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亮姑娘的十年黑暗經歷：曾陪槍斃

雲南Ｇ市那個女孩

1979年，雲南邊境戰火未熄，我奉命到前線採訪。由北京飛至昆明後，忽然感到胸悶，喘不過氣。有人說這是高原反應，往南走，地勢低了，就會好些，我便馬不停蹄，拉上兩個從北京來的畫家搭伴，乘車離了昆明。達Ｇ市，再往南就要翻山越嶺，必須搭軍車。天色已晚，找不到車搭，便在Ｇ市過夜。Ｇ市已經很有些前線氣氛，街上有許多軍人，裝滿軍用物資的大卡車，蒙著大網，插滿松枝，停在道邊，人們談話的內容大多也是關於戰爭的。跑了幾家旅店，皆客滿，經市委安排，我們住進市委第一招待所。
　
在招待所食堂吃晚飯，服務員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女。她好勤快，給我們上菜時，每看我必笑。姑娘長得漂亮，一笑更漂亮。她不是城市常見的那種艷麗時髦的漂亮，而像雲南的山水，清亮照人，一無修飾，撩起眼皮看你一眼，就像在鋼琴的高音區敲一下琴鍵。她隨便一笑，就好像把世上最美好的感覺送給了你，我真是很少看到這樣一雙透亮的眼睛。她不像一般雲南姑娘那麼矮小，倒像北方鄉間的女孩子，臉蛋紅扑扑的，端起菜碟來，那胳膊是方的，手腕很粗，指頭都是圓圓的。她的漂亮溶在一種淳厚的氣質裡。
　
我問她：「你為什麼總笑我？」她說：「你個子太高嘛！」又是一笑。過去我見到的城裡姑娘也許都太會說話了，裝腔作勢繞彎彎兒。遇到這種純樸的女孩子，就像出城到鄉野看樹林、草原、飛鳥、自在流淌的河水那樣，一片自然，令人歡愉。我同行的那兩位畫家比我對美更敏感，畫家的天性是抓住美不放，他倆向她提出，請她晚上下班後，到我們房間來，為她畫像。姑娘的表情似乎有些為難，可是當兩位畫家告訴她我是個作家時，她專意看我一眼，這回沒笑，竟毫不猶豫地點頭答應了。
　
她來了，剛剛下班，白布圍裙還沒解下，進屋時用圍裙擦著剛洗過的一雙濕淋淋的白手，滾圓的小手被涼水刺激得通紅。兩位畫家請她坐下，支起畫板，她略略有些拘束。一位畫家說：「老馬，你跟她聊聊天，她就會放鬆了。」我笑著對她說：「你不怕作家嗎？」不料她挺鄭重其事地說：「我正在找一位作家，寫寫我。」我大笑起來，說：「你一個小姑娘有什麼好寫？寫你哭鼻子嗎？」更不料，她那明亮的眼睛一下子暗淡下來，好像烏雲的陰影頃刻籠罩水面，一種憂慮的、愁慘的、苦澀的情緒灌滿了她的眼眶。這決不是一個純真少女應有的神情，倒像一個飽經苦難的人才有的目光。
　
她自言自語地說：「你不寫，將來我練習，自己寫！」我怔住了，難道這姑娘真有什麼非凡的經歷？我點點頭說：「好，你說，我給你寫。」接著，她說出了自己的一番令人難以置信的經歷：
　
我當了10年反革命，去年才平反！文革開始時，我６歲，那時什麼也不懂，記的事也都模模糊糊，有的事還記錯了。我記得有一次，一群人闖進我家翻東西，打了我一個大耳光，很疼。後來爸爸說，沒人打我，那是打爸爸的，大概我記得的只是一種感覺，打爸爸就像打我，很疼很疼的感覺。爸爸在文革前是市委組織部幹部處的處長，文革開始時挨批，靠邊站了。後來分兩派，爸爸參加了一派，偏偏「支左」的軍隊介入後支持另一派，爸爸就倒霉了。爸爸這一派大多是市委的中層幹部，組織性強，文革初他們都被衝擊過，不敢做半點打砸搶那類過火的事情。對立面抓不住爸爸這一派的把柄，很難把他們搞垮。有一次，兩派談判大聯合，爸爸這一派的頭頭沒注意，把一本《紅旗》雜誌坐在屁股下邊。對立面有個精明人，上來一下抽出《紅旗》雜誌，裡邊有毛主席的照片。那時雜誌幾乎全有毛主席像，侮辱偉大領袖毛主席，罪大惡極的現行反革命，這麼一下就被對方揪出來了。
　
軍宣隊立即宣布爸爸這一派是反動組織，他們馬上就垮了，凡是過去有點問題的都被打成階級報復分子、黑幫分子、反革命分子。他們拿爸爸沒法子，爸爸沒有短兒。他以前當幹部處處長，難免得罪人，有人就恨他，派出不少人內查外調，他們越查不出問題，火氣越大。爸爸本來是不抽煙的，那時卻天天抽煙，一天抽煙睡著了，把棉褥燒個大窟窿，多虧媽媽一盆水潑上去，真燒起來，人家會說是放火搞破壞或企圖畏罪自殺。我媽的心臟不好，整天鬧心跳，不知哪天要出什麼大禍。壓力真是足足的了，可是沒料到有一天出了這樣一件意外……
　
那天，我們市委宿舍大院的院牆上出現一條反動標語，寫的是「打倒毛主席」。公安局來查，根據現場情況確定，應是身高一米二上下的小孩寫的。他們的推斷有三條：一是反標的位置離地一米，比成年人蹲著寫高，又比成年人站著寫矮，正好是小孩站著寫高矮正得勁的高度；二是字跡歪歪扭扭，很像小孩的筆跡；三是成年人寫這種反標不會寫「打倒毛主席」，應該寫成「打倒毛澤東」。市委大院一米二左右的孩子總共十一人，排排隊，確定四個重點，都是父母有問題的。他們的邏輯，只有父母有問題，孩子才可能寫這種反標。這時，爸爸對立面那一派插手了，說是要協助公安系統偵破這起重大反革命案件，我被內定為重點。他們說我爸爸反動，又狡猾，對文化大革命懷恨在心，教唆我寫這反標。
　
他們的目標很明確，就是想搞我爸爸。當時我8歲了，他們把我弄去，開始是拿糖哄我承認。從小爸爸就教我，絕對不許說瞎話。我說不是我寫的，他們便送我小人書、畫片，還要帶我去看電影，我還是說不是我。他們火了，那群大人圍著我一個小姑娘拍桌子打板凳嚇唬我，說我再不承認就去打我爸爸，還說他們要用什麼法子打——說用鋼筆扎爸爸的眼睛，說用繩子勒住爸爸脖子不叫他吃東西，活活餓死，還說用刀一塊塊割掉爸爸的肉、手指頭、耳朵、鼻子、舌頭，一樣樣帶著血扔進公園的籠子裡餵老虎，說著真拿起一把刀，裝作馬上就要去的樣子。我嚇得哭呀，求呀，怕呀，叫呀，可是還是沒說瞎話。我那時才８歲呀，很容易受騙，很容易被嚇得上當，為什麼始終咬住沒胡說，自己也弄不明白。現在想起來真後怕，萬一上了他們圈套，一句話，爸爸早給槍斃了……那我也活不到今天，等長大懂事，自己也會悔恨自己而自殺了……
　
那段時間，他們為了給我增加壓力，把我當作反革命，當作真正的囚犯關起來，不准我和爸爸媽媽見面，倒是很少打我，但常餓我。每天提審一次，隨後他們好像沒招兒了，就把我弄到市委大院批鬥，也掛上牌子，戴高帽，帽子上寫著「現行反革命XX」，還在我的名字上打上叉。那天批鬥，給我的印象很亂，圍著許多人喊口號，我一眼在人群裡看見媽媽。媽媽睜著大眼睛，全是淚水，頭髮很亂，我大叫一聲「媽——」就昏倒了。後來放出來，媽媽說，那天她並不在場，是通知了她必須去參加我的批鬥會，可是她心臟病突然發作，沒去。
　
一天，我不想說那一天是幾月幾日——我家永遠記得那日子，我一說，我現在立即就會……就會……好，我就說這天的事吧……這天，他們說今天要槍斃我。我不懂什麼叫槍斃，問他們，他們說，就像電影裡打敵人那樣，開槍打死你。我哭了，我說我再見不到爸爸媽媽了嗎？他們說，永遠也見不到了，而且什麼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你全不知道了。你要承認是你爸爸叫你寫的，就不槍斃你。我說，不是我寫的，我想見爸爸媽媽……我被他們帶到刑場，一片大開闊地，和幾個真要槍斃的死囚排在一起，背後是大土坑。那些犯人都給綁著，沒捆我，可我嚇呆了。對面一排人拿槍對著我們，其中一桿槍對著我的臉。我忽然看見不遠一群人中有爸爸！後來知道他們在逼爸爸，叫他承認是他叫我寫的反標。我放聲大叫爸爸，要跑過去。這時管執行的人大喊一聲：「放！」「砰」的槍響了，我旁邊那排犯人突然像櫃子一樣「噹」全栽倒了。一個腦袋打飛了，像個大血蛋飛得老遠。我嚇得原地沒動，以為自己死了。眨眨眼，動動嘴，好像全沒知覺了。只見爸爸張著大嘴朝我跑來，撲向我，一下把我緊緊抱住。我說：「我死了嗎？」爸爸說：「沒有，孩子，你別怕，他們這是逗你玩呢，這些人都是假死！」我聽了，噗地笑了，腦袋紮在爸爸懷裡。我真的以為這一切一切，都是哄我玩呢……
　
以後，我被放回家。回到溫暖的家就以為那一切全過去了，照舊跑出去找小朋友們玩，可是同院的小朋友都不搭理我，有的還朝我扔石子。一次，一個過去跟我要好的小朋友罵我：「打倒小反革命！」氣得我一直追到他家，找他講理，要他向我道歉。他媽媽出來也罵我：「幹什麼，你還想翻案？」從這句話起，我好像一下子大了，也垮了，這「小反革命」像一塊沈重的大石頭在我身上背了10年！上小學困難，升中學也困難，紅小兵和紅衛兵組織都不要我。我就像在那些機關單位被管制的牛鬼蛇神，不敢多言多語，不敢和同學們說笑和玩，碰到不講理的事也不敢爭一句，天天下課掃地，擦黑板，收拾教室，想這樣做來換取同學們的好感，哪怕是一個親切的眼神兒也好，可8年裡我沒有一個知心的同學，好像我身上有可怕的傳染病菌，人人都避著我。
　
上中學時，我換了一個較遠的學校，以為別人不知道我過去那事，會好受一些。一次下鄉勞動，指導員派我去拉糞車，所有同學都不去，只派了我一個人去。我很奇怪，沒等我問，指導員說：「糞雖臭，但靈魂裡的糞更臭，什麼時候你不覺得糞臭了，你的靈魂就徹底被改造好了！」我才知道，背上那大石頭仍舊牢牢壓著我，一輩子也卸不下來。當夜，我跑了出來，撒開腿在野地裡跑了兩天兩夜。後來爸爸在一條大河邊找到了我，我正想死。爸爸為了找我，跑了兩天，鞋子都跑破了。我朝爸爸叫著：「為什麼那次不槍斃我？活著，天天都是在陪綁呀！」
　
……從那時我退了學，在家幫媽媽做家務事，除去買菜買東西，很少出門，也不搭理任何人。生活把我開除了，生活還有什麼意思？我恨我年輕，前邊的日子太長，沒有頭兒，整天悶悶的。直到粉碎四人幫，爸爸的單位清理文革問題時，發現一份有關我的材料，才說給我平反落實。這時我才19歲，又沒有工作、工資、住房和查抄物資的問題，落實能落實什麼呢？政治從來不對人的心靈負責。管落實的那人還不錯，很同情我的遭遇，想了一個安慰我的辦法，也是他能做到的事情。他說，你年紀不小了，不能總呆在家，應該有個工作，就到市委招待所食堂當個服務員吧。我心想，守在家，媽媽心裏總有個負擔，就來了。到今天，才來三個月。三個月裡，我幹的活比誰都多。別人以為我是出自對落實政策的感激才拚命幹活，其實不然，幹起活才能不想事呀。有時忽然覺得自己現在像當年在學校打掃教室時那樣，總有一種負罪心理糾纏著我，擺脫不開，幹著活就想到勞改，很不是滋味……這心理你們是很難理解的。我是在童年就低下頭的，這頭不好揚起來呀……
　
姑娘講到這裡，喉嚨好像叫什麼東西卡住了，但眼裡並無淚水，臉上也沒有任何激烈的神情，平靜得有如陰雲密佈的天空，隱隱像要打起響雷，但我明白，她不會再有傾盆大雨、雷電交加的宣泄。年紀輕輕，卻早把生活中最難承受的東西都消化過了。我扭頭忽然發現，我那兩位畫家同伴聽得睜圓眼睛，張大嘴，無話可講。畫板上的紙，白白的，沒有一筆，正如我當時的心境，一片空白，一片可怕的空白……
　
補白：1970年前後，社會上反革命標語突然多起來了，有時往往一個地方的反標案還沒破，新的反標又出現了。有一天，居委會的一間女廁所裡發現了反標，公安人員立刻把附近所有會寫字的女人都集中起來進行排查。查來查去查不結果，又請來省裡的筆跡專家，經過鑑定，認定這條反標是男人的筆跡，於是將排查範圍擴大到了附近所有會寫字的男人身上。疑點集中到一個曾經有過流氓罪的男青年身上。此人曾穿上棉衣，戴上帽子口罩，去女子浴室偷看女人裸體，行蹤敗露，被當場抓獲，判了一年流氓罪，剛剛放出來。公安把他叫到居委會詢問，一連幾天他都死不承認，最後把他帶進到派出所，單獨審問，進去不久就招供了。他承認，因對判他一年刑心懷不滿，就趁天黑跑進女廁寫了反標。現行反革命，證據確鑿，他再次被關進監獄。（佟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