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鄉所見民生事 悲催啊!(圖)
農民的艱苦生活,農民工異鄉的辛酸刻劃在點點滴滴的民生事中。
9年的牢獄生活,使我和外界脫了節。獄中所能見到的黨報黨刊都說外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GDP每年以10%左右的速度高速增長,賬面計算的總值,據說超越了小日本。數字變化之快,讓中國老百姓和老外都有些不大跟得上,以至於我在獄中都能聽見「被增長」的不滿聲。
在獄中我已知道,有一條新建的高速公路經過我的家鄉,據說給沿線鄉村帶來了巨大改變。從安康城到我家,走的就是這條公路。巨大的水泥長龍的確令人驚嘆,穿山越嶺,橫貫秦巴,但它卻是如此冰冷,寬闊華麗的道路上並無幾輛汽車行駛——它們的過橋費能支付得了一路的照明費嗎?很快,我的目光為沿途兩側山上的白色房屋所吸引。有許多房屋是我從小所熟悉的,它們原是土牆石板房,如今清一色刷成白色,好看了許多。但如果離開高速公路,稍稍轉個方向,山的側面、背面的土牆石板房依舊是原來的色彩——土黃色的牆和黑灰色的房頂。詢問其故,鄉人告訴我:「高速路通車時,聽說省長一路視察,說兩邊山上的房子黑乎乎的,不好看。隨後下邊的幹部立馬就動起來了,要求高速路兩邊,凡能看見的房子全刷白灰,每戶給補助四五千塊錢。不刷不行啊,反正上邊補錢,就刷嘛。」有農人對我說:「嗨,修高速路佔你的地,你要錢,幾年也不一定給。可是要刷房子啊,領導一發話,一個晚上錢就到。」
修建高速公路,就像城市裡的舊城改造新城開發一樣,光輝嶄新的建築背後,掩藏著無數土著居民的眼淚與鮮血。高速路建成了,許多農民還在為被強佔的土地打官司,實在經不起官司煎熬的,只好把痛苦深埋心間,用憤怒的目光「欣賞」光輝大道或仰視看不透的青天。當地人說,修路期間,承包商將手下成千建築工組織成打手,以暴制抗、以暴制農,專門對付不同意征地的農民。面對拳頭,農民只能眼巴巴看著自家的肥田沃土被鏟車夷為大道。散落的農民,怎麼可能是集體打手的對手!我一位親姨,兩口子就不同意征地,結果夫妻雙雙被打得好幾個月起不來床,水田照樣被鋪成了水泥路面。相對而言,城市的所謂暴力拆遷算什麼,文明多了。
當地政府除了刷白土屋,還動員沿線農民從山上遷到大道兩側。照理這是個好事,但政府將之當成了生意來做,3萬塊錢征來的地,每畝規劃成六七套房子,經過開發商,轉手幾十萬賣出去。商人賺一頭,政府賺一頭,吃虧的只有山農——誰叫你老祖先瞎了眼,把你生在這鳥不拉屎的山旮旯裡?征地搞移民點,和修高速路一樣,又是一次公權暴力行為。我們村每家農戶也就一兩畝地,一家好幾口子,地征了,給三五萬塊錢夠吃幾年?吃完了怎麼辦?農民問幹部,幹部不吭聲。紅章子一蓋,地已不是你的了。
山區裡,政府賺的少多了,一畝地劃拉下來頂多十幾萬。但城邊、平川地帶可嚇人了,安康市漢濱區江北一帶、七里溝一帶,說是6萬塊征一畝地,政府一轉手90多萬賣給開發商。開發商賺多少先不管,政府首先是賺暈了。不知為什麼,地在農二哥手裡咋整也不值錢,可一到政府老大哥手裡,土雞變鳳凰,會下金蛋銀丸子,立馬大賺!你得佩服政府,政府就是有「生意頭腦」,就是「能幹」。俗話說無商不姦,可咱們政府比商人還厲害,那當然就比商人更姦,是最厲害的「漢奸」!房價為什麼高,就是高在「漢奸」手裡。
官自然比商更姦。我們鄉有位領導,高速公路要過境此地,自然得留點買路錢給他。對高速公路公司而言,這點好處可以用「點」來形容,算不得什麼,可在窮鄉僻壤之地的小官、小民眼裡,那是了不得的肥油,誰都想沾點兒,沾不到就告。告得多了,上面得查查。飄來飄去查了許久,終查不清楚那些小學生都認為簡單的問題。反倒是這位小領導,你查你的,我干我的,將兒子也安排到高速公路公司收費站——收錢!收費站是個流油的地方,老百姓燒八輩子高香也是謀不到的,但領導可以,他們的兒女不需要任何本事,只要生有屁股和爪子即可勝任。據說,小領導的兒子明面的月薪即高達7000元,而當地公務員明面的工資才3000元,普通農民大概每月400多元人民幣——這是官方統計,實際情況是許多農民一個月一個幣的收入也沒有。
官當然比商更姦。我一位中學同學,瞅準修建高速公路的千載難逢時機,不知通過什麼高層關係,居然買下一條河的採沙權,從中賺取了上千萬利潤,從而成了我同學中第一位,迄今也是唯一的一位千萬富豪。千萬富豪在安康也沒幾個。不過,壟斷整個一條河的採沙權,賺得千萬票子,理應不算太過分。這其中,如果不分些給授權人,那才叫過分。但是,大家都只知道商人賺了一千萬,並無人知曉授權人是誰、賺了多少。隱形飛機是最厲害的飛機,隱形老闆當然是最牛逼的老闆。中國無數的奸商,背後的隱形老闆都是共產黨的人。
奸商在發財,奸商的老闆也在發財,可普通老百姓依舊在苦著。例如醫保,它保不了大病,保不了窮人。我去山上買土雞蛋時,認識了一位叫方倩倩的可憐女孩,她17歲,初三沒畢業就因嚴重的風濕病輟學。她家住在高山頂上,人跡罕至,破舊的土屋牆上,貼滿了她的各種獎狀,顯然是個品學兼優的好學生,並且還是山民中少有的美麗女孩。山路又陡又遠,她的腿無法長時間站立,當然就無法走路上學了。她有位小侄女,五六歲,用山農的說法,才三泡牛屎高,每天卻也得上下奔波這條陡峭艱險的山路,去遙遠的學校唸書。每回看到那麼小個女童悠悠地爬行在長長的山路上,我都想哭。方倩倩就是這麼從小學爬到初三的,前後9年時間,直到風濕病讓她爬不動為止。
我白痴般地建議她的父母去找學校或鄉政府,他們說早找過了,跑斷腿也是白跑。她家唯一的收入,除了賣雞蛋,就是來自她打工的哥嫂。但面對這個吃錢如喝涼水的病,她的哥嫂拒絕繼續供錢。斷了錢,方倩倩就得斷命(不能在她面前提她的病,一提,她大顆的眼淚就滾落出來)。我白痴般地問當地一位新聞界人士,是否可以藉助媒體發布求助信息,那位人士——我的胞兄——說根本不可能,這事有政府管。但政府遍地都是,管她的人在哪兒?我又白痴般地打電話給我的一位商人同學,請他相救,商人同學支吾其詞,說得考慮。我又白痴般地去安康論壇、安康吧、百度吧發帖,呼喚網友們相助,誰料,我的帖文如何也過不了網路審查關!奇了怪了,我至今也不明白,為何這樣的網文也過不了黨的網路關。我心裏悶啊,這是個什麼國家!倩倩哪,沒誰理我,沒誰理你,咱們認命吧。
再如低保,在鄉村,那是個爭破頭的雞肋。每月五六十塊錢,一個村才十幾個名額。而一些有關係的人還要往裡面插一腿,害得窮老農們滿山上跑人戶,爭取大家支持、投票。而實際上,投個屁票,村幹部、鄉幹部私下早就定了。我的一位老表哥,70多了,中風不能說話,家裡困難得看不起病。老表嫂四處苦求,希望能為丈夫爭取到每月五六十元的低保,可苦求苦奔了幾個月,到頭來還是一場空。那段時間,我時常看到她那一頭凌亂的白髮在風中、在鄉間晃蕩,一張苦瓜般的滄桑老臉總在路上茫然張望,希望發現一根可依靠的稻草。
養老保障農民沒份兒,政府僅星星點燈般地欽點80歲以上的老人,且每人每月也僅五六十元錢。米價都漲到兩塊了,五六十元錢夠什麼?有幸得彩的老人若全靠這個錢過生活,只能吃糧,不能吃菜,更別想什麼肉啊蛋啊的,滾蛋吧。再說,在鄉村苦日子裡煎熬的農人,能僥倖撐到80歲以上的,能有幾個?共產黨算準的就是這個。有的老人說,我都苦熬到80歲了,還能活幾年?那個錢要不要無所謂了。但還真有「有所謂」的。一位姓方的前村幹部,我該叫太外爺的,實應到這個歲數了,可村上登記的書面年齡尚差1歲。老人家於是被折騰得山上山下跑了好多回。80歲老人行路如一根風中草一般,卻要在方倩倩爬行的山道上上下奔波,為那每月五六十塊錢的恩典,辛苦先不提,首先是危險。但是黨考慮到了他的危險嗎?或者說,黨的幹部們在乎他的危險及辛苦嗎?
這年冬天,陝西全省(其它地方我不知道)公務員、教師等大幅漲工資,安康普遍漲40%—50%!嚇人不嚇人?2000塊馬上變成3000塊;刺激不刺激、高興不高興?黨的人全都皆大歡喜,刮來的錢,有福同享,怎會不高興,如同綠林、響馬,開路劫財之後自然是大口吃肉、大碗喝酒。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啊,那些貧病者在土屋裡、診所裡呻吟,他們的收入誰給增加?看上帝吧。可是《馬太福音》說:「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凡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黨正是這麼干的呀,錢花不出去了,就給自己政權體系的人復加,美上加美;體制外老百姓,不是自己人,為什麼理他!
中國的社會保障一直是一個讓我恐懼的事情。2002年,在獄中時,驚聞36歲的二哥去世,我便為他兩個年幼的孩子的生計深切擔憂、恐懼。我真正意識到社會保障體系對平民百姓的至關重要,可是我們國家沒有。那時我想,如果每個鄉村老人或極貧困人口,每月能有200元的保障,該多好啊,那該是一個多麼和諧、幸福的社會。但,黨的「和諧社會」只是口號而已。之後,黨的年財收已達10萬億,我還在做這個窮人的幸福夢。我想,每個年過60的鄉村老人和極貧困的人,每月若能補濟500元,那該是多麼幸福的鄉村和幸福的國家啊!可是,國家和鄉村依舊不幸福,並且是很不幸。
我們再不厭其煩地談一回豬肉的問題。豬肉現在是中國物價漲跌的晴雨表,其實它也是社會公正的晴雨表。出逃前,有一段時間我住在一個堂外甥的出租房裡。外甥24歲,正是當年,能吃能睡。他做裝修工,在城市農民工裡,算不差的那種。但他吃不起肉,因為他月收入僅1000元多一點兒,而豬肉每斤11元,11元買的是次的五花肉,好點兒的豬肉每斤要12元以上,瘦肉更貴,他怎麼捨得吃?因為我這個年輕的長輩來了,他忍痛割了1斤,卻吃得我心痛得彷彿那肉是從我身上割下來的。我從未想過民工吃不起肉的問題,因為我家境況尚可,於是我從自己家給外甥拿了幾塊肉去,但他又因為要去另一個鎮子奔命,竟沒顧上吃。
說到這兒,我又要為「農民工」這個破詞兒抗議!憑什麼對同樣的工人,分個城市的、農村的。農民賣給你們的菜、糧、肉、蛋,咋不叫「農民菜」、「農民糧」、「農民肉」、「農民蛋」?這是對來源地的歧視。「解放」前,共產黨搞工人運動時,為了利用工人,組織拉攏大量進城務工的工人,那時怎麼不叫他們為「農民工」?其實那時的工人,大多來自農村。中共說自己是工人階級的政黨,嚴格來講其實不對,應該叫「農民工」的政黨。要用人家時,給高帽子,封別人為領導階級;不需要了,一腳踹到鄉下,再不准進城,進城就給你頂「農民工」的帽子戴。共產黨多勢利啊!「農民工」應該不再給他們蓋房子、挖地道、掏煤洞子,反正我們也住不起那房子、坐不起那地鐵、燒不起那黑煤疙瘩。
唉,我把這些寫出來,又能怎麼樣呢?當局讓他們苦,他們就得默默地苦;即便是哭,也得偷偷地哭。但中國卻有人偷著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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