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鎔基 大事辦不了辦點小事也好(圖)

《朱鎔基講話實錄》的出版，在國內引發一輪朱鎔基熱，《人民日報》9月13日罕見的以整版篇幅推介此書。《人民日報》的文章題為「一部記錄中國改革和發展歷程的著作」，文章說，朱鎔基主持了財稅體制、金融體制、國有企業、價格與流通體制、政府機構、社會保障體制、住房制度、投融資體制等一系列改革。對此香港《蘋果日報》指出，這些改革的成敗，多有爭議，但文章迴避了朱鎔基力倡的醫療改革、教育體制改革，因產業化的方向性錯誤而告失敗。

也有海外媒體質疑「朱鎔基值得如此推崇嗎？」，指責他迴避談及失敗的改革。海外學者指出，朱鎔基新書掩飾不了他在政治改革方面交了白卷。美國《北京之春》雜誌主編胡平說，「現在中國經濟出現的很多問題，實際上在他做總理的時候就已經很嚴重、很突出了，而他在任內並沒有解決好；那麼到了這些年，這些事情就變本加厲。這當然首先肯定是政治制度的問題。」

《路透社》報導說，在中國領導層換班前，對當年朱鎔基大膽改革的批評越來越多，批評他的改革給當今「天價」樓市等社會問題埋下了種子，包括1990年代國企大改制，引發大規模的下崗和社會動盪。而針對《南方週末》刊登的朱鎔基部分講話，包括《如果不去關心人民的疾苦，我當什麼總理》，深圳的政治評論員朱健國表示，朱鎔基「希望能證明今天的社會頑疾並非他的錯」。美國政治經濟評論家草庵居士直言：「朱鎔基是說的多，做的少，口號喊得震天響，但實際達到效果是非常有限的。這個改制過程當中、私有化過程中，是採取一種極不公平的黑箱操作的做法，權貴利用手中的特權，奪取百姓多年積累的財富。」

有評論道，朱鎔基在位時被稱為「經濟沙皇」，他一直主管金融，並一度兼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他曾說：「我這裡準備了一百口棺材，99口留給貪官，一口留給我自己」，但朱鎔基的愛將因貪污腐敗被判刑或畏罪自殺者眾多，包括前「光大集團」董事長朱小華、前中國銀行(香港)第一副總梁小庭、前中國建設銀行行長王雪冰、前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長李福祥、前中國銀行(香港)總裁劉金寶等等。對此香港《動向》雜誌主編張偉國說，「朱鎔基為代表的中共黨內很多開明人士，他們跟隨這個體制，大大小小也做了很多違背人性、違背良知、違背文明準則的行為，甚至犯了錯。」

外界評論指出，不進行根本的政治改革，維護一黨專制的改良只能是徒勞。固然，朱鎔基顯起來要開明，但在政治改革上、在民主改革上，是交了個白卷，這是他最大的缺陷，儘管當時以他的地位要真正推行這種改革、要實際去貫徹，也很困難，但他講都講的很少。《路透社》引述中國網民對朱鎔基改革的評論說：朱鎔基的改革「就是允許一黨以最長的時間存在，來加強它們的權力、財產和穩定。（而）人民的需要諸如房子、醫療、選舉權、司法公正等，都沒得到滿足。實際上，普通老百姓沒有從他的改革中獲得任何好處。」

所以，對在內地引發一輪朱鎔基熱，人們很有質疑：風趣幽默的朱鎔基，無疑更具個人魅力，但如果要論功過，是否真的值得如此推崇呢？！

但筆者以為，朱鎔基是很值得推崇的。

朱鎔基對中國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確貢獻良多，但重點不在於他提出了多少個體制改革的方案，不在於這些改革的成敗，因為中國的政治制度、政治傳統，決定了他能做的遠多於他能說的。他最應受推崇的有兩點：其一，促成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從此走上市場經濟的不歸路；其二，促成解放軍、武警放棄經商，關閉了軍隊參與、支持走私的大門。

其實，內地輿論對朱鎔基的推崇，是現任官員缺乏改革勇氣的隱性批評，類似一些港人如今稱讚董建華，主要是因不滿曾蔭權。如果將醫療、教育改革的失敗，甚至是房地產改革造成高房價，歸咎於朱鎔基，有失公道；同理，將稅務改革、國企改革、價格改革等說成是朱鎔基的成功之作，也未免言之過早。

其實，朱鎔基當政期間，最受人詬病或者說將來會受人們最大反彈的是兩個問題，一是在其主政期間容忍或寬宥了自他過市長的上海開始的、繼而全面爆發的「拆遷」潮；二是默認了「悶聲發大財」的「上海模式」。而這兩個問題，給當今和未來中國都產生深重的影響。

任何一個大國崛起起碼得讓老百姓活下去，起碼得有片瓦遮身，一家人得有房住，才能活得下去。如今大城市豪華大樓成群，而大學生畢業，買房結婚卻成了夢想，不吃不喝，攢半輩子工資也買不起。父母在大城市有房住的，可以湊合著擠在一起，但是不可思議的「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說不定哪天輪到哪家頭上來。本來在1997年之前北京叫「拆遷」有商量，被拆戶遷新樓繼續租著住，私房戶外加少許錢，遇到老外用地，即使是租房戶也給錢去買郊區樓居住，這批住戶是幸運的有房可以住，身家性命可以保全。在1997年之後，漸漸改戎「砸遷」了，高論是「為創名牌：要支持暴利」。暴利從哪裡來？白折最好，哪就要從住戶、從私房戶身上榨油，說白了就是強搶，賠償款買不起新樓的十幾分之一，憑爺賞，沒商量！由雇流氓打人開始，與時俱進到專業強拆隊受警察保護，半夜偷襲或乘主人外出，推土機「砸遷」——主人財產、存摺、拒遷或病臥的老人，一砸了事，受害家屬到中央求救，罪名是「非法越級上訪」，由原地公安派駐北京的打手「截訪」押回原地。……

於是，權貴集團從大上海發起的強拆風暴，擴向大陸全境的大中小城市。

這是權貴集團原始資本積累中的一種方式，陳良宇等輩狐假虎威，放縱庇佑臺前周正毅之類的大奸商，去放手非法撈世界，權貴集團幕後吃大頭。這也是官商聯盟形成取代傳統的社會基礎工農聯盟的開始，受害嚴重帶頭上訪的工人成為階下囚，「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不再提了；鄧小平的工業改革方針：「必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也取消了。從官商暴發戶產生大資產者階層，主要靠壟斷，就像當年英國特許的東印度公司那樣，所以就有高官子女一回國就順風順水，成功了中國大陸「信息王」，被大貪官們羨慕為「天下第一貪」。現在，中國大陸在國際上所吹的「中國模式」實質是權貴集團創造的「上海模式」，和鄧小平「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城市改革方針背道而馳！完全相反，是依靠官商聯盟發財，炒作樓市，取代工農聯盟。

而上海模式的主宰意識就是「悶聲發大財」。無論陳良宇、周正毅都是這個思路。「悶聲發大財」一般人理解「是別讓人知道，偷偷地去發財」，其實「悶聲」就是要「不出聲」。所謂「悶聲發大財」，還不止是政治策略，更深一層的意義是意識形態的變革。不但毛澤東、鄧小平不會提出這個口號，西方政治家也不敢提出任何號召發財的口號，因為現代世界己經是人慾橫流，刺激大眾去發財，必脫離正常軌道，後果不堪設想。

這種意識形態很市儈，很現實，足以俘虜一切人，人人在悶聲發大財，大小商人都成俘虜，各行各業，所有階層人士都以自己的方式推波助流。於是，賺錢最容易、最迅速、變現最便捷的金融、外貿、國土開發、大型工程、證券竽領域為權貴子弟捷足先登，而對百姓生活極需要的農業、能源、社會保障、教育、和衛生五大領域，無人問津。它滲透一切領域，直到人人脫離不開的衣食住行，使得：鐵道部職工出門不坐動車，建豆腐渣工程的自己不住，生產食物的自己不吃，市場上蔬菜水果光鮮水靈，西紅柿不酸，辣茭不辣，黃瓜沒味，因為在種植使用激素、增熟劑、增粗劑、增紅劑、保鮮劑，而高價反季菜蔬，儲存中還噴敵敵畏，防腐劑、增粗粉、保鮮劑……。而這些農藥，化學物質，對人體有直接傷害；損害的是整個國民，無一倖免。所以科學技術與悶聲發大財相結合，實在可怕：為農作物高產普遍利用轉基因技術，已經發現轉基因玉米，蟲子吃了立即死亡，為了發財，還在普遍利用！

世界銀行就中國環境問題所做的主題研究報告：列舉了當時中國環境污染的嚴重情況及帶來的後果：在中國的主要城市中，估計每年有17.8萬人由於大氣污染的危害而過早死亡；室內空氣污染每年約造成11.1萬例早亡；在上海、瀋陽及其他一些城市，受調查的兒童血液中鉛含量平均超過80%左右，對智力發展不利; 中國的大氣與水污染，尤其是細微大氣顆粒物對人體健康嚴重危害。

這種上海模式——權貴集團暴發戶悶聲發大財主義，只管權貴集團暴發戶發財，撇棄民生於不顧，在如今已經全面開花結果。

但將這後果歸咎於朱鎔基，卻很失公允。繼《朱鎔基講話實錄》成為公眾焦點之後，《人民日報》資深記者凌志軍最近再版的《變化：1990-2002年中國實錄》一書又披露了不少政壇秘聞，指朱鎔基當年未料到自己面對的最大「地雷陣」其實是官僚隊伍令政策受阻，朱鎔基也覺得憤怒和無奈。書中所述，朱鎔基說的話因語氣尖刻，毫不留情，沒有餘地，令官員們難以接受。書中提到某年新疆棉花積壓，但山東卻在走私入口棉花，朱鎔基希望山東能購買新疆的棉花，「我給你補貼打折，你們可憐可憐我吧」，但山東官員並無執行，朱鎔基連連感嘆「管不了啊」，表達他對面前龐大官員隊伍的作風既憤怒又無奈。還例如，當年朱鎔基決定精簡公務員人手，逐個與國務院的60多個部長談話，總共要減少300個正副部長、1900個正副司局長，把國務院的3萬人員減1.7萬人。除電子工業部長胡啟立同意撤銷自己的部外，其他部長都在遊說自己的部門如何重要、不能撤銷，很令朱鎔基失望。

堂堂一國總理，還被外界形容為「鐵血宰相」，居然哀求地方官員「可憐可憐我吧」，這是何等的悲慘？！難怪朱鎔基會說，「我過去幾年裡每晚是一定要看《焦點訪談》，我覺得我作為總理，如果不去關心人民的疾苦，我當什麼總理！我看完後必定打電話，不是打給部長就是打給書記。儘管我知道打電話只是針對幾個農民或者幾個百姓的問題，但是我能為這幾個農民、幾個老百姓申冤，能夠解決問題，我覺得好受一些，大事辦不了，辦了一點小事也好。」；難怪朱鎔基的繼任者溫家寶上任後幾十次在不同的國際場合提出過要進行政治民主改革的意見，即使最近的2011年9月14日，也在大聲疾呼：一個執政黨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要依照憲法和法律辦事，這就需要改變以黨代政，把權力絕對化和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為此，必須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

朱鎔基一個令人不會忘記的品德，就是勇於接受監督，樂於傾聽異見。比如人民網曾說，朱鎔基愛看港報：內地的報紙上找不到罵我的文章。通過觀察《朱鎔基講話實錄》，可以看出他對港媒的「愛恨交織」。2001年全國「兩會」上，朱鎔基說，「去年香港有家報紙說我是‘黑手黨’的‘教父’，我一笑置之。這家報紙說是轉引自美國的報導，而美國報紙只是說我不要像教父一樣說教，並沒說我是‘黑手黨’。」對於港媒這種污衊性的評價，朱鎔基並未放在心上。他說，「在內地的報紙上找不到罵我的文章，香港報紙上這類文章就多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可以針砭自己。批評可以尖銳，這是新聞自由，但最好不要刻薄、謾罵、挖苦。英國首相布萊爾說他每天只看五分鐘的報紙，看多了影響信心」。2002年5 月30日，朱鎔基在會見美國國會眾議員時說，香港回歸後，中央政府沒有干涉。「香港有的報紙每天都在罵中國的領導人，比美國的媒體罵你們的領導人還厲害，這說明我們沒有對香港施加任何壓力」。

朱鎔基將港媒作為鼓勵新華社等官方媒體展開輿論監督的例子。2001年12月，朱鎔基在與新華社各部門座談時說，「最近，審計署審計了1,290個企業，嚴重造假賬的佔68%。這個消息一公布，馬上就被全世界媒體採用。香港報紙大肆宣傳，說我們腐敗」。他話鋒一轉說，「我不知道你們新華社發了這個消息沒有，我估計你們可能有顧慮。其實，你們根本不用顧慮，因為香港報紙會把消息傳到內地來，傳得很廣。」

而當年的央視《焦點訪談》，是朱鎔基提及最多的電視新聞欄目。他1998年10月專門赴央視與《焦點訪談》節目組座談，自稱「開播以來，我不敢說是最熱情的觀眾，至少也是很熱情的觀眾」。「很多部長原來不看這個節目，但是他們來參加我召開的會議時，怕我問昨天看了《焦點訪談》沒有，所以他們在開會的頭天晚上一定會看」。他並稱這檔節目是「輿論監督，群眾喉舌，政府鏡鑒，改革尖兵」。……

這在朱鎔基來說，也許就屬於「大事辦不了，辦點小事也好」的範疇。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