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破空:閹割歷史 中共之能事(圖)

秉筆直書,齊之良史。說的是戰國時代,齊國有四個史官,伯、仲、叔、季,他們其實也是四兄弟,因齊國權臣崔抒殺死了齊莊公,四兄弟先後在史書上秉筆直書:「崔抒弒其君」。前三個兄弟,先後被崔抒殺害。輪到最小的弟弟季,照舊寫下「崔抒弒其君」。這時,權臣崔抒也不得不感嘆史官的風骨而最終屈服,沒有再殺季,而是任由他在史書中評說自己。

這段故事說明,中國古代,具有保護歷史、尊重歷史的良好傳統。的確,縱觀各朝各代,即便對本朝有所忌諱,下一個朝代對上一個朝代,還都客觀敘述其歷史。一代明君唐太宗說:以史為監,可以知興旺。其實,中國古代大多數君臣,都明白這個道理。

現代文明國家更是如此。美國南北戰爭,北勝南敗。但在美國國會大堂裡,南北雙方將領的雕像,並行矗立。美國人明白,不論誰勝誰敗,他們都是手足同胞。

如今的中國,已經沒有伯、仲、叔、季四兄弟了,也沒有不得不面對史實的崔抒了。這是因為,到了共產黨時代,一切都變了,連史學界也面目全非了,歷史斷流了。歷經無數回「七、八年來一次」的大恐怖之後,今天,這個幾近絕望和窒息的民族,已經被引誘到物慾橫流、聲色犬馬的深淵,集體墮落,整體沉淪。

中共不僅創下了屠殺與迫害之最,也創下了氣量狹小之最,凡事走極端,不留半點餘地。面對敵手,一概抹煞,國民黨失敗後,中共史書將其寫得一團漆黑,連國民黨領銜抗日的豐功偉績,都全然予以抹煞,甚至扭曲、顛倒、抹黑。

不僅如此,連友軍也都一概抹煞,比如抹煞美國人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決定性支援。最後,連自己人都一概抹煞,誰在黨內權力鬥爭中取勝,誰就改寫歷史,銷毀文件,篡改檔案,把失敗或失勢的一方,寫得一無是處。

是非混淆,黑白顛倒,張冠李戴,指鹿為馬。最後,哪是正史,哪是野史,不僅把人民搞糊塗了,就連當權者自己,也都糊塗了。也就是說,就連共產黨自己的歷史,也被他們寫成了一筆糊塗帳。以至於,文革後,中共需要派人到海外收集文件,彌補中共文史的空白。

比如,三十年代的北上與南下之爭,明明是只有6千人軍隊的毛澤東要北逃,說成是擁有12萬大軍的張國燾要南逃;又比如,四十年代初期的皖南事變,毛澤東假國民黨之手,消滅周恩來的嫡系部隊新四軍,周恩來寫的那首詩,卻被曲解成另一種意思(參見《司馬璐回憶錄》);再比如,六十年代的大飢荒,直接原因,乃是毛澤東以盲目的「大躍進」,令中國經濟崩潰。卻以「七分天災,三分人禍」推脫。劉少奇,就因為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說了一句實話:「哪裡是七分天災,三分人禍;分明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就被毛澤東懷恨在心,直到置之死地;還比如,七十年代的林彪事件。林彪無謀反之心,卻硬被毛澤東扣上謀反之罪;林彪並無外逃之念,卻硬是被毛澤東、周恩來聯手設置圈套,逼其出走,在異國荒漠,折戟沉沙。

獨裁需要謊言,專制需要黑幕。納粹德國宣傳部長戈培爾的名言: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成了真理。中共領導人的名言: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兩者有異曲同工之妙。還有一個名詞「假大空」,也是中共的專利。面對現實,他們需要謊言,面對歷史,他們同樣需要謊言。因為,他們知道,歷史,就是現實的鏡子。隱瞞、杜撰、和偽造歷史,是獨裁者的共性。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共產黨需要人們忘記歷史,背叛祖宗。

千百家電臺、電視臺,千百家報紙、期刊,千百家出版社、研究所,都掌握在一個黨的手中,沒有對比,沒有參照,沒有監督,他們想把歷史怎樣寫,就怎樣寫,

對共產黨之前的歷史,他們也任意裁剪、閹割,為我所用。在中共炮製的教科書中,歷史上所有政治人物,一度都被簡單而生硬地歸為兩類:法家和儒家。對所謂法家人物,則大肆歌頌、吹捧;對所謂儒家人物,則肆意貶低、醜化。法家人物,往往是那些殘暴嗜殺、橫徵暴斂、不擇手段、無惡不作的暴君、奸臣,諸如秦始皇、曹操、張獻忠、洪秀全等;儒家人物,則是歷代公認的持禮儀、懷仁愛的明君、良臣、賢達,如周文王、孔子、劉備、朱熹等。這一劃分與褒貶,本身說明,毛澤東和共產黨自比奸臣、暴君,毫不汗顏。

除了任意褒貶,顛倒乾坤,他們甚至直接動手,篡改近代和古代歷史。比如,篡改太平天國史。他們將太平天國的內訌、及其起因,都一古腦推到功勛卓著的楊秀清、石達開等人頭上,這一徹頭徹尾的篡改,目的是要粉飾驕奢淫逸、濫殺忠良、殘害無辜的洪秀全。因為,那一段歷史,與後來,共產黨內,毛澤東監禁彭德懷、虐殺劉少奇、逼死林彪等片斷,實在具有驚人的相似!

共產黨執政才六十多年,就狂妄到要左右我華夏上下五千年的歷史!

由於謊言太多,痕跡太重,當權者怕露馬腳,處處設置禁區。今天不准研究這個,明天不准考證那個;這個是內參,那個是機密。為此又製造出大批文字獄。於是,六四成了禁區,文革成了禁區,大飢荒成了禁區,大躍進成了禁區,反右成了禁區,抗日戰爭成了禁區……最後,整個共產黨的歷史,甚至於,整個中國現代史,都成了國內歷史研究的禁區。於是,在中國,一個具有獨立思維的史學家,幾乎已經無從下筆。

這是中國史學界的大不幸,也是人類史學界的大不幸。

最近,圍繞《司馬璐回憶錄》,大家都在談論一個現象,說加入中共的一般黨員,都是傻子,中共的領袖們,則都是騙子。這是講黨內。黨外而言,又何嘗不是如此?不少民眾是傻子,大多數共產黨人是騙子。一些民眾,不久相信了中共胡亂編造的歷史,也相信了中共任意粉飾的現實。

延伸地說來,那些從嚮往海外、到移居海外、到定居海外的華人,有幾個人,不是因為共產黨禍國,而選擇留居異國他鄉?不論是自願還是不自願,不論在海外過得如意還是不如意,不論他(她)知覺還是不知覺於此,導致他們背井離鄉的命運之源頭,或多或少,都有共產黨禍國的成分。至今,他們中的許多人,因愛國心切,而誤為「愛黨」;因思鄉心切,而誤被「統戰」;因顧及民族的面子和虛榮,而肆意攻擊他們寄居、並入籍的「第二祖國」,不惜助紂為虐,甚至充當間諜,迎合邪惡而糟蹋良知,奉承中共而背棄人類。他們,何嘗又不是傻到了家的傻子?

在海外,親共的與反共的華人,即他們與我們的區別,究竟在哪兒?區別在於,他們愛黨,我們愛國;他們為中國政府辯護,我們為中國人民辯護;他們貪圖虛榮和錢財,我們追求真理和良知。

共產黨是一個歷史現象,是一場噩夢。這場噩夢,已經在許多國家成為過去,相信在中國,也終將煙消雲散。噩夢醒來是早晨,我們堅信陽光的力量。

(共產黨執政才五十多年)改為(共產黨執政才六十多年)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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