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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洞教條》是怎麼回事?(圖)

 2011-10-15 15:00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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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學者必有師。上古時代,很早就出現了教師這一職業。但那時的教師是什麼樣,其風範若何,由於無文獻記載,後人已很難稽考。

傳說堯帝和舜帝在位的時候,曾經任命契這個人作「司徒」。「司徒」這個稱謂,後來演變為一種官職,推其本義,就是管理和教育學生的意思,也就是現在的教師。堯舜為什麼要任命一個「司徒」呢?因為當時「百姓不親,五品不遜」---社會風氣不正、天下大亂,這是很嚴重的問題,所以要找個人出來管一管,怎麼管?當時的說法是---「敬敷五教」。

「敬敷五教」在中國教育史和文化史上是一個很重要、很值得研討的命題。首先,這裡面提出了實施教育的目的,即「五教」。「五教」是針對五種主要的社會人際關係來實施教育。古人認為,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是構成社會最重要的五種人際關係,稱為「五倫」。「五倫」是自然而然的,既是人的天性,又是自然的規律。

順應著人的天性可以建構起社會倫理基礎,遵循著自然的規律可以建立起社會道德標準,這既是教育的應有之義,也是文明社會的開端、和諧社會的基礎。後來孟子又進一步將「五教」表述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使之成為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內容,亦成為數千年中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由此我們可以瞭解,中國教育的源頭活水是做人教育,而非知識傳授。古代聖賢相信,只有教育學生學會理解和處理好這五種社會人際關係,學會做人,才能夠「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實現個人人生幸福、家庭美滿、事業成功,促進社會的和諧進步。

其次,「敬」、「敷」兩字也值得回味。「敬」是對教育者職業態度的要求,「聖賢進德修業,不離一敬」。「敬」的反義詞是「肆」,就是隨意、放任、不負責任的意思,就是無法履行教書育人的責任。「敷」是傳播、流布的意思,教師要傳經佈道,不僅自己懂得做人的道理,還要有以天下為己任、兼愛他人和誨人不倦的精神。

按照這樣的標準,堯舜最終選用契作了司徒,承擔起育人的重任。契是商代的祖先,曾經協助大禹治水,表現出了很高的才能。但作為教師,僅有高人一籌的才能是不夠的。關於契,《列女傳》稱「契之性聰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可見契的成就主要不是因為他治理過水災,而在於他「能育其教」---在教育方面做出重大貢獻,因而為當時和後世的人們所紀念。契的秉性是「聰明而仁」,「聰明」是天賦,是見識;「仁」是愛心,是品格。二者兼具,故能擔負起育人的責任,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學高為師,身正為範」,或者叫做「德才兼備」。只有這樣的人,才有資格去做教師。契這個人,恐怕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祖先為後世樹立起來的第一個師表風範,他身上體現出的「聰明而仁」的秉性,也可視為我國最早的教師職業道德標準。

春秋戰國時期,又是一個天下擾攘、充滿紛爭的年代,於是有百家諸子並起,為亂世開太平藥方。諸子其實都是職業教師,私人講學,坐而論道,各有一班學生相追隨。諸子雖然不是別人任命出來的教師,但也應是循循善誘、諳通育人之道的教育家,否則怎麼會有那麼多生徒前來追隨呢?是故在他們的著作中,也保存下來許多有關教育和教師的論述,雖吉光片羽,卻彌足珍貴,其中很多經典的詞語,被直接引用到後世制定的師德規範中。

孔子是被尊崇為「萬古師表」的古代傑出教育家。「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授業。」(《孔子世家》)孔子退居家中整理古代文化典籍,他大概沒想過到處去張貼招生廣告,結果還是引來了四面八方的大批學子向他問學。對此,可用孔子自己的話作一解釋---「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孔子是知行合一的,他的教育主張來源於他的教育實踐,「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論語·子路》)如果教師不能言行一致、以身作則,又怎麼能去教育和影響學生呢?孔子教導學生要「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他自己也是這麼去做的。對此,孔子的學生子貢評價說:「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在他的學生眼中,「仁且智」是孔夫子身上體現出來的鮮明特點,也是孔子被後人看作聖人的主要原因,這與前面談到的契的「聰明而仁」是一脈相承的。我們可不可以說---「仁且智」,是古代中國對於教育者人格境界和師表風範的最高追求?

朱熹手訂《白鹿洞教條》

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剛剛出任南康軍(今江西九江星子縣)郡守不久的大教育家朱熹,決定在廬山東麓的白鹿洞創辦書院。在這裡,他親手制訂了著名的《白鹿洞教條》: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立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

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序,亦有五焉,具列如左:
  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

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這是中國教育史上值得特別紀念的一件大事。由於朱熹的提倡和努力,白鹿洞書院不但在其後數百年間弦歌不輟,發展成為「天下書院之首」,「代表了中國近世七百年的宋學大趨勢」(胡適),並開啟了近千年來古代書院的教育傳統。朱熹手訂的這則《白鹿洞教條》,更是被歷代教育家作為師德信條而奉持不渝。例如明代大學者、教育家王陽明就曾說過:「夫為學之方,白鹿之規盡矣」。

「白鹿洞教條」既是學生求知問學的條規,也是教師從事教育的規範,兩者是統一的。對此,朱熹解釋說:「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辭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這就是說,在教育實踐中,教與學是統一的,古往今來教育的宗旨只有一個:就是要實行做人教育,而不是將教育視為追求個人功利的手段。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說:「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可見,古今歷史上真正的教育家都是反對功利主義教育的。

「白鹿洞教條」系統梳理了古代先賢,尤其是先秦儒家關於教育問題的經典論述:首先,明確孟子提出的「五教」主張即是教育的宗旨,「學者學此而已」。其次,將孔子《中庸》中提出的「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作為教書育人的門逕。並且強調說,前面四者,是為了窮理致知,屬於認識的範疇,後面的「篤行」則是實踐。朱熹一向認為,《中庸》是孔子「傳授心法」之作,其中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教育命題,值得終身品味。此後,王陽明又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致知力行」、「知行合一」的主張,這些見解和主張,對於我們糾正當前教育工作的偏失,也有著很強的現實意義。

其後列出的「修身之要」、「處事之要」、「接物之要」,都是「篤行之事」,皆屬實踐範疇。朱熹認為,人的認識不能脫離實踐,實踐能提升人的認識,「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則知之益明」,這個循環反覆的過程,就是教育的過程。

對於教育者自身而言,更應以此作為「規矩禁防」,在此過程中不斷修身進德,「是以君子心廓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非吾心之當愛,無一事非吾職之所當為。雖勢在匹夫之賤,而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亦未嘗不在吾之分內也。」

這是我國古代關於師德規範最完整、最清晰的一次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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