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比鄧「聰明」的證據：發動文革

回首文革(1)：劇烈衝擊

1976年9月9號，中國共產黨四十多年的領導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創建人毛澤東故去，中國舉國上下籠罩在一種沉寂和有些壓抑的氣氛之中。不過，這也預示著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文革即將結束。

四人幫政治生命隨毛澤東生命結束

就在毛澤東屍骨未寒之際，10月6號，被稱為「四人幫」的毛澤東的夫人江青以及毛的另外三位親信被軍方支援的中共元老派逮捕，文革也隨之結束。

回首當年，人們發現這段歷史仍然是那麼值得思考和探討。美國海波因特大學歷史學教授鄧鵬博士說：

「人對過去的關懷實際上反射出他們對今天、對未來的一種展望。而且人之所以為人，就是因為他有一種記憶。這種記憶是人性，是人之所以為人的一種重要屬性。沒有記憶就沒有文明。一個沒有記憶的民族也是沒有前途的。」

文革起點

文革，全稱叫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16號，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下發了著名的「五·一六」通知，標誌著文革的正式開始。

按照當時中國官方的說法，文革是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原因是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把持了黨內、政府內、軍隊內和文化領域的很大一部分權力，形成了一批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要發動廣大群眾把權力奪回來。這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

高層巨變

在這場「革命」中，中國的最高領導層發生了一次次驚天動地的巨變。

文革十年是中國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生命最後的十年，是他一生中最具有爭議性的十年，也是中國共產黨對毛澤東和共產黨自身歷史最諱莫如深的十年。

文革使中國第二號領導人--國家主席和中共副主席劉少奇變成最大的「走資派」，於1969年被虐待致死。

文革使原來中共黨內排名第六的林彪一躍成為中國的「副統帥」，毛澤東的法定接班人。但是幾年之後，這位毛澤東的「親密戰友」身敗名裂，陳屍中國北方的鄰國蒙古，至今尚未翻案。

文革使毛澤東的夫人江青和原來名不見經傳的王洪文、張春橋和姚文元成為權傾一時的「四人幫」。但是也因此而成為中共的階下囚。江青最後在獄中自殺。

最具有戲劇性的是，文革曾經使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成為「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第二號人物。然而在毛澤東親自選定的接班人一個接一個如曇花一現般敗落之後，歷經「三起三落」的鄧小平成為文革後中國的最高領導人。

多少人家破人亡

文革中，無數的人被迫害致死。在高級官員當中，除了劉少奇之外，還有中國軍隊十大元帥當中的彭德懷和賀龍，國務院副總理陶鑄。副省長、副部長以上幹部一共有40個人被迫害致死，佔3.2%。

文革中還有大批的人自殺，其中包括《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人民日報》社社長、新華社總編、著名記者範長江，著名作家老舍，著名京劇演員馬連良，中共早期最高領導人李立三，北京市副市長、歷史學家吳(含)。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的作者高皋現在回憶起文革的第一個印象就是：「打死人，抄家，在思想上的壓迫、壓抑。」

武鬥、屠殺、內戰

文革期間，中國各地各種造反派別之間曾經發生大規模暴力衝突，當時的說法叫「武鬥」。這種武鬥遠遠超出了人們印象中的街頭鬥毆和黑社會械鬥的程度，而是使用包括坦克和高射炮等現代武器在內的有組織的大規模武裝衝突。中國的軍隊也曾經部分捲入這種武鬥。後來在毛澤東的命令下，軍隊也曾經對一些武鬥派別進行過無情的鎮壓。

在美國的文革學者宋永毅說：「南京大屠殺，根據比較可靠的材料，就是說當時的聯合國(國聯)公布的材料，大概20萬人被殺，那個是日本軍隊，侵略軍隊殺了我們的人。那麼你知道廣西一個省在1968年「七·二四命令」之後，軍隊向其中的一派造反派，叫「四.二二派」進行圍剿，就是差不多半年到一年的時候，殺了多少人？根據內部的，秘密的，這個是他們中共的文件《廣西文革大事記》，就殺了20萬人。你想想，一個是在戰爭時期殺的；一個是在非戰爭時期。一個是異族人殺我們的本族人；一個是自己的本族人殺本族人。」

有人用「全面內戰」形容當時的中國。不過，這是一場奇怪的內戰，因為衝突各方都聲稱忠於偉大的領袖毛澤東，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奮鬥。而且各派的陣線也在不斷變化，今天的革命派明天就可能成為反革命派。

死難、株連、流離

中國官方從來沒有公布過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數，但是各方的估計是大約二百萬到一千萬人之間。受到文革衝擊、株連的人更是不計其數，估計有1億6千萬到兩億人。而中國當時的人口不到8億人。

要知道，這並不包括那些「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以及數以百萬計的下放幹部和家屬。

1968年，毛澤東一聲號令，「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大約1600萬初中和高中畢業生隨後進入中國的農村地區。

1968年，毛澤東發出《五·七指示》說：「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在職幹部也應份批下放勞動。」於是，全國上下數以百萬的幹部以及他們的家屬被送往農村。

年輕人上山下鄉，幹部下放勞動。這些人最終絕大多數返回了城市。這一下，一返，給中國無數的家庭帶來了說不完的悲歡離合故事，也給一些家庭帶來永遠的遺憾。

人失學業、國失人才

文革期間，中國的大中小學都曾經長期停課。復課以後，學制縮短，教材簡化，使這個時期在校學習的學生沒有得到完整的教育。大學從1966年到1970年沒有招生，基本上停擺。

從1971年開始招收具有那個時期特色的大學生，被稱為「工農兵學員」，直到1976年，一共招收了82萬人。招生方法是分配名額，基層推薦，基本上取消了入學考試制度，因此學生和教學品質都比較差。結果，在文革後，多數人重回學校補習，以解決他們個人的生涯和國家當時缺少人才的問題。

就在各級領導官員紛紛被打倒，各種領導崗位缺少人才之際，一批批工人、農民和軍人被提拔起來，有些人受到突擊提拔，被稱為「火箭式」幹部。這些人最高做到了中共的副主席和政府副總理。文革以後，這些人又紛紛落馬，嘗盡了官場上的起落沉浮。

損失五千億元

十年文革給中國的經濟造成無法估量的損失。前中國國家主席李先念1977年12月在一次會議上說：「文化大革命」動亂十年，在經濟上，只是國民收入就損失了人民幣五千億元。這個數字相當於建國30年全部基本建設投資的百分之八十，超過了建國20年全國固定資產的總和。用中國官方的說法，文革十年使中國的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

蓋棺定論

1981年6月，中國共產黨正式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做出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做出結論說：「‘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而文革學者宋永毅則對文革下了這樣的定義：「文化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集體瘋狂的結果。」「十年文革摧毀了中國人，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現有的體制，現有的思想，現有的道德，現有的文化。」

吸取教訓，防止重演

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的決議明確指出：「忽視錯誤、掩蓋錯誤是不允許的，這本身就是錯誤，而且將招致更多更大的錯誤。」

中國的聖賢孟子在《孟子：盡心上》中說，「知恥而為人，知恥而後勇。」美國海波因特大學的歷史學教授鄧鵬博士說：「文化大革命是中華民族的恥辱。如果我們不知道它，不去認識它，不去正視它的話，我們就很難從過去這個悲劇當中吸取教訓。我希望文革不再重演。但是要防止文革重演的話，中國上上下下的有識之士應該對文革那場歷史的教訓進行認真的清理。」

記者：「你覺得現在對文革歷史的清理是不是足以達到你所說的那種目的？」

鄧：「還不夠。」

鄧鵬說到當代中國年輕人對文革的瞭解：「大陸來的年輕一代的學生，你問他們文革是怎麼回事，他們的瞭解非常膚淺，或者根本不瞭解。」

青年無知、老人失憶

聽聽這兩個中國當代的大學生談談文革:「對於文化大革命，我不是很瞭解。」「我也問過一些其他同學，如果是理科生呢，他們會說不知道，說我沒有學，我不學這塊呀。我高中是學物理、化學。」

事實上，中國現在35歲以下的人對一百多年前的鴉片戰爭和對八十年前的抗日戰爭的瞭解可能遠遠超過他們對四十年前這場文革的瞭解。文革學者宋永毅還指出了更可悲的現象：

「隨著四十年的過去，非但歷史真相沒有搞清楚，集體記憶因為中共這些宣傳，因為他禁止研究，因為原始資料的失落和人的記憶的靠不住，也沒有辦法傳下去，所以造成了集體記憶的被扭曲。」

和王友琴對話

記者和《文革受難者》一書的作者、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學者王友琴有了下面這段對話。

記者：這些好多的歷史的東西，尤其是歷史的責任，現在並沒有分清楚。並不知道該誰負責。並不知道誰錯了。

王：我想那是中國人現在應該起來思考、判斷的事情。

記者：為什麼要判斷這個東西？

王：我想歷史的司法正義從來都是非常重要的。我們日常生活中假如有人犯了罪，哪怕沒有苦主來告，那都是由公訴人提出公訴的嘛。

我想對文化大革命，在1980年底也是進行了一個審判的。這個審判當然是非常重要的了。但是這個決議有兩個很大的問題。第一個就是他們說這是林彪、「四人幫」背著毛主席做的事情。那麼這個時候就把文革發動和領導的責任，就和事實不符合了嘛。第二我想他們審判的時候沒有把對千千萬萬人民的迫害和殺戮當作最主要的犯罪，而只當成是，好像是比較次要的一種。

記者：那麼現在研究文革呢，國內能夠公開出來的研究成果能不能向中國人呈現一個文革的準確畫面，哪怕是一個部分準確的畫面？

王：我想文革好像是一個明令禁止的一個主題。從文革結束後，每過一段時間，就會有這個一個禁令下發到出版社或者其他的媒體。所以總的說來是不允許做的。

記者：那就是說，你認為中國國內現在的研究並不能呈現一個真實的文革畫面？

王：它根本就不允許你發表有關的東西。當然也還是有學者和普通的人民都還是頑強地堅持著，發表了相當多的一些東西。但是總的說來，這是不允許做的。

另外比如我做了一個文革的網站，就叫「文革受難者紀念園」。上邊的內容就是我收集到的文革受難者的名字和他們受害的經過。這個網站在網上存在十多個月以後就被封鎖了。在2002年的3月。一直到現在還被封鎖著。而且也沒有人來說，為什麼可以封鎖這個東西。你憑哪一條法律來封鎖這個東西。你也沒有地方可以去申訴，說好好地我們應該講一講這個有什麼道理啊。就是被封鎖了。

記者：中國有這樣的禁令，不讓研究文革。中國又把你的網站，我相信還有其他類似的網站或者什麼東西也都封鎖了。可是中國在官方的結論當中也說是「十年浩劫」呀。

王：對對。他們是說是「十年浩劫」。可是他們不願意再往深處追究這個事情。

記者：那個時候說的是要徹底否定文革。

王：對對。

記者：可是為什麼現在不徹底呢？

王：當然也有一種理論，就是說因為當時中國在經濟壞到那種程度，人民的生活困苦到那種程度的情況下，社會的改變如果太急劇了，會引起別的可能想不到的副作用。所以只能緩慢的轉彎。

記者：但是四十年後的今天，還會有那種所謂的不穩定嗎？

王：我想四十年以後應該是沒有了。所以如果不再使用愚民政策的話，我覺得應該大家來討論這個事情。就是把歷史的事實討論清楚。除了把歷史真相搞清楚以外，還有一個道德上的清理和自救的作用。

記者：如果說官方承認毛澤東發動文革是犯了重大錯誤，這是官方承認的，為什麼不能把毛澤東的錯誤說清楚？

王：他們不讓說的原因我不知道。不過我覺得對普通的人民來說，那也是每個人的責任，大家來把這個事情說清楚。每個人都應該來思考這樣的問題，思考我們經歷過的，或者思考我們民族曾經經歷過的這些事情。

遺產豐富，影響至今

就在人們對文革的記憶幾近模糊的時候，就在中國著名作家巴金倡導建立的文革博物館仍然遙遙無期的時候，就在中國官方以「文革已有結論」的託辭拒絕紀念文革，禁止紀念文革的時候，文革給當代中國留下的遺產卻並不少見。

宋永毅：「文革的遺產不停地在被人用。你比方說，批判法輪功的運動，你說這個和‘批林批孔’有什麼不一樣？完全一樣嘛。那你說這個‘89鎮壓’和‘四·五’有什麼不一樣？只不過毛澤東聰明一點，他動用的是民兵。他動用的是水龍頭和木棒。鄧小平他耀武揚威一點，他非得動用野戰軍。」

前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嚴家其說：「文化革命同中國共產黨，同中國的這種政治體制有直接的關係。而這個政治體系，到今天還沒有根本的改變。」

這句話是不是點出了文革真相至今仍然模糊不清的癥結所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