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23日，發生在深圳寶安區西鄉街道的一間出租屋裡令人髮指的一幕，恐怕只有在描寫日偽時期的影視劇中才能看到，這種慘無人道的手段，只有當時的日本法西斯才做得出來：聯防隊員楊喜利渾身酒氣，手持鋼管警棍，帶著兩名壯漢闖進外來打工者楊武住所嚷著：「老子要弄死你們！」，並讓兩名壯漢在門外把風，對楊武的妻子王娟實施毒打和強姦。而這一切就發生在受害者丈夫楊武的眼皮底下。
人們在憤怒譴責這名聯防隊員禽獸不如的暴行的同時，對這位丈夫的軟弱唏噓不已，甚至連警方都認為「如果楊武能夠挺身而出，也許悲劇就能夠避免發生。」對此，筆者不禁想問：在看《動物世界》的時候，小羊羔被狼吃了，誰會責怪母羊的無能？面對絕對強勢，忍讓和退卻可能就是弱勢群體得以生存的唯一選擇。
也許有人會說，這起令人髮指的暴力事件，不是發生在《動物世界》裡，這是一個文明社會，遇到傷害，即使無力抗爭，也可以報警啊！那麼，受害人的丈夫為何不報警呢？原因很簡單，施暴者本身就是聯防隊員，他明確告示：「你們報警都沒用，我是聯防隊員，跟警察都是哥們！」如果報了警，來的還是凶手的哥們，這還能怪這位可憐的男人遲遲沒有報警麼？更何況，「楊武一度以為，這次會和以往一樣，被打幾下，被砸些東西，等楊喜利發洩完就好了。」如此看來，至少在這塊地方，和《動物世界》沒什麼兩樣，弱肉強食已成常態。既然這樣，誰還忍心責怪這個男人的軟弱？
誠然，哪怕在高度文明社會，也會有禽獸不如的不法份子，社會也因有保護公民利益不受侵犯的國家機器而繼續文明著。但當這些本身應該保護人民的治安人員，變成侵害人們利益的凶手時，社會秩序就徹底被顛覆了。更讓人感到害怕的是，這名與禽獸無異的聯防隊員，並不是隱藏在治安隊伍中的不法份子，而是公開的不法之徒。該聯防隊隊長鐘思賢稱，「楊喜利在治安辦當聯防隊員已有幾年時間，平時還算正常。但一喝酒以後，就會胡亂髮酒瘋，打人罵人，他們也教育過他多次。楊喜利為此也寫過很多次檢討和保證書，但又屢教不改，他們對此也無可奈何。」好一個「無可奈何」，讓一個胡亂髮酒瘋、打人罵人、屢教不改的暴徒管理社會治安，其轄區百姓的安危就可想而知了，這起暴力事件難道還屬於意外？
筆者在這裡無須分析這起案件的嚴重性，因為該聯防隊隊長鐘思賢已經十分清楚，已經在「劃清界限」了。鐘思賢認為，「楊喜利作姦犯科，嚴重敗壞了聯防隊的聲譽，他認為很丟臉。但是他是臨聘人員，事發也不在上班時間，他毆打強姦別人，這屬於個人行為，與社區沒有任何關係。他們在事發前幾天，就因為他喝酒，對他作出瞭解除合同的決定。只是一直找不到他人，他的制服和警棍、鋼管等也沒有收回來，他本人也沒有簽收這紙解聘通知。」這也太淡定了吧？難道因為是「臨聘人員」，因為作案「不在上班時間」和那張子虛烏有的「解聘書」，就能讓這起惡性案件變成普通的刑事案件？難道就能消除人們對執法犯法的恐懼？在一個和平建設年代，會出現妻子遭毒打強姦，丈夫躲隔壁未敢做聲的新聞，不僅駭人聽聞，更讓人匪夷所思。這根本不是這位丈夫的軟弱，而是暴露了弱勢群體在一個無序社會中的不堪境地。如果還要責怪這個受害者的丈夫無能的話，這就意味著在一個所謂的法制社會中，依靠自身力量的抵抗，才是保護自己的唯一手段，那麼，是不是該修改一下現行法律？讓「我想拿刀衝進去，劈死這個畜生！」的楊武，解除「如果我殺人坐牢了，他們可怎麼辦？我不能家破人亡啊」的後顧之憂？執法犯法已經成了建設法治社會的最大障礙，類似的事件我們還見得少麼？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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