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何以成為禁忌

國務院新聞辦10月27日發表白皮書，宣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建設完成。既然法律是一個社會的基石，那麼，體系化的法律建設完成，尤其是從「文革」的「無法可依」狀態走過來，應該說宣告了一個歷史性的時刻。儘管很容易理解的是，隨著社會轉型的深入，或者說中國特色的變化，今天完成的法律體系仍然是需要完善的。

但比法律體系更重要的，是法律實踐，是法律在現實社會和國民心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建設過程的30年裡，法律對維護社會秩序和調控社會矛盾的作用是越來越重要、越來越管用了嗎？公眾對法律是越來越信賴、越來越有信心了嗎？這是非常值得回答的問題。

從黨政部門和領導幹部的角度看，維護社會穩定、解決社會矛盾的形勢卻是越來越嚴峻了。在這種形勢下，法律不是越來越受重視，反而是越來越被放棄，轉而依靠行政和政治手段了。相應的地在公眾方面，法律也就顯得越來越沒用，法院的門檻反而越來越高。法庭難上就上訪，上訪困難就上街，上街困難就上網，上網當然也困難。這和政府的對應管理手段是一個攀比互動、水漲船高的過程。

到了最近幾年，法律甚至正在演變為一種禁忌。檢索時下的官方文件、官員講話和媒體語言，會發現一個驚人的現象：「法律」、「法治」和「依法辦事」等詞，變得越來越少見了。今年上半年，人民日報連續發表了5篇評論。說的並不是抽象的政治訴求，而是現實的利益衝突、具體的維權事件，是應該法律解決的。可是，這系列評論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便是都避談法律：對那些「沉沒的聲音」、「異質的思維」和「弱勢的心態」，要「傾聽」，要「包容」，要「消解」，要「理性」，而絕對不說，要訴訟，要判決。

繞開了法律以後，「理性」成了新的流行語。網路世界是「沉沒的聲音」、「異質思維」和「弱勢心態」的集散地。於是，《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臺等主要官方媒體接連發文，在譴責網路上的「謠言」特別多的同時，強烈地訴諸「理性」，沒有一篇文章說到依法管理網路，說到網民、網路公司和網路監管各方如何為自己的網路行為負責。

如此刻意地迴避法律，這都是為什麼？現實告訴我們，許多問題被帶離法律的軌道已經多麼久遠，回歸法律會有多麼難。如果依法辦事，那麼，首先被追究的，恰恰是「有關方面」，是「掌握法律的人」。觀察任何一個每天都在緊繃著的社會事件，都可以回答這個問題。例如，你說截訪隊是非法的，毆打上訪人員必須追究法律責任，這該追究到什麼人頭上？只能追到當地有權指揮公檢法的人頭上。於是，只能在這裡講「理性」。同樣，如果網路依法管理的話，首先是用財政款組建的各個層級的網路宣傳隊，以及部分不公開工作的網路管理員勢必下崗，無數遭遇暗中刪除的網民，會到各地法院去要求立案。這不亂套了嗎。現在的網路，靠的就是暗中刪除，所以，網路必須「理性」。

這就是「理性」的秘密。於是，在不能滿足公眾的合法訴求時，官方一律講和諧、講穩定、講政治、講國情、講接軌、講文化，但不講法律。除非是有針對性的，要對某人予以「法辦」。可悲的程度已經到了有些法院也不敢講法律的地步。法院門口公然高懸著壓倒法律的政治口號。官員指揮公檢法，則已經公開化制度化，見諸於官方媒體的表揚稿。

某省紀委的一位公務員寫道：「法律沒制度管用，制度沒文件管用，文件沒批示管用。」普通民眾則在心理上把法律定位成了權力的奴婢，網路上廣為流傳的段子說，中國的「三大基本法」是「領導的看法、領導的想法、領導的說法」；中國的「三個訴訟規則」是「大案講政治，中案講影響，小案講法律」；中國的法治基本狀況，則是「嚴格立法，普遍違法，選擇執法」。這是多麼令人沮喪的民謠，可是誰能說它都是一派胡言呢？

這種危險的狀態已經維持很久了。這樣的狀態維持越久，回歸法治本位越難。而回歸法治是必須的，這是國家的希望和出路。那麼，什麼時候才能重新開始「依法治國，有法必依」呢？回答是，任何一天都是開始的時機，法律至上應該是無條件的，來自官方和官員的阻礙不能成為擋箭牌。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