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內的唱紅歌運動中，主要參加者是文革一代人。
按說，這代人受文革之害最深，難道他們真的那麼喜歡紅歌，那麼留戀紅歌的時代？
當然不是。對大多數唱紅歌的人而言，那僅僅是因為他們是在紅歌聲中長大的；作為一個群體，他們共同熟悉的歌只有紅歌。就連海外民運人士也不能免俗。有時候，海外民運人士聚會，不少人也喜歡唱當年的革命歌曲，唱樣板戲，而且還往往是一人唱，眾人和－－這看上去很諷刺，一群反共的人卻在那裡高唱共產黨的歌。
歌聲是和青春相伴隨的，給我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歌多半是青春時代的歌。衣不如新，歌不如舊。人越是上了年紀，恐怕越是喜歡青春時代的歌。再有，唱歌者無不希望獲得聽眾的共鳴，當你唱的歌是大家都熟悉都會唱的，唱的人和聽的人都會更來勁更感動更水乳交融。因此之故，儘管大家都知道那些紅歌不好，儘管大家現時的心情理念都與紅歌大相逕庭，但是他們還是要唱紅歌。因為他們沒有別的歌可唱。因為他們沒有真正屬於自己的歌。
奧古斯特.威爾遜（August Wilson）是著名的美國黑人劇作家。當年，他憑著一部《瑪蘭尼的底層黑人》（MaRainey’sBlack Bottom）躋身百老匯，而後又以《隔閡》（Fences）一劇贏得普利策獎。長期以來，威爾遜致力於展示20世紀各個年代的黑人的戲劇作品。威爾遜很喜歡藍調音樂。他說他在藍調音樂中找到了屬於他自己的歌。
記者問威爾遜：「你仍然在寫我們每個人尋找自己的歌。我們怎樣才能知道我們已經找到了呢？」威爾遜回答道：你總歸會找到的。你吟唱著一首歌，細細地品味著，然後突然有種感覺：對，就是它。你的感覺是對的。這就是屬於你的歌。
威爾遜反覆說：我們每個人都應當找到自己的歌。而我們的悲哀，就在於我們沒有自己的歌。
當然，我們是到後來才發現我們沒有自己的歌。早先不是這樣的。作為「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一代，我們早先誤以為這個時代是我們的時代，這個時代的歌就是我們的歌。只是後來的風雲變幻，一次又一次地擊碎了我們的幻想。
當知青一代離開城市，離開政治舞臺，下放到窮鄉僻壤，他們不得不發現，原來那些他們以為屬於自己的歌，不論是「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也無論是「拿起筆作刀槍」，「老子英雄兒好漢」，或者是「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其實都不是屬於自己的歌，以往有過的認同不過是一場誤會。
在鄉下，有些知青愛唱50年代的少兒歌曲「讓我們蕩起雙槳」，那是對一去不返的天真童年的懷念與憑弔；有些知青愛唱蘇俄歌曲，像「三套車」、「山楂樹」、「喀秋莎」，那是「生活在別處」，是「借他人酒杯澆自己胸中塊壘」。也有知青決意自己譜寫自己的歌，無非是表達了思鄉之情，表達了失落和惆悵，就被打成「反動歌曲」，招來牢獄之災，而這些歌的流傳範圍也相當有限，遠遠沒成為一代人的集體記憶。所以，作為整整知青一代人，我們沒有屬於自己的歌。
然而，那並不是一個沉默的年代，不是一個無歌的年代。相反，那是一個高音喇叭的年代，是革命歌聲響徹雲霄的年代。就那麼些紅歌和樣板戲，天天往你耳朵裡灌，到頭來，最不愛唱歌的人也都對這些紅歌和樣板戲耳熟能詳，再反感這些歌的人也無法從腦海裡排除那些旋律的糾纏。
正像《如焉》裡的衛老師所說：「我們的記憶，是別人用刀刻在我們的傷口上的。我們只有一些代用品，有些甚至是荒唐的代用品——有一次，我無意間哼起一段旋律，似乎和我當時陰鬱的心情有關，我突然發現，這是革命史詩《東方紅》中的一首歌：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對於一個世界上人數最多，歷史最悠久的民族來說，不能不說是一件可怕的事。」衛老師說：「這樣一種現象，對於一個民族的文化心理，究竟有著什麼樣的影響，我們今天還無法完全看清楚。」
現在我們可以看清楚了：看看今日國內的紅歌潮。雖然很多唱紅歌的人並不認同那些紅歌，但是，他們齊聲高唱紅歌這件事本身卻是在造成一種錯誤的印象，併進而產生一種錯誤的影響。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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