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8月20日，蘇聯25萬大軍佔領捷克斯洛伐克全境，用坦克粉碎了此前由捷共總書記杜布切克領導的旨在推進國家民主化改革的「布拉格之春」。從此，33歲之後的瓦茨拉夫.哈維爾將在整整21年的時間裡面對下面的圖景：
「1970年2月，捷共中央更換黨證，50萬人被開除出黨，主席團和書記處50%以上的人被開除，70%的企業領導人被撤換，200萬人受到株連，20萬人流亡西方，其中2/3是專業知識份子。」（轉引自金雁：《從東歐到新歐洲》）
他還將面對楊.烏爾班所謂「從此以後，它只能通過貪污腐敗和製造恐懼控制人民。‘改革’一詞成了咒語。」這一場景在哈維爾1975年《給胡薩克總統的公開信》中得到了更為集中和深刻的揭露，哈維爾認為胡薩克時代的捷克，用政治高壓帶來的無所不在的恐懼以及隨後更為精巧的利益賄賂獲得人們違心的臣服，全社會逐漸習慣於用謊言換取安全和利益，於是出現了一幅荒誕的深度道德腐敗圖景：恐懼與謊言無所不在、個人與社會道德極度墮落、沒有希望。但僅僅指出這些現象並不意味著有能力結束這一時代。哈維爾的重要價值就在於當他指出後極權社會所有這些問題之後開出的一張簡易藥方「在真實中生活」並身體力行之：
「只有大家都願意在謊言中生活，才能產生這個社會制度。其原則必須讓所有的人接受，滲透一切事物。它絕不允許有人在真實中生活。因為任何越軌行為都是對原則的背判，對整個體製造成了威脅。……在後極權社會，真相在最廣泛的意義上有特別的重要性，這在其他環境下是聞所未聞的。真相在這個社會，作為權力的一個因素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或者作為一種政治力量。」（哈維爾《無權者的權力》）
但是，這些話並不能被誤解為哈維爾僅僅將真實生活作為一種政治工具，恰恰相反，作為一個荒誕派戲劇家，作為一個作家，職業倫理對他的要求本身就是誠實，藝術家用「謊言」說出真相，與政客用謊言掩蓋真相正好相反。哈維爾只是要強調在一個用恐懼、賄賂與謊言建構的後極權世界裡，由於每個人都屈服於恐懼與賄賂，冷漠、沉默與謊言就成為支持制度的最重要磚石，從而導致人們個體生活本身的被異化，因此要回歸人的本性，拒絕被異化，只能退出這一遊戲規則，真實生活、在真實中生活也就成為無法逃避的選擇。
哈維爾注意到這種後極權制度與近兩個世紀以來的大工業之間存在某種關聯，因此，後極權制度的強大是一種機械性的強大，孱弱的無組織個體力量根本不是機器的對手。但這架機器有個致命缺陷，就是其零部件是生活其中的每個人，只要有一個不肯成為這架機器的零部件，它都會運轉不暢。這種不參與，也就是不合作行動，首先是真實面對這一切，當服從和謊言成為這架機器的統治儀式時，回歸本心的真實、拒絕虛假，就會成為瓦解其儀式的有效武器，並在很大程度上瓦解統治本身，或者說，真實不但使人回歸本性，更使得這種回歸成為瓦解統治的重要力量。英國政治學家瑞格比在《暴力之後的正義與和解》一書中說「哈維爾是惟一真正意識到極權主義實際上已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的人，每個人都是體制的合作者與同謀。」就是阿倫特所謂的「惡之庸常」（banality of evil）。
哈維爾的「真實生活」倡導及其身體力行，面向的絕不僅僅是政治領域，從一定程度上說，政治只是其最後面向的自然結果，它至少有三個面向的維度，而每一個維度的目標都是「惡之庸常」。
「真實生活」所面向的第一個維度，是生活本身，是每個人的私人生活本身。極權主義以及後極權統治侵入的不僅僅是公共生活，更是人們的日常生活；它所造成的嚴重惡果不僅是公共倫理，更是私人倫理；它所毀滅的不僅是公共治理，更是作為目的的人本身；它不僅僅是一種人道主義災難，更是一種倫理災難，無論是私人倫理還是公共倫理。人作為道德主體的存在，首先要確立的是自由的價值，自由是一切美德的基礎，而自由離不開勇氣，勇氣離不開誠實。無法想像一個隨口撒謊的人能有多少勇氣，也無法想像一個怯懦的人能對自己的行為有多少負責能力，而一個對自己沒有負責能力的人，絕不可能是自由的。因此，誠實，或真實生活，在本質上是以自由意志對極權主義用恐嚇與賄賂製造謊言的臣服的拒絕，是一種不與邪惡合作的倫理精神，是一種自覺服從道德律令的自由精神，它的目的首要的是重建被消滅的個體生活本身。所以，哈維爾「真實生活」所要療救的首先是私人的倫理生活。
「真實生活」所面向的第二個維度，是社會生活，是由人的私人生活外延的第一個必然性。人作為一種群居動物，人際之間存在各種交往，這些交往常常形成一種半私人半公共的空間，而這種半私人半公共的空間當它成為更廣泛的參與者共享並脫離私人生活時，就成為一種自發自組織的完整的公共空間，無論其參與者多寡。那麼，在這樣的公共空間裡，真實生活依然會是人際有效交往的基礎，無論是由產生這些社團所需要，還是這些聯合或組織進行的人際交流，還是與其他團體組織的交流，都必須以真實生活為基礎，沒有這種真實，後面的就無法進行。極權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徵，是擊碎人們的自由聯合，讓每個人都處於單子化狀態，它正確地意識到人的自由聯合會削弱甚至瓦解自己的統治力。而自由人的自由聯合，僅僅是人類的正常生活內容，它對極權主義構成的威脅僅僅是一種本能和溢出效應，並非其目的所在。
「真實生活」所面向的第三個維度，也是最後一個維度，是政治生活。西方主流政治學史上，政治就是處理眾人之事的含義。因此，有人和人群的存在，政治不可避免，也無法迴避。極權以及後極權統治，用各種手段逼迫人們除了服從之外，不參與任何政治，它是一種消滅政治的偽政治，是古今政治史上最惡劣的偽政治。這種偽政治一方面造成人們虛偽地被迫參與一切偽政治，另一方面又造成人們對真正政治的冷漠，避之唯恐不及，使得政治的消滅成為事實。而真實生活的人們，必將遇到一切正常的政治問題，例如，政府如何成立，政府應該配備哪些機構，政府行為的邊界，徵稅權的合法性如何認定，合法徵稅權的邊界在哪裡，稅金如何使用，如何制定法律，誰有權制定法律，法律的內容應該是什麼……等等，這所有的問題，都是一個正常社會正常運轉的基本政治問題，要正確併合理公正地處理這些問題，就必須面對這些真問題，遵循公平合理的程序和規則去建構。人只有處於真實的無恐懼狀態裡，才能真實地發表意見，促成公共討論，最終確立對所有人儘可能公平，人們心甘情願遵循的規則，如此才能有效地定紛止爭，建立良性的充滿活力的秩序。極權及其後極權統治，通過消滅政治建構偽政治，通過恐嚇和謊言建立秩序，但那是墳墓裡的秩序，而不是活人的秩序。
哈維爾「真實生活」精神所面向的就是這三個維度，或許是因為他的倡導擊中了人們的痛苦與求變，他本人的身體力行，雖多次長期遭受迫害依然堅持在上述三個維度展開其「真實生活」精神，從而成為一個榜樣，並對捷克的政治變革產生巨大影響。這一事實使得不同地區的人們產生不同的解讀，但是如果僅僅將這一精神理解為目的是針對政治生活，那將是對哈維爾的巨大誤讀，也無法理解天鵝絨革命成功哈維爾當選為總統之後的種種舉措——身為總統的哈維爾，其政治舉措的目標依然是注重於政治服務於重建捷克人的正常生活，即自由人的正常倫理生活。
早在1986年，天鵝絨革命前的三年，50歲的哈維爾在自傳中明確表示自己以前不從政，現在沒從政，將來也不會從政，沒料到三年後會成為捷克總統。由於極權及後極權統治對生活無孔不入的偽政治化，一旦以「真實生活」精神拒絕合作，其最終結果走向政治不但並非不可理喻，而且順理成章。哈維爾本人的生活，從揭示社會真相的荒誕派戲劇開始，一直到參與獨立作協、給胡薩克寫公開信、參與七七憲章、參與保障人權行動，以及因此而帶來的數度牢獄之災、長期被監控等，直到最後走向總統，都是他的「真實生活」從私生活走向公共生活，從私人倫理走向公共倫理的註腳。
斯人已逝，但哈維爾倡導的「真實生活」精神，還將依然在一切受極權與後極權荼毒的地區發揮拯救生活的力量。任何一個社會，當且僅當絕大多數的個體（即使不是同時至少也是先後）深刻地意識到「真實生活」對自身生活本身的重要性時，個體的人才能轉化為一種健康的公共元素，因此而構建的公共生活倫理才能有效保障個體生活倫理不至於淪滅。
2011年12月20日於追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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