，維護了社會治安，這樣的事情在常家也不止這一次。

同樣，喬家不僅熱衷於各種公益事業，而且他們的家風更體現了「仁者愛人」的精神。喬家在家內善待佣人，不僅保證佣人吃飽穿暖，還尊重佣人的人格。佣人偶有小過失，從不惡語相侵，更不打罵虐待。佣人的工資相當高，除吃住外，奶媽每年有80兩銀子，廚師有100兩，其他佣人五六十兩不等。逢年過節另有賞賜，並把面、肉、柴、煤按時送到佣人家中。對在家服務多年的老佣人都養老送終。喬家不以富而橫行鄉里，對每個人都平等相待。喬家的一個傳統是過年時給同鄉的貧窮者送面、送肉，讓他們過一個好年。喬家門口永遠拴著幾頭牛，誰都可以無償使用。如果喬家的狗咬了要飯的乞丐，從家裡的太太到佣人，都會出來賠不是。無論衣服有沒有咬破，都要給人家到高級裁縫舖買一件賠償。喬家在第一次擴建大院時，想買一家張姓的房子，張家無論如何也不賣。後來張家出了人命官司，急於用錢，找喬家幫忙，喬家仍按高價買下。第二次擴建大院時，要拆遷王家的廟和大樹，喬家另出高價又重在別的地方建了廟，種了樹，以求鄰里和睦。甚至在義和團起義時，喬家還救過七個義大利修女。

好人是有好報的。晉商大戶儘管富可敵國，但並沒有受到「仇富」的威脅。光緒年間，一股流竄的土匪想搶劫喬家，但在喬家找不到一個內應，在整個喬家堡村找不到一個耳目。面對喬家的高牆大院，只好知難而退。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喬家堡和鄰村張莊發生械鬥，喬映霞誤傷人致死，有一佣人挺身而出頂罪。喬家在義和團起義時救過義大利修女，義大利政府給了一面國旗，以資表彰。日本人入侵後，喬家把這面義大利國旗掛上，日本人看到是盟友的院子就未破壞。常家的老人去世時，經常有三鄉五里的人來送葬。直至解放後，這些大戶人家的長工或佣人幾乎沒人出來控訴受剝削的「血淚史」。喬家當年的夥計王俊今年90歲，他仍把自己看成是「喬家人」，提起喬家無限親熱。

站在常家的戲樓、喬家大院前，或者閱讀縣誌中有關晉商大戶行善事的記載，我常想：我們應該敬仰的是晉商的財富呢，還是晉商那種「仁者愛人」的精神？我們今天應該學習的是晉商的經商之道呢，還是晉商的做人之道？

其實財富是過眼煙雲的事，經營之道是技術層面的事，只有博愛的精神和做人之道才是永恆的。有了晉商的精神，才能做出晉商那樣的事業；像晉商那樣做人，才會有晉商的輝煌。

晉商的時代過去了，但他們的高尚品德永不過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