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國為民的黃萬里因言獲罪(圖)
名家言罪錄——水利專家黃萬里
黃萬里不顧形勢的險惡，始終堅持並從容不迫地闡述了自己對三門峽工程的正確主張。（網路圖片）
（一）
黃萬里(1911年—2001年)，著名的水利專家、清華大學教授，上海人。他父親是中國現代著名政治家、早年參加過同盟會和辛亥革命、抗戰後期籌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並創建中國民主建國會、解放後擔任過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黃炎培。
黃萬里中學畢業後，先後入無錫實業學校、唐山交通大學就讀，無論中文、英文、數學、物理皆名列前茅。1932年，21歲的黃萬里從唐山交通大學畢業，他的畢業論文是《鋼筋混凝土拱橋二次引力設計法》等三篇創造性的論文，當時就為學校出版，並由著名工程學家茅以升作序。畢業以後黃萬里曾經擔任過鐵路橋樑工程師。當時國內水患頻仍，1931年長江爆發洪水，湖北雲夢縣一夜沒城，淹死7萬人；1933年黃河多處決口，水漫千里，一片慘像。這些災難讓黃萬里極為震動，促使他下定決心、改學水利。父親黃炎培對他的志向很表支持，並且介紹自己的學生、時任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長的許心武先生與他相識。許先生鼓勵他要學好水文學，告訴他：江河大水後作過調查，中國從事水利工程建設的工程師都是土木結構專業出身的，沒有一個長於水文學。而不通水文學等於未入水利之門，只是能設計施工罷了。
1934年元旦，22歲的黃萬里考取公費留學，遠赴美國，廣求名師，從天文、地質、氣象、氣候等基礎學科入手，研究水利工程。1935年獲康乃爾大學碩士，之後又到愛荷華大學、伊利諾斯大學攻讀博士，以地理學為第一副科，數學為第二副科。1937年26歲時獲伊利諾斯大學工程博士，是該校第七個博士，也是獲得該校工程博士學位的第一個中國人。他的博士論文《瞬時流率時程線學說》，運用氣象學、自然地理學和數學等得出通過暴雨推算洪流的科學方法，當時在世界上處於學科領先地位。為尋求治理江河的知識，在美國期間，他驅車45000英里，看遍了美國各大水利工程，並在田納西河域治理專區Norris壩上實習了4個月。1936年密西西比河特大洪水之後，該河管理機關請他坐船察看水情，直達出海口。這次穿越洶湧波濤的旅程，使他對治理祖國的江河有了更多的思考和感悟。
1937年，26歲的黃萬里博士學成歸國。當時東北大學、北洋大學、浙江大學都來聘他任教，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還親自登門邀請他擔任水利系主任，他以年輕為由婉辭。因為他當時迫切希望到江河實地進行勘察、調查，邊做實事邊積累資料。於是他出任了全國經濟委員會水利技正。半年後，抗戰爆發，他又來到內地，擔任四川省水利局的工程師、測量隊長、涪江航道工程處處長等職。
抗戰勝利後黃萬里從長江走向黃河，1947年任甘肅省水利局長。他走遍了黃河兩岸的窮鄉僻壤，親眼目睹了水土流失的嚴重，也深深體會了沿岸百姓的疾苦和淒涼。他通過不斷的勘察和思考，積累了大量水文地貌的資料和知識，也進一步認識了黃河的特性和規律。這是他此後對治理黃河長江提出種種真知灼見的堅實的基礎。
解放後，黃萬里曾一度擔任東北水利局顧問。1950年6月他回到母校唐山交通大學任教。1953年全國院系調整，他被調到清華大學任水利系教授，前後在清華將近五十年，直至去世。
（二）
千百年來，黃河水患一直困擾著中原大地。新中國成立後，人們多次議論治理方案，但是由於認識不一，始終沒有統一的方略。1953年起蘇聯援建的156項重點工程開始實施，其中就有黃河治理一項。第二年蘇聯專家組應邀來華對黃河進行大規模的考察勘查，幾個月之後提出了在三門峽設壩建水庫的方略。既然是蘇聯專家的主張（儘管後來蘇聯真正的泥沙專家譏諷我們請錯了人），於是就很快定案、一路綠燈，諸如在蘇聯專家指導下制定《黃河綜合利用規劃技術經濟報告》、政務院研究同意並提請在全國人大會上舉手通過、委託蘇聯有關部門設計三門峽工程方案、有關部門審查通過方案並組織施工等等，兩年間種種過場盡皆走完。1957年4月三門峽工程就正式開工了。
可這時黃萬里始終憂心忡忡地注視著這一切。他基於豐厚的理論學識和實際經驗、基於對國內外河流特別是黃河長江的多年勘察和瞭解、基於對國家安危人民禍福的深切關懷，極不讚同當時這套治黃方案。1956年5月他終於向黃河流域規劃委員會提交了《對於三門峽水庫現行規劃方法的意見》，就整個三門峽水庫規劃思想提出質疑。
在這份《意見書》裡，他認為，筑壩雖然有調節水流的有利一面，但必然破壞河沙的自然運行。「有壩萬事足，無泥一河清」的設計思想會造成歷史性的嚴重後果。
他認為，許多「專家」對於泥沙還有許多基本概念弄不清楚。必須明白，在坡面上的水土應該盡量保持在原地；但對於那些已經流入河槽裡的泥沙，卻相反地要督促它們繼續隨水流下去。這才是人們瞭解了自然規律而去利用它限制它、卻不是改變它的正確措施。那些故意要把泥沙留在庫內的設計思想是錯誤而有害的。主張在支流修攔沙壩是企圖改變客觀規律的措施，是不正確的。
他原則上反對在干流上建大水庫；如果非要筑壩建庫不可，必須盡量將泥沙沖刷出庫。他建議在壩底留有容量相當大的泄水洞。這是自然規律所指示的，我們必須留下這些洞，以免他年覺悟到需要刷沙時重新在壩裡開洞。
當時那些好大喜功、急於見到「聖人出、黃河清」的人們，對黃萬里的《意見書》幾乎不屑一顧。鑒於工程界存在種種不同議論，後來在周恩來的指示下，水利部於1957年6月10日至24日、也就是工程動工兩個月之後，召開了「三門峽水利樞紐討論會」。參加會議的有專家、教授70人。黃萬里出席了會議，並在會上進一步陳述了自己的意見。
他首先批評現行方案的規劃思路，即一門心思的「倒推法」：黃河最大的問題是洪水氾濫，如果下游河水不是又渾又急而是又清又慢就沒這問題了；怎麼能又清又慢呢?於是想像用水庫把泥沙和大水都攔住；但泥沙太多，洪水也很大，就需要大水庫：多大才夠呢?於是算出壩的高度來。黃萬里說:：「這不是通過全面經濟核算的綜合水利規劃」。
他不同意防洪只著眼於水庫這一思路。他認為不能忽略歷史上豐富的治河經驗：「堤工、河工、水工，壩工只是其中的一種」。他認為‘有壩萬事足，無泥一河清’的設計思想會造成歷史性的嚴重的後果，水土保持即使完成100%，清水下來還是要帶沙。以水土保持使黃河變清是歪曲客觀規律的。他指出當時這種方案，「是以上游堆沙來換取下游河道的不淤」。「將沙淤在上游，慢慢地造成上游地區鬧水災」，只不過「把現在的鬧災地位上移了幾百公里，時間錯後了一些」。他問這一方案的推動者：「三門峽以下河道你們不同意淤積，為什麼同意淤在三門峽以上呢?」
鑒於三門峽工程已成定局，他提出：如果執意要在三門峽修水庫，建議「壩下留底孔或採用其他的方法把沙排下去」，只有這樣，「把泥沙一直排下去，上游水災問題能解決，三門峽水庫壽命也可以延長，下游河道沖刷問題也可以少一些。除非是真的無能為力沒有辦法才留在水庫裡面。」
這次會上，還有一位年青的技術員溫善章力主降低壩高，建議修筑低壩。其他也有人提出種種問題，但絕大多數意見是一邊倒地詮釋蘇聯方案的正確、中央決策的英明。黃萬里基本上處於孤立的境地。這時反右運動已經開始，他由於發表在校報上的一篇文章，已在學校裡遭受咄咄逼人的批判和圍攻；但他完全不顧形勢的險惡，始終堅持並從容不迫地闡述了自己的正確主張。
所謂校報上的文章，便是那篇題為「花叢小語」的小說（內容簡介附後）。清華大學時任校長蔣南翔將它呈送到最高領袖那裡，最高領袖讀後忿然說：「這是什麼話！」於是，《人民日報》就出現了一個專登「右派」言論的欄目，冠以「什麼話」的欄名，「花叢小語」當然也在其中。而黃萬里反對三門峽工程、反對蘇聯方案，就成了又一個重大罪狀。接踵而來的清華大學的批判會和水利界的批判文章，異口同聲地聲稱，黃萬里企圖「取消黨對科學技術的領導」、「反對蘇聯專家」、「鼓吹外行不能領導內行」，是個道地的「右派」。其實那段時間毛澤東就對黃炎培說過，「你家也分左、中、右啊！」兩年以後，毛澤東又在廬山會議上指著彭德懷說，你和黃萬里一樣，腦後長著反骨！足見黃萬里「右派」的欽定性質了。不過當1958年清華大學黨委向黃萬里宣布劃他為「右派」的處分決定時，他倒是十分冷靜，而且擲地有聲地回答說：「伽裡略雖然被投進監獄，地球還是繞著太陽在轉！」
（三）
因言獲罪成了「右派」之後，黃萬里在政治上已劃入「敵人」陣營，儘管工程安危、人民疾苦還縈繞心頭，但是他已不再有任何發言權。而三門峽的命運，一如他的預料，真的是越來越糟。
1958年三門峽工程開始截流；1960年9月大壩建成，攔洪蓄水。是年潼關以上渭河大淤，水位漲到332.58米（離設計高程360米尚遠）時，泥沙淤積迅速發展；蓄水一年半後，有15億噸泥沙積在潼關到三門峽的河道裡，從無水患的渭河兩岸也不得不築起了防洪大堤，以後泥沙不斷向上延伸，威脅關中平原，直逼西安重鎮。至1963年，潼關河床已淤高4米多。又三年後，庫內淤積泥沙達34億立方米，幾乎是設計庫容的一半。庫區移民上下來回遷徙，背井離鄉，啼飢號寒，怨聲載道。為挽救危局，在周恩來的主持下，對工程作了兩次改建。第一次於1965起實施「兩洞四管」方案（改建四條鋼管、增建兩個隧洞），到1968年建成後水庫淤積略有減緩，但潼關以上河床「翹尾巴」淤積仍在延續。第二次於1969年，決定打開壩底八個導流底孔。這幾個底孔是1957年專家會議上黃萬里力爭保留的，可是施工時又根據蘇聯專家的要求全部堵塞了。這次化了八千萬元資金將它們打開，可是淤積情況已無法改變，改建後潼關河床仍比以前高出3米，而且淤積趨勢依然無法遏制。
三門峽水庫反覆折騰之時，黃萬里教授已被發配在江西鄱陽湖邊的農場勞動。1971年這個清華大學農場因遭血吸蟲肆虐致人死命而停辦，黃萬里被安排到三門峽工地繼續「改造」。據他後來自述：「我上午參加‘學習班’，俯首聽批。下午掃地。晚上可以自己想黃河的事。」
1973年他曾被允許在別人監視下進入潼關以下地區考察黃河、渭河的地貌河勢。他後來回憶道：「黃、渭之行，目睹中游人民遭受從下游移來的苦難，內心十分痛苦和同情。覺得自己如此努力學習並工作，曾何補於蒼生？茫然不知怎樣去報國。」他在《傾聽華縣畢家公社主任宇東梅報告三門峽壩建成的災害》一詩中沉痛抒懷：
聽罷畢家遭害苦，不禁簌簌淚交頤。暴洪施虐知攔阻，惡鹼侵農待溉漓。
凡此事先皆可見，一般律定莫相違。平生積學何所用，愧對蒼生老益悲。
出於這種憂國憂民的心懷，他曾向政府提出自己的補救方案和治黃方略，但遭到批判。直到1979年才被容許在有關的專業會議上講述自己的主張，但也得不到重視。三門峽水庫後來只得以報廢告終。2003年渭河流域水情並不嚴重，但卻釀成50年未遇的大災，受災人口515萬、農田1080萬畝。時任水利部副部長索麗生博士考察後坦陳：「三門峽水庫建成後，是以犧牲庫區和渭河流域為代價的，渭河變成了懸河了。」到這時候，連曾經力促工程上馬的前水利部長錢正英、院士張光斗也只好參與呼籲「三門峽停止蓄水、放棄發電」。但是四十多年間它帶來的重大損失和災難，卻是永遠無法彌補的了。
時光推移到了八十年代。人們又議論在中華民族的另一條母親河——長江上攔河筑壩，更加具有浪漫色彩的三峽工程呼之欲出。此時的黃萬里已經蒙恩「改正」，右派帽子已經甩進垃圾堆了。按理他可以理直氣壯地就他「平生積學」發言，一展他造福蒼生的襟懷了。可是在中國當前的體制下，他依然只能仰天長嘆而已。關於三峽工程問題，他曾六次上書中央（直至總書記）加以阻止，並要求與學界和設計部門公開討論，但全部杳無音信、不予理睬；1992年全國人大討論通過三峽議案之前，他要求中央領導騰出一個小時聽他陳述理由，可仍然置之不理。
在他的上書中有一段十分精煉的說明：「凡峽谷河流若原不通航，支流兩岸又少田地，像大渡河龔咀那樣，是可以攔河筑壩，利用水力發電的。儘管16年來這水庫已積滿卵石夾沙，失掉了調節洪水的能力，仍能利用自然水源的落差發電。但長江三峽卻不是這樣，這是黃金水道的上段，四條巨川排泄著侵蝕性盆地上的大量卵石進入峽谷，在水庫蓄水後這些卵石和泥沙就會堵塞住重慶港，上延抬高洪水位，淹沒田地。那裡水源豐富，生活著一億多人口，缺少的正是耕地。凡是這樣的地貌，決不可攔河筑壩。所以長江三峽根本不可修高壩，永遠不可修高壩。」
他在接受記者戴晴訪問時，曾經解釋過他的觀點：「作為水利工程師，我至今也不否認以適當的工程，在治理河流防止洪災的同時，應充分利用水流灌溉、航運、發電的潛能。但是大型水利工程的設計，不能只盯住工程本身，而要有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眼光和襟懷，設計者本人也應具有一定的水文、地質、地貌常識。具體到黃河和長江，我堅持認為，凡在干流的淤積河段上修壩，是絕對不可以的。比如三門峽和三峽。」「干流的淤積河段不可修壩」，這是他積幾十年研究考察得出的重要結論，這個結論已被三門峽的實踐所證明，可是有些人仍然固執地不予理會。
當然，今非昔比，九十年代的執政者已沒有五十年代的執政者那樣的底氣、可以動輒以言問罪、把人打入十八層地獄了。但是，他們手中有權，他們可以控制一切媒介、一切會議、一切公共平臺，讓你出不了聲（甚至當人民代表黃順興1992年在人大會議討論三峽提案時，事前報名要發言卻不給他機會，會場上他舉起了手執行主席卻視而不見，他站了起來拿起話筒可是擴音器卻突然不響了，他只好推出會場以示抗議）。當然，這些已不在本文敘述範圍內了，讀者有興趣可以看看著名記者戴晴寫的有關水利的多篇深度報導，就會有清晰的瞭解。戴晴女士近年開設了自己的博客，儘管一再遭到過濾和刪除，但總還有「漏網之魚」可尋，本文就不贅了。
黃萬里教授晚年多病，但始終挂記著黃河、長江的治理。他在2001年8月26日、九十大壽過後不久抱憾辭世。此前口授了如下的遺囑：「治江原是國家大事，「蓄」、「攔」、「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應以堤防「攔」為主。漢口段力求堤固，堤面臨水面宜打鋼板樁，背面宜石砌，以策萬全。盼注意注意。」他在遺囑中隻字未提個人及家事，直至生命的最後一息，想的還是祖國的江河安危，拳拳愛國愛民之心，真足以光照江河，彪炳千秋！
附：黃萬里1957年寫的小說《花叢小語》梗概
小說以一首題為「百花齊放頌（調寄賀新郎）」的詞開頭：
綠盡枝頭櫱，怎當他，春寒料峭，雨聲淒切？
記得梅花開獨早，珠蕾偏曾迸裂！
盼處士，杳無消息。
桃李臨風連影擺，怯輕寒，羞把嫩芽茁。
靜悄悄，微言絕。
忽來司命護花節，乘回風，撥開霾氣，宇清如澈。
人世烏煙瘴氣事，一霎熏銷燼滅。
翻瀲艷，芬香洋溢。
好鳥百花叢裡舞，這當兒．鼓起笙簧舌。
心自在，任翔逸。
小說的情節很簡單，說的是：田方生教授正在吟詞，碰到滿頭大汗的老友甄無忌來訪。甄無忌汗湧氣喘的原因是：「我老遠特從城裡來拜訪，誰知31路車只開到石油學院為止，害我徒步十里路。這條西郊公路是哪位寶貝工程師修的？」
接著又來了一位朋友賈有道。於是三個人開始了交談，田方生接著西郊公路的話茬說：「這公路是修得有些奇怪，在原始的土路基上不鋪大碎石的路床、卻直接鋪柏油碎石路面。今年春雪特別多，天暖融化後路面下的積水不及宣泄，因此路面受載重後就被壓碎。」
甄無忌就破口大罵市政府主管工程的領導：「照你說，這是工程設計的錯誤。王八蛋！市政府誰管這種事的？盡說美帝政治腐敗，那裡要真有這樣事，納稅人民就要起來叫喊，局長總工程師就當不成，市長下度競選就有困難！我國的人民總是最好說話的。你想，沿途到處翻漿，損失多麼大，交通已停止了好久，倒霉的總是人民！王八蛋！也不知該罵哪位坐大汽車的官大爺。」
罵過之後，甄無忌又來批評田方生的詞：「我看前半段還能反映實際，後半段，簡直是歌德派詩意，反映文人的無恥！」
「所謂歌德派是指專事歌功頌德的那派學者。還有一種‘但丁’詩人，但知盯住領導黨員，隨聲附和，就算立場堅定，其目的就更有問題了。歌德——但丁派學者最為無恥。」
接著這位激烈的甄無忌就乘興發揮開來：「我們國內的學者和人民代表們卻獨多歌德——但丁派詩人。你看，除掉去年的人民代表會還開始提些意見外，以往照例是以個人體會為歌德的內容，這真是世界議會制的奇蹟。我就不信一個政府會絕無缺點和錯誤，竟不需人民監督。企圖掩蓋一切，但求表面統一，就是現政制的特點。」
甄無忌興之所至，竟指名道姓地點評起自己身邊的當紅學者來：「只有他們能舍棄了自己認識了的真理，竭力靠攏組織，說得樣樣都好，才被稱為政治性強。論這些學者們的真實內容，則不是奴才便是棺材（官才）。你看，老蔡當年悶聲不響，虔誠地學習孟德爾遺傳學。一當什麼所長，不免在上任之前先批判一番。等到李森科學說不大時髦，於是又發表了《我的認識的三部曲》。近來赫魯曉夫又把李森科稱道了一番，且看他又怎樣說法。」
於是田方生也聯繫水利方面的事情說了起來：「你看章某原來有他自己的一套治理黃河的意見，等到三門峽計畫一出來，他立刻敏捷地放棄己見，大大歌德一番。並且附和著說：‘聖人出而黃河清’，從此下游河治。他竟肯放棄了水流必然趨向挾帶一定泥沙的原理，而厚顏地說黃水真會清的，下游真會一下就治好，以討好領導的黨和政府。試想，這樣做，對於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還是有害？他的動機是愛護政府還是愛護他自己的飯碗？這些人也就是我們的黨和政府最喜愛的人才。」
三個朋友決定「先幫助糾正修這條馬路中的錯誤。」
三人同意，當場起了一稿，提交代表，大意有三點：（1）這次馬路損壞究竟是必然的結果還是偶然的無法預計的災禍？（2）重修花了多少人民的冤枉錢，斷絕交通多少天，人民損失估計多少，公共汽車損失多少？（3）誰應負責？應怎樣處理？請求逐條解答，切勿無意或有意遺漏。——參閱《同舟共進》2004年第3期所刊黨治國、林祥榕、丁弘等人文章，《讀書》2002年第8期曾昭奮的文章，以及戴晴女士有關黃萬里、黃順興的水利系列深度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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