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四年內兩談政變經
二 ○一一年十一月八日至二十一日，這半月當中，鳳凰衛視在「鳳凰大視野」節目中連續播出了十集專題訪談《我的一九七六》──以「傷逝」（周恩來逝世）、「春潮」（天安門四五運動）、「國葬」（毛澤東逝世）及「驚雷」（「抓捕四人幫」）為題回顧三十五年前中共元老派以「宮廷政變」「粉碎四人幫」，實現了劃時代的「非毛」轉折。
與此同步，鳳凰網又連續十五天轉載了相關回憶文章。因為鳳凰臺雖然總部在香港，號稱「港媒」，但眾人皆知其實為「體制內」，堪稱「CCTV二臺」。加之《我的一九七六》是在京採訪親歷「粉碎四人幫」的許多當事人，如原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副臺長楊正泉、原《人民日報》副總編保育鈞、《光明日報》國內部主任王忠人、《中國青年報》攝影記者賀延光等，所以網民稱這一事件為「政變經又熱北京」。
如果離開歷史經驗和現實新動向，孤立地看，此次《我的一九七六》可以勉強解釋為紀念文革結束三十五週年，但有一疑問難以回答：既然要紀念「粉碎四人幫」三十五年，為何不在十月六日開始播出？而要延期到十一月八日，就可能別有所圖。而且，鳳凰臺曾在二○○八年同一欄目播出過《一九七六年十月紀事》，也是「粉碎四人幫之政變經」的系列訪談，有什麼必要四年內又老調重彈？
只要想想中共歷史上每次出現「熱談政變經」，總會有政治地震伴隨，就不能不讓人對這次「北京又在熱談政變經」產生特別的注意和猜測，它是否又是一次「驚雷」的前兆？
中共史上三次「熱談政變經」
史料記載，中共史上至少有三次「熱談政變經」，結果皆造成了皇儲的非正常死亡或更換。
前兩次「熱談政變經」，出現於一九六○年代──其時國際上流行政變，僅蘇聯七年之中就出現兩次政變，一九六四年十月赫魯曉夫被政變下臺──毛澤東在一九六四年二月與金日成會見時，首次提出了「中國可能政變」之說。經過兩年的不斷大談「中國可能政變」，毛如慈禧太后以「一把手政變」更換了「二把手」，在一九六六年拿下皇儲劉少奇，換上林彪。而林彪不知厲害，聽信周恩來的引誘，於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又放談政變經，結果讓毛起疑，只得於一九七一年使林葬身溫都爾汗，貢獻了一個永遠的「九‧一三事件」和「五七一工程」之謎。
第三次「熱談政變經」，是在一九七六年了，江青等又大談「資本主義復辟」和「繼續革命」（政變經），結果就有了「十月驚雷」，毛培養的以「江青為主席」為首的堅持文革集團成為階下囚。
十年文革，其實就是一個天天談政變經的十年動亂。
歷史一再證明，只要北京開始熱談政變經，多半是政局不穩、換旗在即的改朝之兆。
中秋過後山雨欲來
此次北京又熱談政變經的現實背景，更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諸多景象。請看二○一一年九月以來──
九月八日，《朱鎔基講話實錄》高調在全國統一發行──以懷念改革，反對倒退為主旨的「朱鎔基四卷」，表明瞭對胡錦濤新政讓改革倒退為「下海」的極端不滿：中共的「前臺」與「後臺」出現嚴重分歧。
十一月六日，華國鋒骨灰歸葬山西交城之信息向公眾公開──華國鋒遺囑拒絕骨灰放入八寶山，大有「死後退出中共」之志。而黨內「擁華派」公開召開「紀念華國鋒任中共中央主席三十五週年」會議，坦然表達了對鄧小平推翻華國鋒的強烈不滿。從山西政府花費億萬元建造豪華「華陵」，顯示了「擁華派」不可小視。
同日下午，在俄羅斯訪問的溫家寶來到普希金市，面對歡迎人群朗誦普希金著名的《自由頌》，這不啻於公開亮劍向左派下戰書──中共黨內的自由派已經強大。
十一月十五日，《南方都市報》以整版篇幅圖文並茂地悼念改革家任仲夷（前中共廣東省委書記），振聾發聵地公開了任仲夷的「政治遺囑」：「廣東有今天…… 耀邦、紫陽也功不可沒。」──言外之意，趙紫陽不平反，天理難容！這是趙紫陽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被迫含冤辭職二十二年、二○○五年一月十七日病逝六年來，中共喉舌首次公開出現為趙紫陽評功鳴冤的文字。在十八大召開前夕，中共黨內改革派又從廣東集結出發，公開呼籲為趙紫陽翻案昭雪。
十一月十七日，山西太原和河北石家莊的左派集會焚燒廣東南方報系集團旗下報刊，聲討南方報系為「漢奸賣國媒體」──文革復辟派與改革派的決鬥已箭在弦上。
十一月二十日，鳳凰臺政商之道節目中，批評胡錦濤剛剛結束的歐洲之行慘敗──將只可私下說的「請求歐洲承認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放在枱面上說，結果受到公開拒絕的奇恥大辱。令中國陷入美國新包圍圈，如文革時一樣又成為「光榮的孤立」──胡內政腐敗導致外交也全面失敗，國內外一片危機，不讓胡壽終正寢的倒胡潮已洶湧澎湃。
十一月二十一日，廣東又發生陸豐民眾四千人大遊行事件後，重慶的薄熙來派與廣東的汪洋派，在凱迪等網上展開了激烈對罵。這一諸侯公開宣戰，顯示中共黨內矛盾急劇升級，文革派的「五七一計畫」已在進行。
三種交班模式皆出自帝王傳統
十一月二十二日，《南方都市報》以整版篇幅意味深長地介紹「大清接班人模式之困：雍正危機處理收官與補漏」，讓人們明白，中共十八大前夕如此刀光劍影，關鍵是「十八大」太不尋常了──改革開放三十二年來，中共接班人模式皆是強人指定：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胡錦濤，都由鄧小平指定。而「十八大」雖然已定習近平接班，中共卻已進入失去強人的時代，無論江澤民還是胡錦濤，都已沒有指定誰為皇儲的權威，這就讓「十八大」不可避免地會出現「野心家」蠢蠢欲動。
考之中共接班人模式，只有三種：
一是強人指定：「建國」前，由共產國際和蘇共指定認定（陳獨秀等）；「建國」後由毛、鄧指定。
二是宮廷政變：一九七六年十月「驚雷」拿下「四人幫」──葉劍英當時面對有人讓他主持中央工作的建議，婉言謝絕說：「我是軍事幹部，搞軍事的，如果那樣做，不就讓人說是‘宮廷政變’嗎？」這證明葉劍英深知十月「驚雷」就是宮廷政變。
三是非常時期的黨內民主產生：「建國」前的經典是一九三五年「遵義會議」，毛澤東乘機突然上位取得軍權，後於一九四五年「七大」正式登基；「建國」後的典範是一九七八年「三中全會」，鄧小平以攝政方式先架空華國鋒再予放逐。
中共這三種交接班模式，其實全來自中國古代君主制度。據《史記》，中國所有的權力交接模式，早已在五帝和三代（夏商周）時奠定。
中共的三種交接班模式，不過是帝王（強人）指定式的變形，即使有時是黨內民主交接班，也越不過帝王傳統的「堯舜禪讓」或「諸侯自主選帝」，與現代民主依然格格不入。
中共要想「十八大」平穩，根本途徑只有一條，徹底擺脫帝王傳統的模式，真正實施現代民主制度，還權於民，絕不能以一姓一族一黨之興衰決定一國人民之興衰。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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