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共識的終結(圖)

經濟危機

在國際恐怖主義式微的情形下，極權加市場的中國模式越來越成為全球安全秩序的破壞力量。寄希望於中國帶領全球擺脫經濟危機不僅不現實，而且會事與願違。

美國參議院通過的《二0一一年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允許美國政府「對匯率被低估國家的商品徵收反補貼稅」。儘管該法案在眾議院通過的可能性不太大，以及眾議院通過後也可能遭遇總統的否決。然而，這個法案有著莫大的象徵意義即在美國的帶領下，全球對中共發起「金融反恐」。而且，「金融反恐」並不侷限於經濟手段，更可能是各種戰略組合相繼硬化。

對此，北京深為沮喪，表現出了比對美臺軍售更強烈的反應。不僅外交部例行發言以示反對（指責此法案將引發兩敗俱傷的貿易戰），而且商務部、央行均發言表示嚴重關切。此外，負責中美事務的副外長崔天凱也表達了強硬的態度。

「金融恐怖平衡」條件不再

由於中美兩國經濟關係密切，美國的對華接觸派（亦稱鴿派，北京高層內部稱之為「和演派」）試圖建立一個「兩國集團」，但這種設想遭到了中共的拒絕，原因是中共擔憂「兩國集團」模式是「和演」套路。因此，中共在國內意識形態方面大搞反對普世價值的宣傳，亦堅稱「不搞指導思想的多元化」云云。

在「兩國集團」模式胎死腹中之後，由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提出了「金融恐怖平衡」概念。它大體描述了這樣一個圖式：在中國方面，可以採取拋售美元資產的方法，迫使美國屈服；在美國方面，會以減少進口中國廉價商品的手段來對抗中國的拋售行為，這會導致中國出口大幅縮減，從而導致大量失業以至於社會動盪。表面看起來這個平衡是可信的，但實際上中國不僅沒有拋售美元資產的任何意圖，也不會在匯率方面做出較大讓步；相反，是美國本身採取了寬鬆量化貨幣政策，來變相地導致人民幣值的效果。

美國為此付出了通脹代價，進一步地寬鬆量化風險更大。因此，美國在中國方面要求「保證在美資產安全性」的呼聲過後，轉回來再提匯率問題就理所當然。研究全球戰備暨經濟復甦的學者們現在驚訝地發現：由高利貸暴露出的中國金融監管漏洞令人驚訝，現在的問題是「並非中國能否再次帶領全球經濟擺脫危機，而是北京是否能保持其對經濟槓桿的牢固控制」。

「中國和平崛起」泡沫初現

被外界認為是中國經濟崩潰兆頭的高利貸，並沒有反應中國經濟的政治實質。高利貸背後的問題是國家金融壟斷，這種壟斷一方面是「國進民退」的主要動力系統，另一方面也將極權加市場的北京共識偽裝成拯救全球經濟的藥方。而藥方開出的代價，不言而喻地是全球都要承認極權加市場支撐起來的「中國和平崛起」。

作為全球安全秩序裡的泡沫，「中國和平崛起」經過一段時間的虛漲之後，中共本身也發現了它的不切實際之處。因此，先主動地低調下來。「崛起的中國為何很少贏得世界掌聲」作為一個令中共蒙羞的疑問，不僅僅是中共本身要打破的軟實力瓶頸，而且還是對中共有好感的國際分析人士的質疑。「中國政府的權力濫用、逮捕持有不同政見者和時常發生的礦難，讓中國在第三國投資時受到了猜疑。」西班牙的資深觀察家胡利奧•里奧斯如是說。

將中共極權加市場模式稱為北京共識的那些國際學者，一般認為黨權保持了行政體系的高能動員力，也解決了民主國家如印度那樣的地方與中央之不協調關係。然而，恰恰相反，「諸侯經濟」在受到朱鎔基的強力壓制後，經過近十年的緩勁，再次成為中國的經濟頑疾。如路透社年初發自雲南的消息說：「一心追求增長的地方官員經常對北京的改革命令感到不滿且嗤之以鼻。」有民間資深經濟學家作出的判斷稱曰：「中國的地方債最後會打包上交給中央。」換言之，導致中國經濟崩潰的熱點不是高利貸，而是進入履約高峰期的地方債。

「外匯分給百姓」呼聲強烈

中國對全球經濟復甦造成的三大障礙分別是國家金融壟斷、地方債過度膨脹，以及高額的外匯儲備。消解三大障礙的入手之處應當是大幅降低外匯儲備水平，美國的「金融反恐」也應追求這樣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外匯分給百姓」在中國國內討論已有一段時間。最初，北京決策層認為這種說法只是「民粹主義叫囂」。但是，隨著美國參議院專項法案在國際上造成巨大影響，也即美國放出針對中共的「金融反恐」信號後，當局開始鄭重其事地對待「外匯分給百姓」的呼聲。《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說：「把外匯分給百姓會導致人民幣二次投放，帶來嚴重通脹，以至於央行破產。」這不過是愚弄百姓的障眼法，因為真若實行「外匯分給百姓」的操作，此前就得準備「備抵基金」，該種基金的來源是變賣等額政府與國有的資產所得。

且不說政府即中共壟斷的政治權力系統是否會接受這樣的方案，其遠期後果是國有資產回歸全民性質，而後是人手一份的「私有化」。有民間學者指出：中共高層高調講「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就拒絕私有化，拒絕歸還人民利益，因此，就得拿「二次投放」與「央行破產」這樣的專業術語來欺哄百姓。

「全球秩序維護」有新開端

由於在國內實行金融壟斷、在國際上實行金融恐怖，中共獲得了在全球事務中的重要發言權。但是，它在行使權力的時候卻不想對國際社會與國內人民負責。庇護原蘇丹政權種族屠殺行為、與利比亞卡扎菲勢力暗中勾結，以至於不惜血本支持北韓政權，均是確鑿難滅的證據。對此，有些國家、機構與個人有所省悟。比如，一直「藩屬」中共的緬甸軍政權以順應民意為說辭，停止了中國投資的緬甸北部克欽邦密松水電項目。

緬甸的舉措與美國的法案一樣，象徵意義遠大於行動意義。但是，兩者都意味著全球正進入一個針對中共的「金融反恐」時代。更廣泛的「金融反恐」包括亞太地區民主國家組織新的結盟關係，迫使中共收縮地區擴張政策，從而把更多的資源用於國內民生。

此外，儘管美國參議院匯率法案不易在眾議院通過，但美國政府方面卻有相應的動作。比如，希拉里在紐約的一次演講中說「可以結成國際貨幣聯盟來迫使中國提高人民幣匯率」。也正是因著美國倡導的「金融反恐」已見端倪，中共當局才在G20會議上秘洽向歐盟注資數百億美元購其債券的事項。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