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產「反革命」的「新中國」
《我所經歷的新中國》第三部「黑牢歲月」片斷

「新中國」似乎盛產「反革命」,隨手一抓就一大把。你看,何處不是?反毛、反共的是「反革命」,不反毛、不反共的也是「反革命」。老的是「反革命」,少的是「毛革命」;男的是「反革命」,女的巴是「反革命」,讀書的娃兒是「反革命」,不讀書的娃兒也是「反革命」。反正遍地都是「反革命」。

毛澤東喜歡「反革命」,認為「反革命」愈多革命形勢愈好,「無產階級專政」愈鞏固。何況送他們進入監獄或勞改隊,掙來的比消耗的多得多,是個很划算的買賣。及至「革命」發展到1958年,缺衣少吃的「大躍進」年代,「反革命」多是肚皮惹出來的,說得直白一點是餓出來的。

毛說得不錯,「階級鬥爭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那吃飯也是一樣,僅管嘴上說「社會主義是天堂,人民生活好幸福」,可肚子「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老是咕咕叫:我餓,我餓。餓了就要說話,說話就有牢騷,有牢騷就是「反革命」。

省四監獄犯醫陳平戈、萬應剛,就是這樣當上「反革命」的。而事情發生的那年,兩人還是未成年的孩子,不足18週歲。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是不該判刑的。共產黨有的是辦法,不足18歲怎麼了?關你兩三年不就十八歲了。兩人就是這樣,足足在看守所裡關了兩三年後,才拉出去判刑的,且是無期。說來荒唐,那可是毛澤東「治國安邦」的政績。所以它「光榮、偉大、正確」。

他們犯下什麼滔天大罪?是姦了皇帝娘娘,還是肏死了公主,再不弒父殺兄?可什麼也不是,善良安份,嚴守共產黨的一切規定。陳平戈是個典型的農村孩子,聰明好學,勤奮求進,喜歡文學也熱愛繪畫,沉醉音樂也嚮往書法,反正學一樣成一樣,四鄰八村的人一提起他都豎起大指拇說:這孩兒長大定有出息。他和陳毅元帥是同鄉,四川樂至人。

聽父輩說解放前的農村雖是地主富農在統治,不論佃戶還是長工,一天干完活下來白米干飯盡肚皮裝,哪有定量一說。於是他覺得解放後不如解放前好。一天放牛和幾個孩子串在一起嘀咕,聽家裡大人都這樣說,於是對新中國有了不滿。有了不滿就要發洩,怎麼發洩?一個大的孩子提議:我們結拜兄弟,「反滿復明」,回到解放前。他們哪知這四個字的厲害。一個拜把孩子的叔叔是公安機關的,他的任務是「抓階級鬥爭新動向」,這自然是個新動向。不知是為了保侄兒還是立功,孩子們全抓進了看守所。為首的是個富農家的該子,自然成了重點打擊對象,弄到村裡去斗啊捆啊,還釘了三天「活門神」。什麼是「釘活門神」?就是赤身裸體把人貼在門板上,用鐵釘把四肢釘上。孩子自然頂不住,按照公安機關要求畫上押打入死牢,到年滿18歲時再殺掉。陳平戈出身小土地經營者,不是「地、富、反、壞、右」之例,留下一條命,兩年後的1961年才拿到判決書,送來監獄「改造」。

滬州長庚宮省四監獄規模不大是營級編製,那時醫院叫衛生所。所長姓張,是監獄一把手郭教導員的妻子。她雖不怎樣懂醫,對人還厚道,有點同情心,見他還是個娃娃,帶他到了衛生所習醫。

萬應剛也一樣,自幼喜聽古書,是那種恨貪官不恨皇帝的典型娃兒。毛澤東「發高燒」逼著全黨搞「大躍進」、「大煉鋼鐵」,浪費人力資源,壓稼爛在地裡,造成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好端端的農村田荒土廢,餓殍盈道,公社食堂無米下鍋,一日三餐清如流水。農民一個個瘦得像干筍,公社幹部卻胖得似肥豬。村村死人,鎮鎮出喪,好些地方還發生「人相食」的慘狀。他看在眼裡,記在心裏,認為這是下面幹部背著中央胡幹的,「偉大領袖」毛主席一定不知道。

他是高中生,仗著文筆好,連夜向北京寫了封近萬言的告狀信,述說眼見目睹的悲慘事情。在封建時代縱然再昏庸的皇帝老倌也不懲辦上書人,認為百姓受了冤屈,能寫信向他陳情是天大的好亊,不但落實查辦,還旌表告狀了。想不到「東方紅,太陽升」號稱「人民領袖」的毛澤東,卻視為是對「現實不滿」,定會順籐摸瓜,查過底朝天,告狀不是揪出來批判鬥爭,便是作為「惡攻罪」抓進監獄。此信自然層層下轉,最後轉到縣裡,縣裡呈報書記。書記一看肺都氣炸了:這還了得!竟然有這樣喪心病狂的階級敵人,瘋狂攻擊我們的「偉大的三面紅旗」,立即批示公安機關限期抓出寫信人。好在那封信上未落名、落地址,查起來還真麻煩。公安局自有「愚公移山」精神,「打硬仗」的過硬本領,全縣排查,凡能寫字的人都要作翻交待。

功夫不負有心人。花了不少時間,終於從郵戳、筆跡上找到了他。立即五花大綁抓進看守所,他不服氣,說寫的這些東西都是事實,有根有據何為誣衊攻擊?他慷慨激昂抗辯力爭,可有什麼用呢?一頓飽打自然歇氣銷聲。最後法院認定他犯有攻擊「三面紅旗」和誣衊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加之是他地富子弟,最後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無期徒刑,時年不足十七。送來省四監獄服刑改造,也是這位張所長起了惻隱之心,看他小小年紀,聰明伶俐,也收到了衛生所當見習醫生。兩人雖是娃娃,性格各有千秋。陳平戈沉穩少言,萬應剛和善多笑。犯人都按姓氏尊其為「醫生」,其實還沒有正規衛生員水平。

衛生所設在女隊所在的院子裡。這個院子的構建是兩層木結構的房子,上面住女犯,下面是圖書室、理髮室、衛生所,女犯進出有個樓梯,樓梯口日夜有人把守。

1964年國慶和1965年「五一」,我參與監獄編寫牆報,和兩人有過接觸,但不知案情,以為是一般偷雞摸狗的刑事犯。後來弄清楚了真大大地嚇了一跳:我說自已冤,可他們比我更寃哩!他們可能從劉萬生管教口中得知我是全省的「大右派」,且是毛澤東欽點的「七君子」中的「一君子」,有點「起敬」。陳平戈喜歡寫作,總想找我交談,到處是眼晴,怕人「打報告」。一次他來中隊發藥,趁人不注意悄悄問:黃老師,你是哪個大學畢業的?真有本事啊!能當記者不得了。

我自來不騙人,老實回道:我沒有上過大學,是自己學的。他驚了:自己學的?還能當記者?聽劉管教說你文章寫得不錯,能教教我嗎?我道,寫文章不是讀書讀出來的,也不是老師教出來的,全靠自已鑽研。他點點頭,有所理解似地說:寫文章的人腦子活,靠聯想,不像醫生給病人治病,全照書本。我笑笑道:所以容易犯錯誤,要不是因為文章事我還來不了這裡呢!他不同意說:我不寫文章還不是來了。我只好望著他乾笑,能說什麼呢?但仍不知他犯的什麼「罪」。

調來醫院後雖說天天見面,吃飯也在一起,但他是門診坐堂醫生,吃了早飯去監獄門診上班,中午回到醫院慌忙吃畢午飯又去監獄門診上班,下午關閉門診回醫院吃飯,飯後很快回到寢室看書睡覺,難有閒聊時間。

門診醫生每天要接觸上百病人,診斷處方打針給藥,事情十分繁雜,最難處理的是出具假條,弄不好要挨批。犯人總想逃避勞動借病假休息,獄吏卻希望犯人一年干到頭不吃不喝更不要休息。作為獄醫自然同情犯人,但不敢違抗獄吏意圖,難就難在這裡。職業是人道的,環境是恐懼的,小小年紀的他們,被折磨得過早的成熟。一個晚上我值夜班,他代醫生查房,只有我兩人在一起,他突然悄聲問我:黃老師(他一直這樣稱呼我),什麼是罪啊?我一下愣了,不知該怎麼回答,想了半天後道:殺人、放火、搶劫、偷盜,或是強姦婦女、欺負弱小……他點點頭,表示認可,但又問一句:你犯了這些嗎?我搖頭,默然一笑道:思想出了毛病。這下他笑了,嘟嘟自語:我也是思想出了毛病。

一個剛進中學的孩子,思想上出了什麼毛病呢?其實不是思想出了毛病,是肚皮出了毛病。十五六歲的孩子吃長飯的時候,在那個年代爹媽哪有東西給孩子吃?「低定量、高付出」,是六十年代毛澤東建國的策略。作為一國之君,他關注的不是人民的死活,是爭當第三世界「丐幫頭目」,大把大白花花的銀子往外撒啊撒啊!我曾寫下這樣一首詩:

非洲獅子亞洲牛,都來吾國把貸求。
君王慷慨皆應允,為爭一個丐幫頭。
民不聊生失根本,花花銀子往外流。
怨聲載道多反抗,反誣禍起階級仇!

他不心疼老百姓可心疼,罵他的話無處不是。老人們說,中國自有皇帝以來,哪朝哪代吃飯有定量一說?縱是秦始皇也盡肚子裝。「東方紅,太陽升」,太陽升起來了,大家卻餓得白鶴伸頸。要不順從餓死,要不反抗殺死,那年頭老百姓的出路就一個字:死。

他們倆為了求活,在監獄裡無聲無語關押了十幾個年頭,從不敢有句怨言。聽說夜夜噩夢,驚駭不已,醒來一身冷汗。黃金般的英姿少年,全是在血腥的恐怖中度過。整整十五個年頭喲!毛死,「四人幫」倒臺。中國政治態勢發生了急劇變化,在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主政時期,眾多冤、假、錯案先後得到糾正和「平反」。1982年他們成為正式獄醫,還有了警銜。2004年陳平戈提前退休來北京,做我孩子的家庭教師,執教負責嚴而不苛,教語文、美術,還有毛筆字,算得上人之師表。他的那些故事,就是在這個寬鬆環境裡談出來的。可當我回歸書齋,投身反右維權抗爭,他卻怯懦,怕捲進政治漩渦,慌忙回到宜賓去。因為可怕的往事總在他腦海裡閃現,難以消逝的恐懼陰影仍纏著他,因為那邪惡的神像還掛在國門上,萬一他復活了怎麼辦?

萬應剛的冤案也得到改正。聽陳平戈說,他不願穿警服,回到高縣月江鎮街上開了一個私人診所,過著清貧日子。2006年我去宜賓專程看望過他。他仍言談不多,像過去一樣總是笑瞇瞇的。不過這笑,不開朗,心中似有無限的隱痛。難怪啊,也走不出那恐怖的陰影,這就是現實的中國。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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