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8年插隊的知青，想給各位說說那時的農村。
我們村在當地還算個不錯的生產隊。年底分紅時，好的農戶也就20多元。我們知青沒有家庭負擔，出工也多，所以我們每人分了30多元。有那困難的農戶不但沒有分紅，反而還要向隊裡交錢買口糧。
我們那裡農家就指望著雞屁股賺點零錢。我做過農村供銷社的代銷員，平時下地幹活，中飯或晚飯後，常有社員來我這裡賣雞蛋。他們大多是拿著一兩個雞蛋來換錢，順便買幾根針、幾兩鹽或是2兩煤油。有那饞嘴的老漢，還拿著倆雞蛋來換一兩白酒喝。
那時候全部都是黃牛耕地，全生產隊只有3頭牛，能幹活的只有2頭。有時候牛病了，就的用人力耕地，我還在地里拉過犁呢。
那時候國家立法保護黃牛，一律不許宰殺，如果老牛確實有病，得有公社的獸醫證明才可屠宰。有那笨牛怎麼訓練也不會耕地，又不能屠宰，養著又浪費飼料，只好將牛牽到遠處放生。那時候經常看到無主的牛到處流浪。有那聰明的，就將黃牛牽上山崖，故意讓牛摔斷腿，好去公社申請宰殺。後來公社也聰明瞭，凡是遇到斷腿的牛，一律先進行慎密的調查，這時候如果有個打小報告的，那生產隊長算是倒霉了，輕則批鬥，重則判刑。
當年國家也投資建電廠，但發電量很有限。那時候弄幾袋子化肥很困難，得有分配指標。但有了指標也未必能買到化肥，因為化肥廠經常被停電。那時候我們拿著公社的化肥票，去縣化肥廠購化肥，半路上先要登高遠望，看看化肥廠的煙囪冒不冒煙。如果煙囪不冒黑煙，就說明化肥廠又停工了，我們乾脆打道回村，就不再跑這冤枉路了。
我做代銷員的時候,社員大多是出售自家的雞蛋、山蘑菇和山羊皮。但這些東西來錢很少，雞蛋都換煤油和鹽了，山羊皮也很少，也就出自家裡養的那幾隻羊。
所以每到快過年的時候，隊裡就分一部分乾柴，讓大家去賣柴。那時候100斤干松枝可賣5元錢，大多是賣給磚瓦窯。賣來的錢先是置辦年貨，然後給家裡已成年的閨女扯上幾尺布，做件新褂子。老頭、老太婆好幾年都不換件新衣服，身上總是補丁摞補丁。
不要以為農村的過年有多麼奢華，我1970年在農村過了一個革命化的年。我們每個知青都分去了一家農戶。我去的那家年夜飯就兩瓦盆菜，一盆是白菜粉條燉豆腐，另一盆是大肥肉燉山蘑。吃的時候他家的女人孩子都不許上桌，只有我和那個老漢倆人先吃。他家的5個孩子都圍在門口看我倆吃飯，不論我怎麼呼喚，那些孩子就是不上桌，他們的娘還一個勁的轟他們走。我至今想起來還是鼻子酸酸的，那些孩子期盼的、饞饞的眼神，我至今難忘。
夏天麥收後，農村開始走親戚。蒸上一籃子紅點大饅頭，這家送那家，那家又送另一家，結果哪家也沒捨得吃。有時候這籃子饅頭還能再轉回來，回來的饅頭已經不是原樣了，饅頭全都發霉、開裂、長了綠斑。
那時候小麥產量很低，我在的那個生產隊，每人分小麥60斤。大約可磨出麵粉50斤。平日裡大家都不捨得吃細糧，都留待過年過節或是家裡來了客人，才捨得吃點白面。平日裡沒有誰家炒菜，如果誰家來客人用油炒個菜，四種鄰居全能聞到香味，紛紛打聽：你家來客人了？
那時候農村青年都是逢集日相親，每到某個青年相親時，他們都來找我們借衣服帽子包裝自己。
我做代銷員的時候，代銷點最滯銷的就是衛生紙，大多是我們知青買來用。社員解手都是用小石子揩屁股。農村婦女來例假從來不用衛生紙，都是找些舊布疊起來用。農村女青年有時候也買點衛生紙，那還是讀過書的女青年。我們剛插隊時，男知青解手用衛生紙，社員們都偷著笑，他們固執的認為只有女人才用這東西。
當年中國的北方農村，有一個普遍現象，就是用化肥袋子做褲子（我不知道南方農村有無該現象）。
那時候國家也進口一點化肥，大多是日本尿素。日本的化肥是白尼龍布包裝，剩下來的化肥袋子作價5角一條，賣給了公社和大隊的幹部做褲子。因為袋子上印有「日本尿素」和百分比字樣，所以做褲子前都去染成了藍色或黑色。
別小看這化肥袋子，當年這可是很大的人情，普通社員是得不到的，得有頭有臉的人物，才有資格分到兩條化肥袋子。
有時候公社開個三級幹部會議，參加會議的大小幹部有不少身著化肥褲子。由於染料掉色，褲子上隱約能看出原字體。當時有個順口溜：「大幹部，小幹部，一人一條尼龍褲。前日本，後尿素，褲檔夾著百分數。穿黑滴，穿藍滴，就是沒有社員滴」。
一條化肥袋子，足可證明了當年的貧困，也證明了當年並不是人人絕對的平等。
不多說了，希望那些餘孽們，切勿錯估了形勢，畢竟我們這些過來人還在。等30年後您再忽悠也不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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