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京生：所謂的全球化和中國模式
《中國的出路》之四十一
中國的出路在哪裡？有很多的說法。都很有道理，但大多隻說了某個方面。有些朋友也說到了，是和政治體制改革有關。或者說是整個社會體制的改革或者革命。其中最關鍵的就是經濟體制的改革。很多朋友馬上會說；鄧小平早在三十年前不就已經搞了經濟體制改革，為什麼好像並沒有看到什麼出路呢？這是因為經濟體制有很多種類型。改不到正確的類型，結果就完全是牛頭不對馬嘴了。
簡單的說。就是雖然改掉了毛澤東式的全面壟斷的計畫經濟。但卻改成了官僚壟斷的半市場經濟。這種官僚壟斷的半市場經濟，和毛式計畫經濟是兩個極端。從人民所得的經濟利益來看；或者用國內流行的說法，從分配的角度看。一個是極端平均；一個是極端不公平。都沒有達到平衡的目標。也就是說，最好的經濟體系應該是公平和效率之間的平衡，而不是任何一個極端。
說得直白一些。就是社會經濟要發展就要有效率，要能調動人們的積極性。特別是能力比較強的那一部分人的積極性。這就需要有一定程度的貧富差距，滿足有能力的人的心理和生理的滿足感。即生活以外的各種需求，高於普通人民的特殊需求。這就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積極的那一半意義。
西方人發展市場經濟的最重大的教訓，就是在早期沒有注意到分配不公，也就是貧富差距的問題。貧富差距不僅僅造成社會的不穩定。而且不發展的本國市場直接就阻礙著經濟的發展。儘管有各種腐敗奢侈的經濟單元作補充，仍然不能調節市場狹小的缺陷。殖民地經濟就成為早期資本主義的重要調節器。隨之而來的就是社會越來越不穩定，終至發生世界大戰。經濟發展的成就毀於戰爭。
經過兩次世界大戰之後。人們漸漸的醒悟過來了。公平和效率一樣，是社會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另一條腿。分配不公的社會就像瘸子一樣，走不快而且會摔跤。純粹的市場經濟，是讓無理性非人性的市場主宰了人類；而不是人類主宰市場。結果就是主宰市場的少數人漸漸地非人性化；而人類卻被非人性的市場主宰著，壓榨著，剝削著。過著馬克思主義者所說的牛馬不如的生活。
改變這種形勢的方法就是由政府來調節分配，根據當時當地的人民需求和經濟水平，控制分配與發展之間的平衡。或者說找出效率與公平之間的平衡點。這就是戰後發展起來的民主政治。二次世界大戰表面上看起來是民主與專制之間的決戰。背後實際上是平衡發展的社會經濟體系，與專制高效率的經濟體系之間的決戰。
勝利後的西方人。更加懂得了民主政治的重要性。沒有民主政治，就不可能即時地調節市場經濟。就很難維持公平與效率之間的平衡。戰後一度盛行的所謂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就是在專制維持下的絕對公平的體制。歷史證明那就是一個相對沒有效率的體制。所以維持了不到半個世紀就垮掉了。一半猶猶豫豫一步三回頭地走向了民主；另一半則直接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這就是以經濟指標為唯一目標的官僚資本主義。所謂的中國模式。
鄧小平可能不是什麼馬克思主義者。但他至少是個列寧、斯大林主義者。保住共產黨的一黨專政是他的人生目標。所以在毛澤東體制失敗之後，他不願意放棄一黨專政。就無論如何也不讓中國走向民主。為此他接受了能夠保住一黨專政的經濟模式----官僚壟斷資本主義。妄想以高效率的競爭打敗民主，保住共產黨的江山。其實這也不是什麼獨特的中國模式。二戰前的德國和日本就是類似的官僚壟斷資本主義。它失敗的原因，正是市場不足導致不得不發動爭奪市場的戰爭。希特勒的理論基礎，就是爭奪生存空間。
那麼鄧小平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由美國資本家發起的全球化運動，給鄧小平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機會。這個運動的理論基礎倒並不新鮮，就是傳統的，早期資本主義的市場萬能理論。不過是把亞當斯密和李嘉圖的理論完善化而已。由於資本家的動機是追求利潤的最大化，他們就必然需要兩個條件。第一是廉價勞動力；第二是高價市場。在民主的環境中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跨越民主和專制的跨國經濟呢。就是有可能的。
鄧小平和趙紫陽在一些小國的經濟中看到了這種成功的模式。把它擴展到中國和西方這樣的大規模範圍內，就成了所謂的中國模式。這個模式的要害，或者說成功的關鍵。就是開闢民主國家和專制國家間的所謂自由貿易。用民主國家的廣闊的市場，來補充專制國家純粹市場經濟的市場短缺。充當早期資本主義的殖民地的角色。國家之間社會體制的不同，造成了商品價格的巨大落差。
這就是跨國公司能夠賺取超額利潤的原因。也是他們遊說民主政治；保護專制國家的根本原因。不要說中國，在最近北非國家的茉莉花革命中，西方民主國家的表現。就充分說明瞭跨國公司的操縱能力。也說明瞭商人是民主政治的天然盟友這個神話，一碰到利潤就會原形畢露。中國的利潤遠遠大於北非國家的總和。說商人會支持中國的民主，那還不如說烏龜會上樹呢。
在巨額利潤的支配下。西方的商人不惜說服本國政治家出賣本國的利益，何況是其他國家的人民。所謂的全球化和與國際接軌是什麼東西，我將在今後的節目中繼續給大家分析。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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