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的北大圖書館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一、話題的引起

眾多學者在研究毛澤東知識份子政策時，都會注意到毛有仇視知識份子的情結。

毛自己也是知識份子啊！老一輩的革命家大都是知識份子啊！不正是靠了這些知識份子的幫襯才打了江山，坐了江山的嗎？為什麼還要仇恨知識份子呢？且情緒很嚴重，構成了一個弗洛伊德的「情結」。研究者一般都歸結為，毛早年在北大圖書館當臨時工時受了知識份子們的氣，精神上受了刺激。這幾乎已成共識。

對此，筆者也認同。但筆者經研究發現：所謂「受氣」的說法僅僅是毛單方面的主觀感受，事實上，當年北大的那些知識份子並沒有給毛氣受。

當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即使有，也只一點點，一小點點。遇上一個心胸寬闊之人早就丟腦後了。不僅如此，當年北大的知識份子中，尤其有幾個特別知名的大知識份子中曾經給了毛很大的關注和幫助。

是毛自己的大腦細胞接收有方向性，對於別人給予的幫助與恩惠容易忽略，或許他認為這些幫助小到可以忽略不計，有的則乾脆全忘了，忘得干乾淨淨，徹徹底底；而對於那些暇眥之怨，無中生有的恩怨是非，卻一直刻在板油上。

莫謂此論為妄議，請看筆者慢慢道來，自然會給你一個令人信服的有根有據。但是在此之前，先要講三個看似「風馬牛不相涉」的小故事。

二、「風馬牛不相涉」，三個小故事

1、「三顧茅廬」

劉備「三顧茅廬」中的「第三顧」，應是一個新春的好天氣。

此前劉備已經齋戒三日，薰沐更衣，又好不容易說服了鬧彆扭的關張兩兄弟，三人一起乘馬同行。在離草廬只半里之遙的地方，為了表示對大賢的尊重，慕賢的竭誠，劉下令關張一齊下馬步行。正行之間，只見諸葛亮的小弟弟諸葛均走了過來。

劉備趕緊給他施禮，問道：「你哥今兒在家嗎？」
諸老三說：「俺哥昨晚剛回來，你今天可與相見了。」
劉備還要再相問，諸老三竟自飄然而去。
劉備回顧關張說：「今兒真是好運氣，能夠見到先生了。」
張飛望著遠去的諸老三背影，氣從中來。說：「此人無禮！便引我等到莊也無妨，何故竟自去了」。
劉備卻說「彼各有事，豈可相強」。
張飛也就啞語，關公更不會起鬨，這件事就輕飄飄的過去了。

一部《三國演義》，劉備說了無數話，筆者認為，其中只有兩句話是最經典的：
一句是劉臨終寫給他大兒子阿斗的遺詔：「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
另一句就是這八個字：「彼各有事，豈可相強」。
前一句是道德操持；
後一句是人情練達。

筆者認為，這是任何一個正常人應該持有的基本生活態度。在這個世界上生活的人大家都很累，都很忙，各忙各的俗事，各奔各的前程，哪能都要把目光都投向你一個人啊。

2：《紅與黑》

這是一本世界名著。

筆者年少時，有人告訴世界第一名著是《約翰.克里斯朵夫》，第二就是《紅與黑》。也不知此論有何根據？正因如此，筆者曾很認真地看過此書兩、三遍。

《紅與黑》中的主人翁於連-索黑爾是一個會木匠活的農民的兒子。那小子從小不會幹農活，也不會幹木匠活，只喜歡讀書，於是經常受父親的訓斥，家境又非常貧窮，所以他對所有有頭有臉生活著的人看著就不自在。

當於連初到德瑞那市長家中當家庭教師時，這一家的主人對他是很友好的。市長本人雖說庸俗而勢利，但於連是他花錢雇來的家庭教師，與他的政治經濟利益八桿子打不著。相反，由於牧師的特別推薦，他很是為自己的家庭教師的非凡記憶力而感到自豪，常在同僚和朋友面前顯擺。這一家的女主人德瑞那夫人，更是為於連的蒼白面容，傲慢態度，非凡記憶力所吸引，又顧及到自己心愛的孩子要跟他學習，因而對他表現得百般遷就，甚至近似於討好。兩個孩子年齡還很小，也沒有「我爸是李剛」的官二代心理，在母親的教育下對於連也很好。這個家庭還有一個很年輕的女佣，竟很快陷入對於連的暗戀，自然也很巴結他。

於連在這樣一個顯貴而富裕的家庭從事這樣悠閑的工作，工資雖然少了點，在同類職業中比較起來也不低，又有這樣的溫馨的氣氛，市長又經常不在家，照理說於連應該生活和工作得很自在，很愉快，也應有一定程度的滿足感。但於連沒有。這個從鄉村裡走出來的，沒有上過正規學校的年輕人卻時時感到周邊人們對他的歧視。

這種感覺雖然完全是他心造的，卻一天比一天更強烈。他有了這種感受，就開始在這個家庭裡不斷玩花樣，鬧彆扭，製造事端，甚至勾搭德瑞那夫人。他之所以勾搭德瑞那夫人，一開始也並非出於愛情，而是為了羞辱德瑞那市長，以及這個貴族家庭，羞辱上流社會。他居然得手了。他對德瑞那夫人的強烈的愛情，那是在他得手後才產生的。因為他畢竟年輕，畢竟單純，對上流社會的階級仇恨既不固定，也沒有上升為理論。更重要的是因為德瑞那夫人天使般的善良，讓他感受到了自己靈魂的卑鄙。

他與德瑞那夫人的苟且之事，終被德瑞那發現了。於連為了維護他心愛女人的名譽，不得不離開了。雖然他後來又遇到更高貴、更年輕、甚至更美麗的女人，如元帥夫人，侯爵女兒，他也用盡心計勾搭上了她們，但在他短暫的人生中只對德瑞那夫人付出了真愛。

筆者要說的是，於連在德瑞那家的最初感受是主觀的，偏執的。實際情況遠不是這樣。

3、蘇東坡的故事

蘇東坡被貶在杭州時，日子過得很瀟灑。常常呼朋引友，忘情於山水之間。他有一個最好的朋友叫佛印，是聖山寺的高僧，兩人經常一起參禪、打坐。

東坡雖是大學士，卻童心未泯，喜歡與人斗機鋒，爭口舌之利。一般人當然鬥他不過，但他在佛印面前卻沒有優勢，往往在不知不覺之中落處下風，有時輸得鼻青眼腫。東坡當然不服氣，抓住機會就與佛印鬥，雖然從來也沒贏過。就那，還要鬥。

有一天，兩人在一起打坐。坐著坐著，東坡就有了壞主意。
蘇問：「佛印啊！你看看這時候的我像什麼呀？」
佛印說：「我看你像尊佛。」
蘇聽後大笑，對佛印說：「你知道我看你坐在那兒像什麼嗎？」
佛印說：「我不知道。」
蘇說：「就活像一攤牛糞。」
蘇說完哈哈大笑。
佛印只是笑笑，並不吭氣。
蘇回到家裡，越想越得意，忍不住將剛才的事告訴了蘇小妹：
「總算贏了那賊禿一回。」
蘇小妹也笑了：「哥，這回你可輸得大發了。」
蘇說此話怎講。
小妹說：「就你這個水平還參禪呢，你知道參禪的人最講究的是什麼？是見心見性。知道不知道「境由心造」這個道理。你心中有，眼中就有。佛印說看你像尊佛，那是因他心中有佛；你說佛印象牛糞，那是因你心中盡屎。」
蘇東坡這才有點明白了。

三、在北大圖書館時的感受

說完了這三個小故事，有條件言歸正題了。

毛是於1918年8月19日，第一次從湖南來到北京。他後來在與斯諾談話中談了這一段經歷：

「我自已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個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7個人合住一個小房間，我們全體擠在坑上，連呼吸的地方都沒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預先警告身旁的人。」

「對於我，北平好像花費太大了，我是從朋友們借了錢來北平的，來了以後，馬上就必須尋找職業。楊昌濟——我從前在師範學校的倫理教員，這時是國立北京大學教授。我請他幫助我找尋一個職業，他就把我介紹給北大的圖書館主任。這主任就是李大釗，他不久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者，後來被張竹霖槍殺了。李大釗給我找到工作，當圖書館的助理員，每月給我不算少的數目——8塊錢。」（筆者註：酸溜溜了，嫌錢少呀！）

毛說8塊錢不算少，那是自我調侃，那時北大的名教授的工資最高是300元。8塊錢，讓毛感到屈辱。一個臨時工，圖書館助理員的工作崗位，8塊大洋的工資，決定了當年毛在北大的地位。

毛澤東繼續回憶說：

「我的地位這樣的低下，以至於人們都躲避我。我擔任的工作是登記圖書館讀報紙的人們的名字，可是大多數人，都不把我當人類看待。在這些來看報的人們當中，我認識了許多有名的新文化的領袖們的名字。像傅斯年、羅家倫，和一些別的人，對於他們我是特別感興趣的。我打算去和他們開始交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忙人。他們沒有時間去傾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土話。」（筆者註：酸溜溜，比前又進了一步。）

筆者估計客觀事實也大差不差。大家都在為生活、學習忙碌，當然沒有時間去與一個圖書管理員聊天。偶爾也有人願意聊上兩句，又不大聽得懂他的湖南土話，那就更不願意聊了。

這是世間常態，甚至也夠不上世態炎涼，擱誰也一樣，根本談不上故意給氣受。

當然，不能排除當年確有幾個大學生或大教授們，雖然也能聽懂湖南話，雖然也有時間，卻也不願意與他聊。不願意聊就不願意聊唄！親戚有遠近，朋友有厚薄，何況你與他們非親非故的，這與「故意給氣受」似乎沒關係。當然你如果霸王硬上弓，非要纏著與其聊，那你真要遭遇白眼，這大概就是毛所謂的「受了氣」。

當年，毛在北大圖書館的心理狀態其實與於連有幾分相似。他以為大家瞧不起他，其實大家並沒有瞧不起他，只是沒有將他當大人物般重視。

作為一個鄉下來的師範生，毛當然很羨慕那些大學生，更羨慕那些穿長袍或是著西裝的教授。毛又是一向自命不凡的人，他在湖南第一師範時已經嶄露頭角了，一向是師生們的聚焦中心。他又十分關心時政，所以他希望廣交朋友，被人注意，聽他發表高見。然而，他在北大圖書館裡受到了冷落。大家各忙各的，沒有人瞭解他的過去，更沒有人去預測他的將來，甚至也沒有人特別注意到他的存在。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是一個普通人也會很自然地產生一種孤獨和寂寞之感，何況他，一個自負、自傲、自大、敏感得遠遠超過常人，且也確有大才、大識、大志、大謀的非凡之人呢？於是他覺得受到了傷害。

這其中就有那個聲名赫赫的周作人教授，還有幾個很有名氣的大學生傅斯年、羅家倫和張國燾等。

當周教授在毛手上借報還報時，毛是很在意的，多次企圖與他攀談，但粗心而忙碌的周教授卻一次也沒有給他機會，甚至連抬起頭來望他一眼的眷顧都沒有。

毛也打算去和傅斯年、羅家倫、張國燾這些有名的大學生去攀談，可是他們與周教授一樣沒有給機會。

毛澤東在最初的努力失敗後，很快就轉為對他們的鄙視。他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

「可是他們都是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話。」「那些留學生們，大學教授們，人事糾紛，複雜心理，看不起你，口中不說，目笑存之」。（筆者註：很生動！也很酸！）

在毛自傲、自卑、敏感、多疑的心裏，凡是無暇或不願與他攀談的人，他都認為是看他不起。這樣一來，就成了到處是看不起他的人，正像丟斧子的人的眼中到處都是偷斧子的人。毛每天都處在這樣一種自造的心態之中，他被激怒了，但又無奈，於是自卑情緒就發展了，反過來對他們充滿了蔑視和仇恨。你看不起我嗎？我還看不起你呢！據傅的侄子傅樂成說：「毛在北大寫信給朋友，說他被孟真先生和羅家倫等人欺騙了，因為他們不像他在長沙耳聞的那麼優秀。」

劉備是英雄，毛卻是梟雄，英雄與梟雄是大不一樣的。劉受到諸葛均冷遇（其實，根本談不上是冷遇），能以平常心對待；而毛受到周作人等幾名教授、幾名學生們的冷遇（其實，也談不上是冷遇），卻產生了強烈的不平和報復心。

四、張申府眼濁，得罪了毛

另一個所謂對他造成傷害的肯定是「張申府」。

1918年時，張申府是北大圖書館的代理館長（關於張是否是代理館長一事，還有另外的說法），正是毛澤東的頂頭上司。

說起這個張申府，卻是一個大大不簡單的人。甚至說他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也不太為過。

當年中國共產黨尚未正式成立時，在各地就有了幾個共產黨小組，北京的共產黨小組最早只有兩個人，一個是李大釗，另一個就是張，後來又發展了第三個人張國燾。1920年底，張遠赴法國里昂中法大學執教。他在法國首先介紹了一名天津女學生劉清揚入了黨，劉後來成為張的夫人。隨後張劉夫妻一起介紹周恩來入了黨。再後來在德國，張又與週一起介紹朱德入黨。張申府回國後，正值國共合作，廖仲愷請他推舉國外留學生回國工作，他開列了一個十五人的名單，第一個便是周恩來。這樣，周便一回國當上了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

張申府慧眼，也是伯樂，但也有侷限性。

張申府的慧眼能識文曲星周恩來，武曲星朱德，但在1918年的北大圖書館裡，卻未能識得了紫微星。面對眼前這位，日後華夏二十七年的「真命天子」，張申府卻眼濁了。眼濁還不大緊，還真的得罪了。

作為一個圖書報紙管理員，毛是不大合格。他太自以為是，太我行我素了。管理員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製作卡片。卡片的功能是為了讓借書人檢索用的，所以字要寫得好，更重要的是一定要字跡端正，這是最起碼的要求。可是毛連這一點也做不到。他用那種龍飛鳳舞，並沒有多少根基的草體字書寫圖書卡片，顯然是很不合適的。何況那時，他的字其實是很差的，遠遠還不是後來被奉承的那樣獨樹一格，有懷素體風格的毛體，說得好聽點是「草字出格，神仙不識」。因此，很正常地受到包括張申府在內的高級職員的當面訓斥：「你寫得這樣潦草，誰能看得懂呢？」「這位小哥，這是圖書卡片，能不能端正點？」這是很可能發生的事，也是任何一個圖書館裡經常發生的事。張甚至要求毛重做卡片，毛當然沒有理由拒絕，卻恨聲不絕。他不知自省，不願改正，過分敏感的自尊心受到了嚴重的傷害。所以，他在給家鄉的友人寫信時流露：「受夠了洋教授的窩囊氣。」

其實，當年在北大圖書館裡，並沒有發生過什麼了不得的對毛澤東歧視、傷害的事情。除了周作人、傅斯年等人沒功夫搭理他，寫卡片因字跡潦草遭張申府批評，還有月工資只有8元錢這三件事外，幾乎沒有第四件了。

所以，毛澤東所說的「受夠了洋教授窩囊氣」，完全是自身心態不正常的病態感受。與其說受氣，不如說是嫉妒。如果抱著劉備的「人各有事，豈可相強」的態度，什麼事都沒有了。

培根當年說過這樣一句話：「在人類的一切情慾中，嫉妒之情恐怕是最頑強、最持久的了。」

五、四大教授特殊關照

其實，當時在北大的著名的大教授中，已經很有幾個人並沒有因為他是低微的圖書管理員而瞧不起他，而是對毛側目而視，並給他特殊關照，尤其是胡適、陳獨秀、李大釗、楊昌濟。

第一個就是楊昌濟教授。楊教授原在湖南第一師範任教時就對毛倍加激賞，說他是湘鄉山中出的一名資質俊秀的農家弟子，甚至認定他的學生中唯毛澤東和蔡和森兩人將來會成為國家的棟樑。

楊教授調北大在先，毛去北平在後。而毛1918年的北平之行究竟出於什麼目的，我們並不能確定。有可能是楊教授主動召他去的（可能性不大）；也有可能是奔著楊開慧去的（可能性較大）；也有可能是為了送蔡和森等同學去法國勤工儉學，來北平見世面、開眼界；更大的可能是綜合因素，幾者兼之。毛到了北平，一開始是吃住在楊家的。楊教授還託人幫他找工作。女兒對毛澤東產生情愫，平時又眉眼來去，楊教授也不可能完全不知道，也沒有將他趕出去。如此關懷，如此器重，已遠遠超出了一般師生之誼，還要怎樣？

第二個就是李大釗。堂堂北大圖書館館長，很爽快地給了你工作，工資雖說少了點，但作為一名北漂師範生的第一份工作，能掙8塊大洋，也就很不錯了。想要多掙點，也得慢慢來嘛！

解放前夕，毛在西阪坡回憶李大釗：「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為一個馬列主義者。」李犧牲得太早，與毛交往有限，毛一生對李沒有微辭。

第三個就是陳獨秀。毛在北大時與陳有什麼交往？筆者沒有看到相關資料。但能在《新青年》上發表毛之《體育之研究》，這可不能算是尋常的關係。據說這篇文章是楊教授推薦給陳的。

另從建黨過程中陳對毛的器重推測，毛也不可能受過陳什麼氣吧。當時湖南出席一大的代表是毛澤東和何叔衡兩人，但為主的是毛。一大後，黨將湖南建黨之大事委託給了毛。

第四個便是胡適。胡適的名氣當時在中國文化界中僅次於蔡元培，與陳獨秀在伯仲之間，遠超李、楊諸人。而這個當年中國最大的教授不僅沒有給毛「窩囊氣」受，還屈尊與之有很多交往。仔細考究毛胡之間的交往，在胡這方面幾乎是有求必應。

六、胡適對毛幾乎有求必應

胡適1917年7月自美國返回，9月到北京大學任教。毛在北大圖書館工作的同時旁聽胡適的課，成為胡適的學生。毛不僅聽課，課後也時有請教和交流，並深受胡適的影響。這有許多例證。例如毛對於留學問題的見解，就深受胡適的影響。這是有歷史文件作證的。

毛在1920年給好友周世釗（師範時的同班同學）的信中說：

「我覺得求學實在沒有「必要在什麼地方」的理，「出洋」兩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種「迷」。中國出洋的總不下幾萬乃至幾十萬，好的實在少。多數呢？仍舊是「糊塗」；仍舊是「莫名其妙」，這便是一個具體的證據。我曾以此問過胡適之和黎劭西兩位，他們都以為我的意見為然，胡適之並且作過一篇《非留學篇》。（《新民學會資料》第63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可見，當年毛澤東請教胡適時，胡作了認真肯定的答覆，並沒有「目笑存之」。

毛澤東在延安曾對斯諾說：五四前後，「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已經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為我們的楷模」（斯諾《西行漫記》第125頁，董樂山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版）。

如果當年胡適也是給毛氣受的洋教授，那毛就不可能在延安說出上述一番話來。又例：毛於1919年7月14日在長沙創辦《湘江評論》。與此同時，胡適在北京的《每週評論》上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毛如期把《湘江評論》寄給了胡適。胡在8月24日的《每週評論》第36號上撰寫有《介紹新出版物》，高度評價了《湘江評論》，並表示支持湖南的學生鬥爭。他說：

「《湘江評論》的長處是在議論的一方面。《湘江評論》第二、三、四期的《民眾的大聯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是現今的重要文字。還有‘湘江大事述評’一欄，記載湖南的新運動，使我們發生無限樂觀。武人統治之下，能產生出我們這樣的一個好兄弟，真是我們意外的歡喜。」

「民眾大聯合」這篇文章正是毛寫的。

又例：1919年9月1日，毛響應胡適「多研究些問題」的號召，在湖南起草了《問題研究會章程》，寄給北京大學的鄧中夏，刊發於10月23日的《北京大學日刊》。《問題研究會章程》中所列的大小144項問題（有互為兼容），是對胡適文章中所提出的問題的具體展示。不僅思路和主旨與胡適基本一致，說他是響應了胡適的號召也不為過。

又例：1919年12月18日，毛澤東第二次到北京。這是他為反對湖南督軍張敬堯所領導的學生運動的具體工作。他前往北京，代表「新民學會」上書胡適，是想爭取胡適對湖南學生的支持。胡適晚年曾對助手胡頌平回憶起這件事：

「毛澤東在湖南師範畢業後到了北平，他和五個青年上書於我，——這封信，我是交給竹淼生的弟弟竹生保管的。在抗戰期間，放在上海，竹淼生怕生出事，把它燒掉了。」（《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第35頁，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年版）

毛親自登門拜訪胡適之事，胡適的日記中有記錄。1920年1月15日的胡適日記中有：「毛澤東來談湖南事。」

再例：1920年4月11日毛澤東離開北京去上海。回湖南後，毛寄給胡適一張名信片，內容如下：

適之先生：
在滬上一信達到了麼？
我前天返湘（湘自張去，新氣像一新，教育界頗有蓬勃之像）。將來湖南有多點須借重先生之處，俟時機到，當詳細奉商，暫不多贅。
此頌
教安
毛澤東寄
於長沙儲英源楚怡小學校
（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24冊第626－627頁，黃山書社1994年版）

再例：關於自修大學
胡適晚年旅居美國，讀了蕭三的《毛澤東的初期革命活動》和胡華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後，追憶起當年他對青年毛澤東的吸引和影響。在1951年5月16－17日的日記上，胡適回憶說：

「毛澤東依據了我在1920年的《一個自修大學》的講演，擬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學章程》，拿到我家來，要我審定改正。他說，他要回長沙去，用‘船山學社’作為‘自修大學’的地址，過了幾天，他來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了。」
（《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17冊，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

胡適所說的這件事實，在毛給朋友的信中可印證。1920年2月和3月14日毛澤東在離開北京之前分別給陶毅（毛的初戀情人，新民學會會員）、周世釗的信中說：

「湘事平了，回長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徑名自修大學），預計一年或兩年，必將古今中外學術的大綱，弄個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新民學會資料》第61頁）

「我想我們在長沙要創造一種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辦一所自修大學（這個名字是胡適先生造的），我們在這個大學裡實行共產的生活」。「如果自修大學成了，自修有了成績，可以看情形出一本雜誌。」（《新民學會資料》第64－65頁）

隨後的事情發展是：1921年8月16日毛在湖南《大公報》上發表了《湖南自修大學組織大綱》。同時他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9月，毛澤東利用船山學社校舍開辦的自修大學開學。原船山學社的社長賀民範為校長，毛澤東任教務長。1922年4月，自修大學的校刊《新時代》創刊。11月自修大學和刊物被湖南政府勒令停辦。

綜合上述，足見毛與胡交往之多，交往之深。胡先生對於毛幾乎有求必應。如說毛也受了胡教授的氣，這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

七、啊！北大啊！北大！ 

有這麼幾個赫赫有名的大教授曾經給予了他這麼多的賞識和幫助，為什麼就不感恩呢？

人生之於世，「親戚有遠近，朋友有厚薄」，這是最正常不過的事。做人不能「光記一時壞」，「不記千日好」；壞的拚命放大，好的一筆抹殺，甚至日後恩將仇報。如若斯人，XXXX。（耽心敏感，空白帶過）

對胡適就是。古話說：「滴水之恩，湧泉相報」。老胡待你之恩至少也有一桶水了，可你一滴水也不回報。建國後立刻就批胡，最後將的胡留在大陸的兒子胡思杜也整死了。

對張申府更是，久久懷恨於心。延安時期，凡有北平到延安的，毛都要打聽打聽張申府的情況，末末了，都要不陰不陽、不冷不熱地說上一句：「張申府！張老闆面色很難看啊！」

當年張要他重填卡片的臉色是永遠忘不了的。揮之不去，招之即來。張於建國前因為第三條道路被開除民盟成為人民公敵，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都與當年他給毛「受氣」有關。

雖是「大人物」，但「大人物」小氣量者，比比皆是。不過這個「大人物」特別大，氣量又特別小。活該張申府倒了八輩子霉，誰讓你當年眼濁哩！

至於北大，那更是心中永遠的痛，也永遠的恨。不過「北大」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校。只能心情複雜地「啊！北大啊！北大！」

1949年毛進京後，到過清華好多次，一次也沒有去過北大。到清華來都是秘密來的，因為清華有個室內游泳池。他從前沒有在室內游泳池游過泳，因此好奇。（清華室內游泳池在西大操場的體育館內，很小很小）

1949年4月30日，北大邀請他參加五四紀念會，毛拒絕了。他說：「感謝你們的邀請。因為工作的原故，我不能到你們的會，請予原諒。慶祝北大的進步。」顯然，「工作的原故」，是一個明顯的託詞。

後來，北大校長馬寅初自以為與毛有老交情（當然是被批前），想請毛到北大給師生做一次報告，但毛不肯去。1951年9月11日，毛在馬致周恩來的一封信上批示：「這種學習很好，可請幾個同志去講演。我不能去。」

為什麼「我不能去」？仍然是那個舊傷疤作怪。我去了，師生們會怎樣想？就會想眼前這位偉大領袖原來當年只不過是我們校的一個圖書管理員。丟不起這個人啊！

不去北大，但心中有北大。每逢運動，他對北大是「關愛」有加的。

1957年，北大教職工打成右派的90人，學生右派421人，共計511人。毛很不滿意，認為北大當時的校黨委書記江隆基手太軟，就把鐵道部的陸平派來擔任校黨委書記。到了這年十月以及來年春季，不少的單位已開始對右派進行甄別，給一些所謂搞錯的人摘帽，可北大卻反其道而行之，又搞了一場「右派補課」，補劃右派173人，總數達到了699人，其中教職工110人，學生589人。

文革初起，毛又偏偏選定了北大作為文革策源地。當時，北大歷史系貼出一副對聯：「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多」，李訥回家說給她老爸聽，毛說：「什麼池淺王八多，要改一個字，明明是池深王八多嘛！」

也許讀者會認為這只不過是「偉大領袖」對自己的女兒隨口說的一句戲話而已。可事實上毛對自己脫口而出的這句話很重視，特別關照李訥向聶元梓傳達。一個「深」字不打緊，運動又火上澆油似地升級了。

儘管如此，毛還是不滿意。

1968年7月28日，毛在人民大會堂接見聶蒯韓譚王「五大學生領袖」，直接對聶元梓說：「最近有些學校斗了些黑幫，畫了像，新北大才搞了十幾個，就那麼點黑幫？我看不止那一點吧。」於是又有無數北大的教授和幹部遭了殃。北大副校長、歷史系主任翦伯讚夫妻就在這年年底的12月18日夜，雙雙吃下大量安眠藥自殺身亡。

憑什麼說北大的右派不止這麼多？
憑什麼說北大「池深王八多」？
憑什麼說北大的黑幫「不止那一點吧」？

還不都是起源於1918年的那一點刻骨銘心、小雞肚腸的感受嗎。

八：附註數則

文章寫這裡，其實也已完了。只是有幾個問題還需再釐清一下。

（一）周作人究竟有沒有給毛澤東氣受？

從周作人關於與毛交往所留下的片言只語中，問題遠不是那麼嚴重的。

1、 毛曾到過八道灣十一號周家拜訪過他,求教「新村主義」。

這件事在周作人日記中有記載。1920年4月7日的《周作人日記》記有:「毛澤東君來訪。」這次來訪的時間是1920年，也就是毛第二次去北京。如果第一次去北京時，毛對周作人心生惡感，那麼還會有第二次拜訪嗎？

2、1940年,李大釗的女兒李星華要去延安,臨行前周作人曾對她說:「延安我不認識什麼人,只認識一個毛潤之,請你給他帶好。」周作人說這話的語氣很平和，根本也看不出兩人有什麼交惡的地方。當然兩人的交情也不深，否則就不是帶口信，而是帶書信。但既然能帶口信，也就說明兩人的關係馬馬虎虎、平平常常過得去。

3、建國後，毛對周作人也是給了出路的。周作人曾寫了一封信給周恩來。委託自己的學生把這封信送給董必武,請他轉交。他又把信的抄件寄給了鄭振鐸。據有關人士回憶，毛曾看過這封信,看完之後說:「文化漢奸嘛，又沒有殺人放火，現在懂古希臘文的人不多了，養起來，讓他做翻譯工作，以後出版。」

周作人後來的命運似乎就由毛的這幾話決定了。過了十多年的平靜日子，直至文革發生。

（二）張申府有沒有做過北大圖書館的代理館長？

張的女兒張燕妮的回憶文章《父親張申府在中共建黨前後》一文中沒有提及此事。文中說「父親在北大任助教教預科，平時課程不大多，就在圖書館幫助李大釗做些工作。」

既然張並沒有做過代理館長，那麼就不可能發生因圖書卡片一事而引發的衝突呢？也不是的。

張燕妮的這篇文章說：

「暑假期間，李大釗組織一些學生‘勤工儉學’，課外幫助整理圖書，翻譯、編目、列印等，卡片，父親則負責檢查和校對。毛澤東來北大時，一度也參加了這項勤工儉學活動。」

張女的文章中為什麼要特別指出他「父親則負責檢查和校對。」這就是說毛與張有發生衝突的可能。

究竟有沒有發生衝突？張女肯定是知道的，但她沒有明說，僅點到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