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21－紅色高棉殺人機器》(圖)
我稻田裡的兄弟
2003年面世的這部記錄片《S21－紅色高棉殺人機器》，將鏡頭對準紅色高棉時期，柬埔寨最大的審查中心「S21集中營」，其全稱為「第21號保安監獄」。1975年到1979年時期，這裡至少關押了14000~15000名囚犯（有人相信總數超過20000人），最後倖存的只有六七個人，稱之為 「滅絕營」一點也不過分。
此地並不擁有高效率的現代殺人工具，能夠將人整批地處死，如同納粹集中營裡的毒氣室。在經受了不同階段的酷刑逼迫之後，囚犯們被木棒、鐵棒、鐵鍬、鎬、彎刀這些最簡單、最原始的工具殺死，它們原來主要是勞動工具，連一粒子彈的代價都不付。將這麼多人一個一個從後腦杓敲死，或用鐮刀割斷喉嚨，這真是一樁令人難以想像的浩瀚工程。囚犯中也有一些人因為飢餓、疾病或者抽血過度等而死亡。
活下來的人數如此之少，年輕的導演只找到了他們其中的兩位。因此而帶來了這部記錄片最大的特色在於，不是眾多倖存者，而是當年的看守來到鏡頭面前，成為影片中主要「出鏡者」。他們一共有八九位重返舊地（超過整個活下來的人數），來到如今已經成為大屠殺紀念館的場所，對著鏡頭講述他們的「工作」，他們的「想法」。那些長眠於地下冤屈的人們不再開口，我們只能通過看守們的講述，來想像和感受冤魂們痛苦的身影。
影片導演潘禮德1964年出生，11歲時與家人一起被投入集中營，15歲時逃出，經由泰國到了巴黎，考取巴黎高等電影學院，1989年拍出一部關於柬埔寨難民營的記錄片「Site 2」受到關注，此後拍過劇情片《稻田裡的人們》、《戰後的某個夜晚》。這部記錄片花了3年的時間得以完成，引起巨大反響。
一
不知道導演是如何說服這些人來到鏡頭面前的。他們看上去如此單純，應該是剛剛從稻田裡走出來，臉上掛著羞澀的微笑，身材單薄，穿著土製的衣服，膚色黝黑，個子不高，看起來仍然十分年輕，40多歲的年齡看起來只有30來歲，當年應該是十幾歲的娃娃兵。任何人不能從他們的臉上讀出他們的過去，若是放到人群中去，沒有人會感覺到他們的不同，一點異常的動靜都沒有。
看看這一位吧，他叫Houy，窄額頭寬臉膛，典型的當地人面孔。影片的開始描述了一段他的家庭生活。一個剛剛洗浴過的嬰兒被放到他手中，應該是他的骨肉。他父母親坐在地板上，母親緩緩地說：「我的兒子從未舉止無禮過，從未在家裡侮辱老人。他們教導他，把他變成一個殺人的流氓。」母親建議兒子去做一個儀式，超度那些死難的亡靈，從此不再見到他們，開始做一個嶄新的人。Houy本人是這麼說的：「如果是自己殺人，那是壞，但是壞是那些下達命令的人，他們手中有武器還有權力。在我心裏，我害怕做壞事。」
與自己曾經「共事」同志們的見面，他們有一種老友重逢的靦腆和歡欣，各自欠著身，互相握手問候：「你老了」，「你還記得我」，「看著眼熟，想不起名字了」，「你再想一想」，「我們雖然都在這裡，但是在不同的部門工作。別人以為我們是在一個整體裡工作。」這位來自Takeo地區的男人看上去更年輕，他說當年他們一共200多個小孩子，被卡車運到某個地方，在進行了短暫的訓練之後，就被送往不同的監獄充當「守衛」。
審訊通常分為三個階段，由不同的小分隊擔任。第一階段是「好心」，主要是施加政治壓力，目的是使得犯人服軟。如果拒絕回答，就被送到第二「熱」小組的手中，「熱」施加刑罰，打得皮開肉綻、頭破血流。如果再不招供，那麼便送到「咬」手中。一旦「咬」成員的木棒打下來，原來的舊傷口馬上破裂，噴出鮮紅的血，很少有人受得了。影片中的一位倖存者就在這種情況下，供出了64個他所認識的人，指稱他們是「叛徒特務」。
為了逼真地再現當年的生活，影片讓這些看守站在如今的空房子裡，扮演起自己當年的角色。Houg要去一間牢房提審一個犯人，他在手心裏記下這個犯人的號碼。到監牢時，對守在門口「娃娃看守」說：「把13號給我帶出來提審。」「娃娃看守」便走到屋裡靠近窗口的地方，大聲說：「13號，起來。」這位看起來仍十分年輕的看守一邊說，一邊做著手勢：「我命令他站起來，把他的眼睛蒙上，從背後把手銬銬上，然後我把門再插上，把鎖鎖了又鎖，我抓住他的胳膊，然後出去。」Houg站在門口等著，得到這個犯人之後，他「扭著他的胳膊，帶他走」。
這應該是當年每天發生無數遍的簡單事實，平淡無奇。然而正是無數這些平淡無奇的細節，構成了那場大悲劇的一個小的部分，積累起那個在民族歷史上最為黑暗的一幕。實際上，今天的人們難以想像的恐怖事情，與人們眼下經歷的所有事情一樣，同樣也是發生在日常時間、日常光線之下，是一點點添加進來，危機是一點點加深加重的。其中並不是每個細節都那麼可怖。日常時間的節奏將事件分成不同單元，它們平均地分配在不同的時段，人們在經歷它們的時候，是逐步接受和承受的。
事情的可怕正是在這裡。所有這些單元，它們如何加在一起？當它們加在一起時，將通往何方？如何獲得整體的意義？這是那些看起來普通的執行者們不知道的。他們只是其中的一個環節，是一個總機器當中的一個螺絲釘，這個長長行為的盡頭是他們望不見的，他們只能做分配給他們的事情，這一部分和那一部分，對於自己視野所及範圍之外的事情，他們無法知道得更多，實際上也不會讓他們知道得更多。他們是在「無知之幕」底下行動。
那些遭遇者也不知道，正在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情，最終結果如何？就像1975年4月17日紅色高棉進入金邊這天，這座城市200萬居民接到通知說，為了躲避美軍轟炸，他們必須馬上離開這座城市，許多人以為也許三天就可以回來。結果有幾十萬體弱多病者，在長達一個月的徒步跋涉中就地趴下，永遠沒有再站起來。
其餘抵達「新農村」的人們，一下子退回到刀耕火種的原始社會。原先「故事」的環節突然斷裂，被導向另一個不知名的地方。那個誰也沒有謀面的更高的「講述者」，他憑著沒有見過任何人的面，並且正是因為沒有見過任何人的面，不需要對這些人作出解釋和負起責任，便隨意地決定了所有這些人的命運。
無論如何，當Houy和他的同志們在空蕩蕩的屋子裡演示自己當年的行為時，當他們大步跨到屋子中央，做出開門、關門、扭著胳膊帶走某人的動作時，當他們對著不同的牢房，為了一點小事大聲訓斥時，觀眾會明顯感到在他們的舉止以及身材中，流露出無可救藥的卑微，體現出某種猥瑣。他們的臉上越是無辜，他們的胳膊和腿的舉動看起來便越是下流。他們無法控制自己的身體，無法令自己看起來更好一些，這是「工具」的特點，也是他們本人作為「工具」的代價。他們的確受人驅使，但不管怎麼說，他們接受了自己作為「工具」這個事實，同意維護那個吃人的系統。
這個系統叫做「安卡」，柬埔寨語「組織」的意思。紅色高棉的領袖波爾布特最初並不為人所知，他把自己弄得神秘兮兮的。一般人們只知道自己的國家由「安卡」 掌權。一切命令均是由「安卡」發布的。1977年波爾布特訪問中國時，住在釣魚臺國賓館裡，還幫助園林工人們修剪花枝，以體現自己保持勞動的本色。他喜歡用「細菌」這個詞，來代表所有那些不同於他立場的人們，對於「細菌」的唯一辦法就是消滅。
二
影片中的另一位倖存者是畫家Heng Nath。作為S21集中營的受害者，他再次來到當年的看守面前，與這些人構成面對面的質詢。這種對質的局面，也是影片的基本結構。
一行簡短的材料顯示，畫家當時35歲，1977年7月1日被捕，排號18，在他的備註中有一條：「保留使用」，這幾行字使得他倖免於難。具體原因是他為這所集中營的頭頭Duch畫像，將此人的面部畫得如同少女般細膩光滑，令這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感到滿意。其餘畫家則幾天到一個月、兩個月不等，陸續被殺害了。
畫家已經兩鬢斑白，眼睛裡流露出悲哀憂傷。他單刀直入地問那些看守：「你們覺得自己是受害者嗎？」「這麼野蠻的原因是什麼？」看守們顯然被問過這個問題，有他們自己現成的看法，但是在表達時不能不是支支吾吾的。Houy答道：「這件事……我覺得，就像發生意外的那些人一樣……」他的意思是誰都是不得已。畫家不依不饒：「就一句話，你們認為自己是受害者嗎？」「如果在這裡工作的人都是受害者，那麼像我那樣的犯人，他們算什麼？」
有人說，死去的人們應該叫做「被判刑的受害者」。言下之意，他們本身則是「施加刑罰的受害者」，聽上去只是名稱不同。「如果不服從，我們就會死，沒有人能夠逃得了。」這位畫家繼續追問：「你們在這種地方工作的人，怎麼能夠對這樣的苦難習以為常？」這是歷史性的追問，任何在那種機構裡呆過的人，都不得不經受這一問。每個人都有站在他「身後的力量」，這種力量會在恰當的時候，將他帶到某個「質詢的中心」面前。
Houy的回答具有相當的代表性：「我進入S21軍部，他們對我進行灌輸，S21是整個國家的核心和支柱，我們是國家的一隻手，面對敵人，我們不能有任何的猶疑。」這個回答符合人們對他們的基本印象。這些人剛剛從農田裡上來，腿上的泥巴還沒有來得及除盡，當他們突然被賦予了一個神聖的使命，替這個國家清除敵人，這會讓他們感到從未有過的自豪，帶來那種決絕的冷酷表情。一個人本來意義稀薄的人，突然被充塞進無比崇高飽滿的人生意義，這會讓他覺得特別神氣。
他們仍然習慣沿用「安卡」這個說法。另一位說：「安卡喚醒了我的革命意識，讓我意識到對於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階級敵人的痛苦和憤怒。但我參加革命的真實原因，是1970年郎諾集團推翻了西哈努克，西哈努克號召他的兄弟姐妹們與游擊隊會合，共同解放自己的國家。」西哈努克是在北京發出的這個號召。1970年 3月18日，美國支持的柬埔寨右翼郎諾集團，乘西哈努克出國訪問之際，宣布廢黜國家元首西哈努克。3月19日上午，西哈努克飛抵北京，3月23日向中外新聞界宣佈成立以他為首的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線，發表了告高棉同胞書和聲明。
1970年和1975年是兩個不同的起點。最初這的確是被當做一場反美戰爭而動員起來的。然而到了1975年，輪到紅色高棉奪取政權，他們繼而將戰爭延續到了民族內部，危害最烈的是革命隊伍內部，這在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有著一條粗重的傳統。事情在某個時刻起了變化。本來追求理想的人們，突然掉轉過來，去追求和抓取最為現實的個人利益，但是卻繼續稱自己從事的是全民的利益，或者勞動階級的利益。
對於那些不同層次的個人來說，當他們一旦進入某種既定格局，他們就要變得適應這個格局本身，服從這個格局，被這個格局所引導，繼而從這個格局裡產生出新的東西，發展出新的面向和行為。本來也許的確沒有個人權力要求的，後來就變得非常渴望，急於或樂於在小圈子裡扮演一個權力角色，顯得自己份量不同。到這個時候，僅僅用最初的單純動機來說明則遠遠不夠。源頭上的東西經過一系列過渡，已經發展為別的東西，甚至相反的東西。
一個好的格局保留了人們得以上升和升華的空間，而一個壞的格局則把人性中最壞的一面調動出來，他們甚至顯得比原先的那個格局還要壞。畫家描述了他剛剛進 S21時的某些情境。當裝運他們的卡車半夜裡到達，囚犯們的雙腿還處於麻木之中，他們聽到了兩個年輕士兵歡快的叫喊，「像狼看到食物一樣」。囚犯們的眼睛很快被蒙上，一根繩子將每個人的手拴在一處，像牽牛一樣牽著這許多人，而周圍的衛兵「他們全都在笑」。笑他們的可憐，笑自己的傑作。無疑，半夜裡的這種笑聲，屬於這些人的自作主張，不在「安卡」的計畫列表之內。畫家將這個牽牛般的場景和屍橫遍地的場景，通過回憶又畫了出來，令人震撼。
年輕的看守也被看守，也需要寫檢查。他們的檢查這樣寫道：「黨禁止打他們，我們卻打了。黨讓施加一種壓力，我們卻施加了另外一種。（我們會）不針對政治歷史進行審查，而是針對道德敗壞、針對女人。」第一句「黨禁止打他們」，顯然不符合事實，這是寫給黨看的。影片有談到他們在審查中遇到「困難」時，上級則指示要進一步施加壓力。但是看守們的確承認了存在許多極為惡劣的、虐殺性自選動作。比如針對女囚犯的做法有，將她們帶到遠離人群的房間裡去審問，趁機摸她們的身子或強姦她們，在審問中燒爛她們的屁股。這是男人不會遇到的。而這些人實際上是有可能採取另外一些相反方向上的行為，比如保護這些無辜的女性。對這些已經遭受屈辱迫害的人們，不要來施加他本人的屈辱和迫害。留出良心的空間，也留下日後正義的空間。
有人談到一位有名有姓的女性：「nay nan非常漂亮，我喜歡她，也可憐她。但她是敵人，愛上敵人是禁止的。我心裏火一樣地燒，性慾折磨著我。我非常惱怒不能碰她，不能與她做愛。這讓我很生氣，我充滿了怨恨，於是就打敵人。」這個屬於非常惡劣了。當他這樣做的時候，他知道自己的真正動機在什麼地方，但是他換了一個出口來釋放，以革命的名義。紅色高棉領導人波爾布特的原意應該是徹底鏟除這種「不健康」的現象，但是他最終收穫的，僅僅是人性中最為骯髒、低劣的東西。
「當你把人帶走的時候，你想到了什麼？」畫家追問。Houy答道：「這期間，每個在這裡工作的人，不管多大年紀，都得服從安卡的命令。」畫家凝重地說： 「我不喜歡聽這個‘服從安卡’的說法。如果每個人都只想著安卡，想著紀律，服從和執行命令，那麼就是我們世界的末日，公正的末日。不再有理想，不再有人類良知。不再有人類與動物的區別。」
畫家也談到了自己曾經有過的痛苦經歷。當他被上電椅，卻沒有什麼可說的，就只有胡編亂造。這時候面對的是一個強迫人說謊的法律系統。為了得到暫時的緩解，人們必須撒謊。然而這種欺騙的第一個對象，按照畫家的說法，所要過的第一關不是審查官，而是人們自己，即首先是欺騙自己。
審訊官在得到了一些「故事」和「詞句」之後，就再也不把他們看作是人，而將他們丟棄。在缺乏食物、醫療的情況下，這些人逐漸失掉了人的形狀。畫家悲哀地說，這連「殺人」都算不上。如果是「殺人」，所殺的也是一些人，而這些人已經被折磨得不成人形。將「人」殺掉，其中還有「人」和「人性」的成分，知道自己的對象是誰，而如果僅僅是「滅絕」，那麼就喪失人性，或只剩下人性的灰燼了。
三
很少有電影像這部影片令我無法呼吸，如此痛苦，而這篇文章拖的時間也特別長。這是一種無法承受的過去，無法承擔的沈重歷史。儘管在今天，當年的血腥野蠻殘忍已經大白於天下，但是它們仍然讓人感到十分晦澀，難以理解，是因為徹底無法接受。
令人痛苦的原因還在於，我們這一代人，目睹了整個波爾布特的紅色高棉時期。雖然隔著老遠，但是諸如「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線」「西哈努克親王」「波爾布特」這些稱呼，令我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它們如同那些最初的語言一樣，進入我們的耳朵，構成我們當年非常有限的世界的一部分。1970年我跟隨父母下放到農村，毛澤東發表針對支持柬埔寨的「5·20」聲明，半夜裡我敲開貧下中農的門，將他們的孩子從被窩裡拎出來，把小夥伴們拉到一條新開的大河邊去遊行。那天的風很大，天很黑，我們呼喊的口號全被大風刮走了。
1975年紅色高棉奪取政權之後，所採取的一系列反常舉措，在他們看來正是吸收了中國的經驗。1965年底至1966年初，波爾布特來中國，陳伯達、張春橋等人給他傳授了「中國革命的理論與實踐」，尤其是「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而實際上，等到波爾布特自己能夠去做時，則比「中國的同志」更加徹底。將城市居民全部遷到農村，是為了消滅城鄉差別；更加極端的還有取消貨幣、取消商店、郵政和學校，禁止一切傳統信仰，實行集體食堂制，所有的人不得在家分灶起火。
殘酷清洗的對象不同時期重點不同：早期為郎諾政權舊人員、有產有業者、地主富農、一切專業人士（教師、醫生），被認為是「親越」「親美」「親西方」的人們，會說外語便是一種罪過，連戴眼鏡的也不放過。知識份子若不能徹底改造過來，那就從肉體上加以消滅。當暴行針對一部分無辜的人們，那麼勢必擴展到一切人。後來逐漸演變為任何對新政策不滿的人們，乃至自己黨內軍內的高級將士，那些勞苦功高的人們，一概被列為整肅對象，對他們殘酷的程度一點也不亞於其他人。
所有這些，是對於當年中國許多荒唐做法的滑稽模仿，並有過之而無不及。就像這部影片的開頭那個興修水利的鏡頭，人山人海，紅旗飄飄，歌聲陣陣，與我們當年所看的新聞記錄片沒有什麼兩樣。哦，對於那些在逃亡途中死在稻田裡的人們，那些在高音喇叭的掩蓋下被木棒打昏後又被鐮刀割死的兄弟，那些被殘暴虐殺的姐妹，作為中國人，是要負起某些責任來的，至少要有一個負責的態度。面對這些冤魂也是面對我們自身。這就是我為什麼稱呼他們為「我稻田裡的兄弟」，他們的姐妹也是我的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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