腰斬精英話「反右」(組圖)

2011-11-28 13:00 作者:東野長崢

四九年毛澤東「奪得天下」之後，怎樣讓「全國人民」「聽話」，怎樣把他的「延安整風運動」在全國範圍內再複製一遍，讓國人知道知道誰是老大，是他一直暗中盤算已久的事。但這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為經過清末尤其是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的民主訓練，國人，特別是知識份子早已經習慣了「站著說話站著思考」，如何讓他們像「解放區」的郭沫若丁玲們一樣趴著說話，顯然要「大救星」費一番思量。

但到了一九五七年，讓國人「趴著說話」的條件已經成熟，這一年，對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共了資產階級的產，通過「合作化運動」奪了農民的地，通過「院系調整」大規模地取消了「新朝」所不喜歡的人文社會類的專業，所有的大專院校和新聞機構，統統實行國有國辦，不再允許私營民辦，這兩招，對人文知識份子堪稱「釜底抽薪」，使得他們從經濟上無以自立，從學術傳承上後繼無人。特別是，通過「鎮反三反五反」從肉體上消滅了舊政權的基礎人員，從精神上殺滅了資本家的「精氣神兒」。但怎麼樣通過類似的手段讓自以為跟以上人員毫無關係的、自以為是「勞動人民」、自以為社會中堅的知識份子徹底認清自己是個神馬東東，毛澤東在等待，網已經結好張開，機會來了，正像崔健唱的那樣：突然給你一個機會，空空的沒有目的，就像姑娘當初生了我們我們沒有說願意。對於五七年的知識份子來說，那是他們被腰斬的機會，由不得他們選擇。這樣的機會來了。

「反右運動」是中共統一思想戰線的一場運動，是對中國知識份子和民主黨派的致命一擊，使得幾十年後這兩個群體基本上處於「集體失聲」的狀態。許多專家認為，反右是充分體現毛澤東人格和道德缺陷的一場運動。毛使用兩手策略，使出了「引蛇出洞」的伎倆，先讓人們大膽「鳴放」，然後將他們一網打盡。「反右運動」和中國後來發生的一系列災難，如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

反右擴大化近六千倍 至少百萬人被迫害

美國之音記者李肅報導，中共的土改運動剝奪了地主的土地和人身自由；鎮反運動鎮壓了一切可能通過武力反抗共產黨的人；後來的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剝奪了企業主的財產控制權。下一步中共把注意力轉向了知識份子。這就是1957年在全國展開的「反右運動」。

反右運動說穿了就是統一思想戰線的一場運動。根據中共當局的統計，當時有五十五萬人被打成右派。但許多學者認為，實際受害者的人數遠不如此，因為當時除了右派份子，還有其他種類如中右份子、內控右派、漏網右派、壞分子、反動分子等，加起來至少有一百多萬人受到了迫害。

當局維持鄧小平定論 拒絕承認錯誤

1957年，北大才女林昭被劃為右派，在上海提籃橋監獄遭受長期的殘酷迫害。在獄中她寫下20萬字的血書與日記，並堅信「歷史將宣告我無罪」。1968年，36歲的林昭在上海被秘密槍決。

北大才女林昭（網路圖片）

1980年五月，中共結束了平反右派的工作。當年被劃為右派的五十五萬人幾乎全部平反，總計不到一百人「只摘帽子，維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

按理說，一個不到百人的右派案，卻擴大化到一百多萬人，這場運動是應該被否定的。但是至今中共仍然維持八十年代初鄧小平為反右定下的調子，也就是反右是必要和正確的，只是有擴大化的問題。難怪有人諷刺說，過去蔣介石寧可錯殺一千不放過一個（編者按：據查，這句話並非出自蔣介石之口），共產黨的反右卻擴大化了將近六千倍，而且還堅持說是正確的，這真是對鄧小平推崇的「實事求是」的莫大諷刺。

大陸作家楊顯惠《夾邊溝紀事》記載，在1959－1960年的大飢荒中，超過1500名「右派」在夾邊溝餓死，其中包括聽了中共水利部長傅作義的話回來報效祖國的其堂弟、留學美博士傅作恭。

夾邊溝的右派（網路圖片）

「中共共產黨歷史」第二卷對反右仍然堅持「是完全必要的」，並稱反右鬥爭中發生嚴重擴大化的錯誤「是難於避免的」。

為什麼鄧小平願意徹底否認文化大革命，卻不願意否認反右運動呢？一些專家認為，那是因為鄧小平在文革中是受害者，而在反右中是中共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長、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是運動的具體主持者和推動者。在「中共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中，就有好幾處提到鄧小平推動反右的講話和指示。但是鄧小平出於不願否定自己這段政治經歷的私念，拒絕承認這場運動的錯誤。

毛澤東兩手策略「引蛇出洞」

許多專家認為，反右是充分體現毛澤東人格和道德缺陷的一場運動，因為他在反右運動中，不顧中共和他本人的信譽，使出了「引蛇出洞」的伎倆，先讓人們大膽「鳴放」，然後將他們一網打盡。

中共的反右運動一開始就用了兩手策略。一方面是提出黨內整風，特別是希望黨外人士幫助中共整風，而且態度非常誠懇。

1957年3月12日，毛澤東在有黨外人士參加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強調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他說，要放手讓大家講意見，放手批評。

接著，毛澤東開始南巡，到處鼓動「鳴放」、提意見。

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開始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

4月30日，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邀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談話，希望各界人士提出批評，使共產黨的作風真正得到改進。

在另一方面，毛澤東在黨內佈署了鼓勵鳴放，引蛇出動的圈套。

5月14日，中央發出指示，要求各地報紙充分報導黨外人士的言論，「特別是對於右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論，必須原樣地、不加粉飾地報導出來，使群眾明瞭他們的面目。」

5月15日，毛澤東寫下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印發黨內高級幹部。他在文中指出：社會上的右派，大約佔全體黨外知識份子的百分之一、百分之二、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況而不同。他還說，「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

從5月中旬到6月初，中央接連發出指示，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多次開會，制定反擊右派鬥爭的策略。中央當時強調，要讓右派進一步暴露，越囂張越好。中共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長、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也督促下邊抓緊時間蒐集右派反黨的證據。

就在中共高層張開大網的同時，從5月8日到6月3日，中共統戰部一共組織了13次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座談會。與此同時，統戰部和國務院一共組織了25次工商界座談會。民主黨派和知識份子面對中國共產黨的「誠意」，紛紛開口「鳴放」。結果，他們的言論馬上成為中共大加討伐的藉口。

當年的右派蔣鼎在回憶自己的經歷時說：「你叫我提意見，你當初寬了我們的心，說‘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是當時的宣傳啊。沒有發言的還不行。你對幫助黨整風這個運動，你抱什麼態度？黨叫你提意見，你提錯了也沒有關係嘛。你為什麼不提呢？逼得你非提不可。一定要提。結果呢，你就提了吧，暢所欲言了吧。」

中國現代史專家丁抒說：「所謂的最嚴重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就是章伯鈞的所謂「政治設計院」，羅隆基的所謂成立平反委員會，龍雲的所謂「反蘇」言論，都是五月二十幾號在鳴放座談會上發表出來的。因為中共中央統戰部反覆邀請他們說話，他們最後就提了一些意見。」

1957年6月8日，毛澤東起草了《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份子進攻的指示》。同時，中國《人民日報》發表題為《這是為什麼？》的社論，指責「少數的右派份子正在向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權挑戰，甚至公然叫囂要共產黨‘下臺’。」這一社論和指示，標誌著反右運動的正式開始。

7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由毛澤東起草的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毛澤東在社論中指出右派就是「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反動派」，「其方針是整垮共產黨，造成天下大亂，以便取而代之。」這篇社論將反右定為敵我矛盾，使反右鬥爭進一步升級。

毛澤東「引蛇出洞」以後，得意洋洋地說：「讓大家鳴放，有人說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祇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他們，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於鋤掉。」

右派都是些什麼人？

當時的中國大約有500萬所謂的「知識份子」。中共公開承認的右派人數為55萬，佔知識份子總數的百分之十一。但是實際上當時被打成右派的遠不止55萬人。在反右運動後期，中共決定在小學教師和鄉鎮幹部中不劃右派。已經劃為右派的改劃為地主或者壞分子。這些人的數量大約就有50萬人。根據中國現代史專家丁抒統計，各類右派有110萬人，再加上「反社會主義分子」等等，反右運動一共使180萬人成了「人民的敵人」。

中國獨立記者高瑜說：「作為右派的主體，我認為主要是這樣幾部分人：一個是以‘章(伯鈞)羅(隆基)聯盟’為代表的民主黨派和工商界人物和儲安平為代表的自由知識份子；第二是以劉賓雁、戴煌為代表的一大批全國各地的新聞出版界的黨內知識份子；第三類呢，是以林希翎和北大的‘五‧一九運動’為代表的青年學生；第四呢，是以馮雪峰、丁玲、艾青、吳祖光、鐘惦蜚、蕭軍為代表的文藝界的領導和著名文藝家；第五類是教育界、科技界的著名的教授、科學家。以上五部分人都是中國當時和未來的精英人物。摧毀他們，就是摧毀了中國。從此中國再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民主黨派，中共內部和各行各業開始逆向選擇。正所謂的，表揚了指鹿為馬的，提拔了溜須拍馬的。作為知識份子的群體，徒有學歷的標籤，但是他們喪失了最主要的批判社會的功能。所以呢，等於一直到文革，這一個歷史時期，中國的知識份子是斷代的。」

還有一類右派沒有被包括在高瑜總結的五類右派裡。這些人就是中共的官員。這批右派多數是不同意中共極端和非理性的整人手段，甚至是由於工作意見分歧和個人恩怨而被打成右派，其中包括一些當時的反右工作組負責人曾經親自出馬打倒的中共省部級官員，如青海省省長孫作賓、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廣東省委書記古大存；新疆自治區書記塞甫拉也夫；安徽省委書記李世農；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部長陳沂等。

對知識份子和民主黨派的致命打擊

反右運動是對中國知識份子和民主黨派的致命一擊，使得幾十年後這兩個群體基本上處於「集體失聲」的狀態。而這種狀態，和中國後來發生的一系列災難，如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在右派運動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告訴知識份子們，這個國家的事不需要除黨之外的任何人多一句嘴，否則，下場就是「一九五七」。而中國知識份子經過被腰斬的一九五七之後，直到今天，那被打斷的腰絲毫沒有立起來的跡象，那恐懼早已經變成「趴服基因」深植於他們的靈魂深處。而那「陽謀」引群入瓮毫無誠信毫無人性底線的「國家榜樣」則成為民族道德底線崩潰的導火索，我們從今天的「毒食品」中，分明能感受「反右派運動」帶給這個民族深深的創傷。

回望一九五七，看看今天的「紅歌紅旗紅海洋」，我們真的可以感覺到，我們離一九五七，不是很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