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公權腐敗危局

公權腐敗使中國進入了令人憂慮的危局。這一危是怎樣產生的？怎樣走出危局？下面作一粗淺的解析。

權力商品化

中共「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 「十四大」後不久，新華社的《經濟參考報》一版頭條發表了我的一篇文章，題為《權力不能進入市場》，我在這篇文章中寫道：

搞市場經濟並不是什麼都能進入市場的。權力就絕對不能進入交換領域。公共權力應當在更高的層次上體現大多數人的利益，它應當公正地對各種利益主體進行管理，監督，協調，不能參與到利益主體之中。權力一旦進入了市場，它就失去了公正，也就失去了管理能力，社會就會出現極大的混亂。．．．．．權力進入市場以後，權錢交換，權權交換，權色交換，必定腐敗叢生，民怨沸騰，這還能搞什麼市場經濟？

不幸的是，我的憂慮變成了現實，1990年代中期以後，權力真正進入了市場。

權力進入市場以後，由於它具有天然的壟斷性，只此一家，別無分店，它成了最稀缺的商品，它的「價格」必然猛漲，權力的含金量越來越高。

經濟市場化了，權力結構和運作方式還基本保持計畫經濟時的狀態。大量的經濟活動需要官員們審批：審批土地，審批項目，審批貸款，審批進口商品，審批一切發財的機會。而對官員手中的權力又缺乏必要的制衡。

據《中國信息報》2002年3月11日的一篇文章中介紹，據不完全統計，僅國務院70個有審批許可權的部門就有審批項目2854項，省級政府行政審批項目多則2000多項，少則1000多項。在上述2854個審批事項中，只有11.8％是依據國家法律設定的，那些依據部門文件和部門內設司(局)文件設定的審批事項則佔到了36.8％。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掌握審批權的官員是「糖衣炮彈」猛力「攻擊」的對象，如果官員不嚴格要求自己，如果老婆孩子不愛護他，就很容易被「糖衣炮彈」打中而落馬。官員是當今最危險的職業。有些貪官原不不是壞人，有的還有輝煌的過去。關鍵是制度，在好制度下，壞人難做壞事;在不好的制度下，好人也會變成壞人。

根據法學教授陳忠林的研究，據1999－2003年最高檢察院與最高法院報告等相關數據推算，中國普通民眾犯罪率為1/400；國家機關人員犯罪率為1 /200；司法機關人員犯罪率為1.5/100。換句話說，中國國家工作人員犯罪率比普通民眾的犯罪率高1倍；司法人員的犯罪率則是普通民眾的6倍。根據 2005年3月「兩會」上的「兩高報告」，在2004年，普通民眾犯罪率的增幅為 9.5%，國家機關人員犯罪率增幅為17.8%。

將第十一屆人大一次會議《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和第十屆人大一次會議的《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比較，檢察機共立案偵查的貪污、賄賂、挪用公款百萬元以上大案，後五年相當於前五年的６．３５倍，省部級以上的幹部犯罪人數大幅度增加。

不僅職務犯罪案件數量一年又一年的增加，而且犯罪金額逐年大幅度提高。80年代貪污受賄10萬元的一般判死刑。90年代初期貪污受賄30萬元以上的可以留下性命。90年代中期貪污受賄100萬元以上可以不死。到新世紀貪污受賄上億的居然判無期徒刑或死緩。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凡是能商品化的資源必然進一步資本化。權力資本化不滿足於一次性的交易，而是著眼於財富和權力的不斷增值。當他用金錢買到權力以後，又瘋狂地利用權力去收回成本，追求利潤最大化。當權力換到金線以後，他又用金線換取更大的權力，力求在權力階梯上無止境地攀登。

過去有「竊國大盜」的說法，是指從整體上竊取公共權力。現在搞權力私有的人是竊取局部的權力，在本質上和竊國大盜沒有什麼不同。

公權腐敗涉及要害部門

經濟領導部門的審批權可以在市場上換取黃金白銀，幹部人事部門、司法部門不能守著大餅挨餓。幹部任免權商品化在1990年代就出現了。進入新世紀，司法權力也開始商品化。

長期以來，我們國家幹部任免是委任制。在缺乏權力制衡的情況下，委任制常常是根據一把手的好惡來選拔幹部。誰在第一把手心目中印象好，誰就可能被提拔。於是，有幹部任免權的領導人就會被趨炎附勢之徒包圍。小人當道，賢者就會退避三舍，在幹部隊伍中也就出現了「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所以，這樣的選官制度實際是選劣制度。幹部委任制和市場經濟結合，賣官鬻爵就不是個別現象。有些地方對「官帽」名碼標價，連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也可以高價出售。賣官鬻爵是這樣出現的：先有權力缺乏制衡，才有權力私有化，有了權力私有化，才有賣官鬻爵。第一把手利用任命官員的機會謀私，第二、第三把手也這樣做。他們之間心照不宣，互相保護。這次提拔了你的人，下次就重用我的人，權力分享，利益均沾。

那種一手交錢，一手給官，是賣官鬻爵中最笨拙、最露骨的形式。還有其它多種變相的形式。這些形式雖然變化無窮，奧妙無比，但其實質是一樣的：買官者通過各種手段給有任命權的人以好處，賣官者以種種正當的名義給買官者以「烏紗帽」。

在通常情況下，賣官鬻爵不容易被揭露出來，只有當某個單位領導班子集體犯罪被處理以後，他們買官鬻爵的黑幕才會暴露於天下。

黨的紀律檢查部門是黨的免疫系統。近年來，這個免疫系統的檢察權也出現了商品化。一些紀檢高官頻頻落的案例使人膽顫心驚。司法是保證社會公正的最後屏障，近年來，這道屏障也百孔千瘡。司法腐敗的不僅有法官，也有檢察官，有些反貪局的檢察官也腐敗。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法院的副院長黃松有也是一個大貪官。已經被揭露查處的廣東高級人民法院原院長麥崇楷、遼寧高級人民法院原院長田鳳歧、瀋陽市原中級人民法院原院長賈永祥、副院長梁福全、焦玫瑰和瀋陽市人民檢察院原院長劉實等人的腐敗大案，令人觸目驚心。一位研究法律的專家寫道：「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司法腐敗幾乎擴散到每一個司法機關，滲透到每一個司法環節，成為當今司法機關的惡性腫瘤。」

權力場和權力網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過「權力場」的概念。像「電磁場」、「溫度場」一樣，「權力場」也是一個能量場。當然是指社會能量。權力這種社會能量的分布，最類似「場」：權力中心能量最強，從中心向外延伸，能量呈梯度遞減。離權力核心越近，能量越強；離權力核心越遠，能量越弱。權力場類似同心園，如果將平面圖同心園畫成三維圖，就是一個權力金字塔。每一個社會成員都生活在「權力場」的某個能量梯級上。

如果權力處於公正的情況，這樣的權力同心園（或權力金字塔）不會有什麼大問題。一旦權力進入了市場，參與市場交易，問題就來了：處在「權力場」高能位置的人與低能位置的人進行交易，必然是前者勝，後者敗。這樣，權力中心就可能像一個吸納財富的黑洞，社會財富不斷向權力高端集聚。由於離權力中心越近，對財富的吸收和越強，處於權力場較低層次的官員就不惜一切代價鑽向權力場較高的層次。

在當代中國，能把一件事情辦成功，不在於你有多少才能，而在於你是否和掌權的關鍵人物有關係。同掌權的人關係是重要的社會資本。在賣官鬻爵的選官機制下，官員們在黑箱交易中建立起上下級關係，形成了人身依附，團團夥夥，就是一張黑網。權力進入市場以後，同級權力執掌者之間，上級和下級權力執掌者之間，互通有無、相互利用，久而久之，就聯結成了一個利益關係網。無論是幹部任命中形成的黑網還是市場交易中形成的利益網，都是偏離社會正義的。這樣的「網際網路」是產生腐敗溫床、保護腐敗的同盟。上世紀末和新世紀初，不少省市都揭露出了省一級高層領導人為首的犯罪集團，顯露出一張張黑網。２００４年揭露的中共黑龍江省委案，省政協主席韓桂芝、省長田鳳山以及五名副省級高官、十多名地級官員，構建了一個上下勾連、左右交織巨大的犯罪網路。權力網是一個三維結構的網，上下、左右都有利益相連。觸犯任何一個結點，都會關係到其它結點的利益。這樣，無權的百姓就被罩在這個大網之中。正義難以伸張，冤屈不能申訴。

最近一位企業家向我訴苦：他老家的村黨支部書記侵吞了農民的土地補償費，還編造假項目騙取國家投資。農民索要土地補償費，書記說：「你有本事上北京告我吧！」，農民上告了，上訪者從北京被揪回整死。他家鄉這個縣幾年整死上訪農民五人，死者家屬都被「擺平了」。這位企業家出於義憤，自願代理鄉親討公平，奔走於省、市、縣、鄉之間，經過兩年努力，他灰心了。他對我說：「從市到縣，到鄉，到村，上下左右結成了利益聯盟的黑網，個人力量是不能和這張黑網抗拒的！」

權力世襲

公權腐敗另一個方面是權力世襲。我在最近出版的《中國當代社會階層分析》（最新修訂本）中分析了階層固化現象。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社會階層固化就是社會地位世襲的另一種說法。社會階層世襲那就不是個別人的世襲，而是集體的世襲。有人以為集體世襲是指高幹子弟的，實際上是指一種宏觀的社會現象，不是指高幹子弟個人。高於子弟千差萬別，其中不乏出類拔萃的優秀人才。高於子弟也是獨立的公民，他也有自由選擇職業的權利。問題的關鍵在於，他們當官、經商，是不是藉助了父兄掌握的公共權力。令人憂慮的是，社會上還有一種利益機制，促使高幹子弟利用父輩的公權。

這種利益機制形成的制度條件是：行政權力參與市場，，政企不分，權力高度集中，大量的經濟活動需要官員們審批。與高官有關係的人，是接近審批權的通道，他們就成了一種極為寶貴重要資源。有了他們的幫助，就有了貸款，就有了訂單，就有了地皮。高於子弟最接近權力。高幹子弟親自出馬經商，很快就成為億萬富翁。商人們有高幹子弟參加他們的商業活動，也會日進斗金。高幹子弟不需要花錢買官，人家會送給他官帽子。給高幹子弟送官帽子是風險最小，收益最大的買賣。

因此，只要權力參與市場交易，只要幹部選拔缺乏民主制度，高幹子弟即使老老實實地呆在家裡，也會有人千方百計地找上門來。高幹子弟依靠權力陞官發財利益機制是這樣運行的：公共權力參與市場交易→要陞官發財必須親近權力→拉攏高幹子弟，讓高幹子弟陞官發財→讓高於子弟陞官發財者，自己升更大的官發更大的財。 20多年前，身居高位的一位老人曾經說過「讓我們自己的子女接班，不會挖祖墳」，這句話對世襲當然會起作用。但是，如果僅有這句話，沒有利益機制作為動力，世襲現象不會普遍、持久。

我提出「集體世襲」時候還沒有「官二代」的說法 ，其實，現在流行的「官二代」就是「集體世襲」的同義詞。

與「官二代」相對就的是「窮二代」。「窮二代」也是集體世襲，是被迫的集體世襲。中上層社會地位的職務被「官二代」世襲了，「知識改變命運」已經不靈了。工農子弟的大學畢業生能夠找到一個低級職位，那就謝天謝地了。最近兩年出現了「蟻族」一詞。所謂「蟻族」，就是人指「大學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好不容易考上大學的窮人孩子，上學的花費有的是靠向親朋友好借債，大學畢業後他們的面臨的緊迫的任務是拿工資還債。一旦找不到工作，他們的家庭就陷入了困境。中國的高等教育不僅不能成為「中產階層的孵化器」，卻成了使貧困者更加貧困的陷阱。所以，現在很多人棄考，不參加高考了。

「車伕困境」

政策不公正是最重要的不公正。政策不公是權力不公造成的。政策不公一方面是指「官員利益部門化，部門利益政策化」。這樣，中央部門制定出來的政策不能代表多數人、特別是底層百姓的利益，只是為少部分人謀利創造條件。這方面的政策不公還比較容易監督和糾正。而不容易監督和糾正的是社會合力造成的政策不公正。

制定改革方針和各項政策的人應當遵循社會公意。社會公意應當是各種社會力量的合力。恩格斯說過造成重大歷史事件的合力是平行四邊形的對角線。他說的是平面圖形，社會合力實際是多棱園錐體的中軸線，好像一把半張的雨傘的柄。社會合力是各個社會群體的力量博弈的結果。由於改革中形成的強勢群體的力量有著更大的權重，政策制定者可能成為強勢群體的「車伕」。他們只能按照強勢群體的意願開車。然而，如果按強勢群體左右的社會合力的方向走下去，中國社會就更加不公平。政策的制訂者既不能違抗社會合力，又不能由強勢群體左右中國的發展方向，這就「車伕困境」。

出現「車伕困境」的主要原因是社會弱勢群體的聲音微弱，而強勢群體藉助手中的公權，利用他們在政府部門中的有利地位，在決策過程中佔有更多的話語權。因此，改革方針和各項政策常常有利於強勢群體不利於弱勢群體。

強勢群體左右改革的政策和措施，使他們在改革中得到更多的利益。凡是有損他們的改革，出臺都很困難，凡是有利他們改革，出臺就相當快。官員財產公開、遺產稅等雖然多年前就提出來了，但一直不能實行。其中最典型的是住房改革和公車改革。國發﹝1998﹞23號文件規定，1998年7月30日停止福利性分房，全面實行住宅商品化。在這個日子以後，老百姓需要高價買房，而官員呢？「計畫經濟的最後晚餐」永遠吃不完！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國務院、中央部委蓋了大量的豪宅，以「經濟適用房」的價格賣給職工。上世紀90年代後期有一個統計數字：當時有350萬輛公務用車，每年耗費3000億人民幣，這些公車消耗遠遠高於國家財政對國防、科研、農業、公共衛生、教育等方面的投入。但是，公車改革喊了十年，「試驗」了近十年，沒有絲毫進展。公車改不動是因為「公權」沒有改革。

制衡權力 駕馭資本

近幾年來，出現了「仇官」「仇富」社會心理。我是不同意「仇官」「仇富」的。官員中有好官，富人中有靠自己的科技成果和苦心經營而致富的。但是，這兩種社會心理是客觀存在的。這兩種社會心理產生的原因要從當前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中尋找。

當今，中國人不得不面對兩個現實：權力沒有被制衡的上層建築；資本沒有被駕馭的經濟基礎。權力的擴張和資本的貪婪惡性結合是當今中國一切罪惡的淵藪，也是一切社會矛盾的總根源。中國當前兩大矛盾：官民矛盾和勞資矛盾。官民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沒有制衡的權力，從而出現「仇官」；勞資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沒有駕馭的資本，從而出現「仇富」。數量日益增多、規模日益擴大的群體事件，正是這兩對矛盾不斷激化的表現。

社會和諧，最根本的就是階層間的和諧，而階層間和諧的關鍵是社會公正。社會公正是和諧的基礎，一個不公正的社會是不可能和諧的。

怎麼才能公正？這需要一整套制度體系來保證的。這套制度體系的目標就是制衡權力、駕馭資本。

權力和資本是兩種社會能量，是社會不可缺少的兩種能量。權力是有兩面性的，一方面是管理社會、維護社會穩定的必需品，另外一方面權力對所有的社會力量來說是絕對強勢，如果不受控制可能會成為肆虐的暴君。權力必須放在籠子裡，放在憲法的籠子裡，放在法律的籠子裡，讓權力在法律的範圍裡活動。

資本也是一種社會能量，資本投向哪裡，哪裡就會改變面貌。但資本是貪婪的（經濟學的語言是：追求利益最大化），沒受駕馭的資本也可能成為統治世界的暴君。馬克思要拋棄資本，資本是拋棄不了的；孫中山說節制資本，節制也可能過度。我提出駕馭資本。

權力制衡必須有權力體系外部的力量。簡單的力學常識告訴我們，內力不能改革物體的運動狀態。正如自己不能抓住自己的頭髮把自己提起來一樣。紀委和其它種種防止腐敗的機構都是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下，都是這個權力體系的內力，靠這些機構不可能從根本上制止權力腐敗。不能獨立審判的司法，不可能是公正的司法。如果媒體是權力的恭順婢女，也不可能有真正的輿論監督。立法、司法、行政合為一體，就不可能有權力制衡。立法、司法、行政也要相對成為外力，才能夠互相制衡。人類近兩百年的經驗是：制衡權力和駕馭資本的有效制度就是憲政民主制度。這個目標需要通過政治體制改革來實現。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出的、也是胡錦濤總書記在建黨90週年講話中再次強調的「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這正是走出公權腐敗危局的道路。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