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熱錢鏈斷

溫州由個人、錢莊、企業、官員、正規擔保公司、銀行構筑的民間借貸資金鏈越來越長，終於釀造了一場嚴重的信用危機。

溫州，這座中國民間資本之都，如今風聲鶴唳，由個人、錢莊、企業、官員、正規擔保公司、銀行所構筑的資金鏈條，正在逐環斷裂。

從年初的一些企業主「跑路」（溫州人對躲債的俗稱）開始，危機初現端倪。財新《新世紀》在當地調查瞭解發現，真正產生連鎖反應的，要從王曉東7月「跑路」開始。此人於2007年左右炒股、炒房發了財。隨後開辦了一家創投諮詢公司，廣泛吸收溫州公務員的資金，至2011年7月左右，其借貸規模達12億元。因為投資不當，資金鏈斷裂。

這波及到溫州龍灣巨邦鞋業的企業主王和霞。此人吸收了5000萬元左右的資金，轉手貸給王曉東。王曉東倒掉，王和霞選擇了「跑路」。和巨邦鞋業相鄰的寶業皮革和大華皮革等企業，因為民間借貸互保等原因，也於8月關停。

9月21日成為溫州民間借貸危機的一個轉折點。當地的眼鏡龍頭企業溫州信泰集團老闆胡福林選擇「跑路」，民間借貸規模在8億元左右。已高度警覺的民間借貸人紛紛加緊收賬，無形中又引發了更大規模的企業主「跑路」。截至9月27日，據當地公安部門統計，溫州共有40多家企業主選擇「跑路」。

企業主的「跑路」，引發了幾家正規擔保公司的資金鏈緊張。溫州市擔保協會副會長單位溫州金橋擔保和理事單位溫州金泓擔保，在這一輪風波中關停，從而引發與其關係緊密的地下錢莊資金斷裂。

而上述有的放貸人，其實是利用一定的手段從銀行騰挪出資金。當放貸人「跑路」後，背後的銀行風險凸顯，如鹿城農村合作銀行就被捲入其中。放貸人陳繁蓉利用和鹿城農村合作銀行分理處主任的關係，卷款而逃。

至此，一個資金崩斷的鏈條已形成，從百姓、政府官員、地下錢莊、正規擔保公司直至銀行，無一倖免。

央行溫州市中心支行調查顯示，溫州有89％的家庭個人和59.67％的企業參與民間借貸。據該市經信委監測，溫州市民間借貸的規模已超過1200億元。溫州方興擔保有限公司董事長方培林說，溫州90％的家庭都在搞金融。

有企業家認為，現在的「惡果」是「炒」出來的。他認為，近年來，溫州人炒礦、炒金、炒股、炒匯、炒房，幾乎人人參與。最終全面投入炒錢（高利貸），民間資金逐級向擔保公司和借貸高手集中，月息1.5％直至10％，最終炒出了「跳樓」的惡果。

接近溫州市政府決策層的消息人士稱，9月27日上午，溫州市相關部門召開會議，試圖化解恐慌情緒，防止連鎖反應，整頓金融秩序。

溫州成立專門針對此次危機的領導小組，下設企業幫扶組、金融組、維穩組、宣傳組，爭取國家開發銀行30億元資金，解決中小企業的融資難的問題；也試圖聯繫出走的企業主，敦促通過溝通解決問題。

「被貸款」

9月28日9時許，近50多位「借款人」聚集在溫州鹿城農村合作銀行矮凳橋分理處門口，要求討個「說法」。他們都因與一位女企業主結識，在這個分理處簽字借款30萬元，拿到這筆錢的女企業主已「跑路」，銀行向這些「借款人」發出了貸款確認函。

其中一名人稱「阿慧」的女士已在9月23日凌晨跳樓而亡。死者住在溫州人才大廈E單元2712室，卻從D單元2610室跳樓而亡。2610房間真正的主人，名叫陳繁蓉，即是前述女企業主，其前男友和鹿城農村合作銀行矮凳橋分理處主任李軍熟識。

在公開資料裡，陳繁蓉是邦本印刷有限公司的負責人。實際上，陳是一個「老高」，即溫州俗稱放高利貸者。她的資金來源，則是這些談妥「被貸款」的人們。

一位「借款者」小張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2011年9月初，他聽說陳繁蓉是鹿城農村合作銀行矮凳橋分理處的老客戶，有些銀行優惠服務可以給自己人，便同意把水電費賬戶轉移到溫州鹿城農村合作銀行矮凳橋分理處，陳繁蓉可以每個月代繳水電費並每月給現金1500元。

在陳繁蓉出示了一張職務為矮凳橋分理處營銷人員的名片後，小張便去矮凳橋分理處陳繁蓉處辦理了手續，按了手印。

9月24日，週六，鹿城農村合作銀行總行的一個工作人員給小張打電話，要到小張家裡做貸款對賬，要求他簽一份貸款確認函，確認他名下有一小額循環貸款，金額為30萬元。「我連貸款卡也沒有，而且提款也應該是我本人出面，但是什麼都沒有參與，30萬元貸款就被劃走了。」小張稱。

跳樓自盡的阿慧名下貸款資金更為龐大。她將自己的幾套房子抵押，貸款資金卻由陳繁蓉掌握。阿慧跳樓當晚，陳繁蓉下落不明。身後的債務關係也不明確。銀行的工作人員則稱，目前此類「被貸款者」有40多位。

根據鹿城農村合作銀行的披露，截至2011年6月末，全行各項存款餘額達129.84億元，比年初增加6.88億元；各項貸款餘額95.43億元，比年初增加8.34億元。

「問題還在調查中，我們已經報案。問題還是需要法律來解決。」銀行員工向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矮凳橋分理處主任李軍和業務員黃茂進已經接受調查。

禍起「平臺」

在一位當地官員看來，溫州企業主參與民間借貸以前是單對單的融資，現在是通過一些平臺進行融資。無牌照的擔保公司、寄售公司、投資公司等，溫州市有1000多家，「或許正是這些機構，放大了高利貸的影響」。

有官員稱，王曉東和他的創投諮詢公司就是其中典型。比如一家鞋業公司的企業主借了幾千萬元轉給王曉東，成本是每月利息1分5厘左右，放到王曉東那裡是月息2分。「王曉東倒臺，他也跟著倒閉了。」

有和他打過交道的人稱，王曉東的創投公司辦公地址在上海金茂大廈，以彰顯實力。王也曾包場一家義大利奢侈品店，專門招待他的溫州老鄉。王曉東曾是國土系統的工作人員，其妻也是公務員。

一位城商行人士表示，當地銀行工作人員、一些信用狀況較好的企業、個人（公務人員）能從銀行拿到比較低的利率，信用貸款或抵押貸款，再拆借給別人，賺取中間利差。官階越大，可以貸款的數量越大。「王曉東有個債主清單，公務員的比例很大。」

王曉東在上海進行房地產投資和股權投資，同時也放貸，放出的最大一筆資金高達1.9億元。但因各種原因，王曉東陷入了危機。「跑路」之前，王曉東曾經希望藉助期貨投資死命一搏，卻落得巨額虧損。

按照王曉東的融資成本來算，其12億元民間借貸資金，如按照每月2分利息，每個月支付利息就需要2400萬元。

溫州華峰申銀擔保公司副總經理程恆祥表示，多元化投資最怕資金鏈斷裂。「一枚釘子，就有一個坑，你把釘子抽走了，窟窿就留在那邊。沒有辦法堵，就漏水了。」

8月底到9月上旬之間，躲債的王曉東選擇回到溫州，居住在有官方背景的龜湖飯店。

有知情人士表示，經過盤點，王曉東所剩資產大概五六億元。包括房產和幾個股權投資項目，「但房產證上的名字很多都不是王曉東」。

時代商務律師事務所主任邱世枝向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該所代理了王曉東的案子。溫州市甌海區的一名官員向財新《新世紀》記者確認，王曉東正在擬訂償債方案，債權打七八折，「有的已經還了」。

餘波未了，受到牽連的一些實業企業正是「金字塔」的下一級。

7月27日，巨邦鞋業老闆王和霞出逃，原因即涉及王曉東案。當地官員稱，巨邦鞋業成立於2004年，兩個廠區共有三條流水線，三四百名工人，年銷售額大概在1000萬元左右。目前，巨邦鞋業卷帘門緊鎖，牆上貼滿了各種法院通知單。

在當地人看來，很多企業做銷售沖規模，但利潤率極低，後往往通過實業企業吸納資金，轉而對外投資以期賺到快錢，如房地產、礦業、高利貸等。

「根據我們的瞭解，‘跑路’的企業，很多都有訂單，並完全不是實體經濟的問題。」溫州市經信委主任余中平在一次內部會議上稱。

中介風險

「現在的企業，除了主業，盲目地擴張，甚至也開始搞擔保公司，每個月放貸5分利，哪個行業有這麼高的利潤？怎麼可能不出問題？」溫州市銀行業協會秘書長石錫堅稱。

溫州市擔保協會秘書長郭炳鈔表示，目前溫州擔保公司在銀行的擔保餘額共有100多億元，一些企業主「跑路」，影響到正規的擔保公司，其中包括溫州市擔保協會副會長單位溫州市金橋信用擔保有限公司，以及理事單位溫州金泓信用擔保公司。這兩家公司今年5月剛剛獲得國家頒發的融資性擔保經營許可證。截至9月27日，當地已有48家擔保公司獲此許可證。

「有些擔保公司以投資理財的名義吸收存款，再以受托貸款的名義放出去，很難監管。」程恆祥表示。

民間借貸在沿海由來已久，最早期的民間借貸存在於親朋之間的資金週轉，由一張雙方簽訂的借貸合同為紐帶，相互認識的人之間借貸資金。

「這種方式很直接，一旦出現違約，可以利用家族裙帶關係施加壓力。」一位長期研究民間借貸的資深人士表示，「這種形式的組織不斷擴大，就形成了後來的各種標會、搖會、輪會。」標會為在正規金融市場上受到信貸配給的部分中小企業和個人，提供了重要的投融資渠道，但存、貸款金額和時間安排等方面不夠靈活，不能很好地發揮存款類金融機構「積少成多」「續短為長」的金融資產轉化功能。

「由於資金鏈條相對變長，各種‘會’形式的民間金融的風險也相對提高，出現了一些違約及清算風險。」前述資深人士表示。

「近年來，民間借貸的主要形式已經轉化為中介機構。」另一位大型金融機構相關研究人士指出，各種形式的民間借貸中介機構已形成類銀行金融機構，有的拿到了擔保公司、小額貸款公司等類金融牌照。通過中介機構，互相不認識的存款人和借款人通過中介機構牽線，就可以完成資金的借出和貸入。

他同時表示，在原有的標會、輪會、搖會中，借款人和放款人雖然可能不直接認識，但通過各種關係間接聯繫。標會內部不大可能隱瞞借款人的不良信用狀況，且一旦出現違約前兆，可以通過各種關係對違約人施加壓力。而在中介機構的模式下，職業的中介機構開辦人往往為了順利完成交易，對放款人隱瞞借款人的資信狀況，在難以還款的情況下，還有激勵不及時告知放款人。

「這種最後撈一把的情況很常見。」一位熟悉東南省份民間借貸的人士表示。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