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時期鄉村可怕的告密風(圖)

在中國，告密之風，歷朝不絕。因為告密可以博得掌權者的寵信，可以立功受賞，可以加官晉爵，並且可以整垮仇人。「文革」期間，此風也頗盛行，靠告密向上爬，或整垮對立面者，不乏其人。

在一些機關單位，有的人整天懷揣小本子，誰若講了一句有毛病可挑的話，他一轉臉，便掏出小本子，將其記下，某某於某日講了什麼話，有誰在場，記得一清二楚，然後向上級告密。有的告密者故意發兩句關於上級或時事的牢騷，以「拋磚引玉」，等別人順著他的話題，發表議論，告密者便把他所說的話記下，向上司邀功請賞，這種干法，使人不禁想起《紅岩》中那個打入渣滓洞集中營的國民黨特務，那特務在牢中故意罵國民黨，以試探周圍人的反映，誰若說一句贊同的話，他便向上峰告密。雖時代不同，但告密者的手段卻如出一輒。

當年，我家住在一個鄉鎮上。鄉鎮雖小，但是區委所在地，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區直、社直機關不少，運動伊始，因言論挨整的人不少，其中稅務所的楊某，最為「著名」。

楊某曾作為志願軍入朝鮮參戰，據說還立過功。因遇嚴寒，他一支腳上的指頭被凍掉，走路有點跛，人們都喊他「楊瘸子」。他的腳是因抗美援朝而跛，喊他「瘸子」，就等於在宣傳他的功勛，因此他也欣然接受這一綽號。他平時愛說俏皮話，廣播裡天天講馬克思，他便說：「馬克思、牛克思，沒有錢不來事。」單位天天學毛著，他又說：「學什麼毛竹，還學松杈子呢，毛竹沒松杈子值錢。」

他這些話，都是背後與人閑扯，玩幽默，不料竟被人告了密。先是稅務所組織人寫他的大字報，並開會批判，說他「反動透頂」，後來區裡又開大會進行批鬥，令他和「牛鬼蛇神」們一起遊街。誰知不批則已，一批驚人，反動透頂的楊瘸子，原來就是小鎮名人，現在又有了以前鮮為人知的「名言」，特別是「馬克思、牛克思，沒有錢不來事」一句，竟廣為流傳，被許多為吃飯發愁的人引用。當然，引用此語時，必須在前面加上「楊瘸子說」，否則也要挨批鬥。

楊瘸子是老黨員，老戰士，立過功，又是殘廢軍人，革命資格老，本錢大，被批鬥了幾場，未戴什麼帽子，仍然當他的收稅員。

鄉村的告密者，多為農民，他們不會揣著小本子，也不會玩「拋磚引玉」的花招，只是雷厲風行，一發現誰有什麼反動言行，立即向大隊或公社匯報。這些告密者為了請功，常使一些無辜的人遭殃。

我的同學陳某，不善言談，父親當時又被打成「投機倒把分子」，內心很是自卑。但他是回鄉知青，本人並無政治問題，故生產隊的讀報會、學毛選、批判會，他都要參加。

一天，生產隊開會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會場上，社員們邊批判，邊呼口號，其中「打倒劉少奇，保衛毛主席」，喊得最多，且一喊就要重複兩三遍。這句口號，喊上幾遍，就成了「繞口令」，而人喊口號時，情緒激動，就容易出錯。陳某一不注意把兩個大人物喊錯了位，把該打倒的，喊成要保衛的，要保衛的，喊成該打倒的。上百人一齊喊口號，其中一人喊錯了，別人也不會聽見，不料，坐在他旁邊的小張，會後便向大隊告密，說陳某膽大包天，居然在批判會上公開喊反動口號。小張是公社書記的兒子，在陳某所在的生產隊就近插隊落戶。張書記頭上沒毛，社員背後都喊他「張禿子」。

小張這一舉報不得了，陳某在公開場合喊反動口號，罪大惡極，大隊又上報到公社，公社下令生產隊對陳某進行批判。生產隊沒有專門的會議室，開會借用社員家的房子，那是三間空房，內無隔牆，運動積極份子這下抓住了階級鬥爭的活靶子，激情高漲，會場上，發言的人無不義憤填膺，說陳某喪心病狂，紛紛表示要「誓死保衛偉大領袖毛主席，打倒劉少奇和他的小爬蟲」！批判會開始，被批判者照例要向毛主席請罪，積極份子們為了豐富斗人的樂趣，把四面牆都貼上領袖像，令陳某跪在地上，像推磨似地，轉著圈向四面牆上的領袖像磕頭。那場批判會，我也被喊去參加，看著同學下跪請罪的情形，我心中愀然，未等會開完，便悄悄溜走。

陳某被批鬥了幾次之後，公社革委會給他定的罪名是「現行反革命分子」，但帽子「舉而不戴」，管制勞動，以觀後效。當年將誰打成「某某分子」，稱之為「戴上某某分子帽子」，改造好了，稱之為「摘帽子」。所謂「舉而不戴」，即那頂可怕的帽子，在空中懸著，尚未將其一棍子打死，若是不老老實實接受改造，那頂帽子便要轟然落下，到那時，他就是正宗的「階級敵人」。陳某經此一劫，精神面貌為之一變，比以前更加少言寡語。而那個告密的小張，卻在生產隊入了黨，不久便招工進了城。

小鎮上，當時因喊口號倒霉者，還有曾某的老婆。曾某是公社幹事，他老婆是裁縫，一天，人們上街遊行，歡呼最高指示發表，她也跟著遊行，在反覆喊「打倒誰，保衛誰」時，把人物喊錯了位，她嗓子好，聲音高，喊這句「反動口號時」，當時有不少人聽見，都被嚇壞了。事後曾某的老婆也挨了鬥。但她的運氣比我同學好得多，他丈夫是公社幹部，暗中為她活動了一番，以後便不了了之。曾某的老婆是在大街高呼反動口號，被許多人聽見，不屬被人告密。我舉此例，是說明因那句「繞口令」似的口號倒霉的，並非陳某一人。告密者為了邀功請賞，有時甚至昧著良心，採取誣告手段，以達到目的。徐某便是因被人誣告而倒了霉。

徐某40多歲，體魄健壯，是個勞動能手，犁耙揚（場）撒（種），樣樣精通。一日，兒子殺雞，用刀照其脖子像拉鋸似地拉了兩下，一鬆手，那公雞在地上扇動翅膀，掙紮了幾下，竟起身跑了，徐子好一番追趕，才將其捉回。徐某見狀，斥責兒子：「你殺一隻雞都殺不死，你把它的頭剁了！」不料，隔牆有耳，此話被與他有矛盾的人聽見，立即向造反派告密，被說成是：「徐某想謀害毛主席，對兒子說，你殺毛主席要是殺不死，就把他的頭剁了。」「革命派」如臨大敵，當晚把徐某捆起來，押上會場，進行批鬥。因會場就在街邊，發言人幾次引用告密者的話，喝問徐某為什麼要謀害毛主席，為什麼這麼惡毒？引起許多人圍觀。當年，所謂反革命言論，批判時尚可引用，咒罵領袖的話，是禁止學說的。發言人這麼說，讓主持批鬥會的人感到意外，但發言的人是革命群眾，又不好出言制止，只好向他打手勢、使眼色，但發言者都未能明白他的意思，那句極其反動的話，被大家一再大聲重複，影響更大。會場不時響起口號聲：「誓死保衛毛主席！」「打倒反革命殺手徐某某！」氣氛空前熱烈。

徐某當然是死不承認，因為一承認，他就完啦，即使不被槍斃，也要坐上多年大牢。何況是別人誣告，他根本沒說這話。革命派批鬥了幾個晚上，找不到有力證據，加上徐某家祖輩貧農，後來才不了了之。但徐某卻落下了一個綽號——「反革命殺手」。同輩的人開玩笑喊他，他咧嘴一笑，若是晚輩也開這個玩笑，他便要翻臉，罵道：「你個小狗日的，你再敢喊一聲，我把你的嘴撕成褲腰！」

徐某不過是被批鬥了幾場，並未被戴上帽子，打成「某某分子」，同是被人誣告的錢某，就沒那麼幸運了。

錢某老實巴交，不苟言笑，平時只知悶著頭幹活，掙工分。一天，他正在自家菜園裡挖地，忽然來了兩個肩扛紅棍子的群專隊員，把他押到公社群專指揮部，關了起來，罪名是「污辱偉大領袖」。原來，有人告密，說他用領袖像當手紙，用過後還扔在糞坑裡。

生產隊沒有公廁，社員們都在自留地裡壘一個半截土牆，沒有上蓋的小廁所，一來解決方便問題，二來可以積肥。這種小廁所，通常是自家人用，路過的人若遇內急，也可入內方便。錢某的確發現自家廁所糞坑裡有報紙，上面有領袖像，嚇得他趕緊將報紙撈上來，埋在糞堆裡。當時各級報紙都在右上角印領袖像和一段語錄，並且一天不缺，而那時從生產隊到公社，都要抓政治學習，農民也要隔三岔五地聚在一起，聽人讀報。過期的報紙，則被買給商店或賣瓜子的，用來包東西，因此印有領袖像的報紙隨處可見。公社和街邊的公廁糞坑裡，經常漂著印有領袖頭像的報紙片，但因是公廁，是誰「污辱偉大領袖」，無處可查，也就無人過問。群專的頭目接到報告，錢某自家的廁所裡有此物，便認為那無疑是他扔的。

錢某受審時，開始不承認，說是別人陷害他。哪知群專頭目竟讓人出示證據，原來告密者已經帶人將那張報紙片從糞堆裡挖出，用一張乾淨紙包著，送交群專。錢某於是辯解說，他一家人幾年都沒買過手紙，大便時都是用草團、樹葉解決。又說，報紙都被幹部們收著，他上哪裡弄到那東西，即使弄到，也捨不得當手紙，還留著包東西哩。他家茅坑裡報紙，一定是別人進去拉屎時丟下的。但他的辯解，已經沒用。群專頭目說：「你還想狡賴！哪個能證明那報紙不是你扔在糞坑裡的？就算不是你扔的，你把它埋在糞堆裡，可是事實？」

證據確鑿，錢某怎麼為自己辯解都沒用，後來被戴上壞分子帽子，由生產隊管制勞動，並經常被公社大隊強迫干義務工。 

文革大跳忠字舞（網路圖片）

我也曾吃過被人告密的苦頭。

我插隊務農後，趕上村村隊隊大跳忠字舞。生產隊先是派人到公社學習，然後回來教社員跳。被派去學習的孫某是團員，又是隊幹部，上面一有何號召，表現非常積極。他學會了忠字舞，回來教大家時，有的婦女害羞，學跳舞扭扭怩怩，有的老人放不下臉面，不願學舞。他便說，上面要求男女老少都要跳，說什麼「大跳大忠，不跳不忠」，並且老是板著臉訓人。不跳忠字舞，就是對毛主席不忠，這顯然是一頂政治帽子，我受不了他那張狂勁，便私下對他說：「跳不跳忠字舞，與忠不忠沒什麼關係嘛。照你這麼說，壞人只要跳忠字舞，就是忠；好人不跳忠字舞，就是不忠了？」

不料，他竟向公社打了小報告，公社幹部說我對跳忠字舞向偉大領袖表忠心有牴觸情緒，詆毀全民跳忠字舞的偉大意義，思想有嚴重問題，令生產隊對我進行批判，並說，若我態度不好，就拉到公社或大隊召開的批判會上批鬥。我父親得知此事，著了慌，去找大隊書記董開華，請他從中說情。董開華到生產隊找到隊長，問他：「東子（他一直這麼稱呼我）到你們隊來幹什麼的？」隊長說：「來當社員的，他還能幹什麼？」董開華說：「他除了來當社員，還是來接受你們再教育的。知識青年要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說明他們還不成熟，有什麼差池，你們要教育嘛，沒有必要大動干戈，開什麼批判會，隊裡開會教育教育他，讓他做個檢討算了。」隊幹部們一商量，又把批判會改成教育會，並對我說，你在會上做個檢討，就算了，我們就不追究了。

批判會是批「階級敵人」的，改成「教育會」，則是對犯了錯誤的同志進行教育，名稱一改，會議的性質大不相同，隊幹部的態度也溫和多了。董開華怕我不願做檢討，又語重心長地對我說：「東子，我看你的性格像你爸，說話直。你爸不就是吃了說話直的虧嗎？你在會上認個錯，不要硬頂，公社那邊，我去說說，這事就過去了。東子，你下次說話可一定要注意呀！」

我也擔心事情鬧大，批判大會我見得多了，站在小學操場的檯子上挨鬥，可不是鬧著玩的。當天晚上，我在隊裡召開的社員會上「低頭認罪」，幾個幹部和黨團員，相繼發言，把我「教育」了一番，此事才算了結。

我「詆毀忠字舞」，被人告密，只是小事，畢竟未受什麼處罰，我每次遇到招工、招生、參軍的機會，便有人大寫「人民來信」，使我一次次成為淘汰者，才是使我受害最深的告密。儘管那些「人民來信」是以揭發我父親的政治問題為殺手鐧，以毀滅我的前途，但其手段仍屬告密之一種。由於我深受告密之害，參加工作後，我給自己定下一個原則：無論何時，都不向領導打別人的小報告。這個原則，我一直堅持到離開工作單位。

而今，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為反對改革開放，極盡編造欺騙之能事，將那個逝去的時代描繪成天堂，說那個時代「民風淳樸，社會和諧」，並且極力鼓吹「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意義，以矇蔽未經歷過那個時代的年輕人，使得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無知地叫喊，希望再來一次「文革」運動，這的確是很可怕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