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壯士倖存者:憶420位弟兄浴血死守(組圖)

2011-07-12 14:12 作者:李莎

王文川接受採訪

91歲老壯士向記者回顧悲壯歷史

北京倖存者：420個兄弟浴血死守

王文川，是北京唯一的「八百壯士」倖存者，91歲高齡的他目前在西三旗附近的一家養老院裡安享晚年。

誰能想到，眼前這位少言寡語、與輪椅相伴了37年的老人，曾在四行倉庫保衛戰中，作為「八百壯士」的一員，與日軍浴血奮戰四晝夜，勇猛殺敵；撤出四行倉庫後，他和戰友身陷租界「孤軍營」被困四年。

後來，他淪為日軍戰俘被送往安徽做苦工，從敵人的刺刀尖上幸運逃脫，徒步三個月尋找大部隊……

這些傳奇般的經歷，王文川一直埋藏心底，直到2007年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副館長瀋建中到老人家中求證時，才揭開這個隱藏了大半個世紀的秘密。

2008年底，臺灣媒體披露巴布亞新幾內亞發現「八百壯士」遺骨的消息。從那之後，該消息一直牽動著老人的心，老人一遍一遍對採訪他的媒體吐露願望：「讓犧牲在海外的戰友們，早日魂歸故里！」

老人向記者講述起七十多年前那段悲壯的歷史。

淞滬抗戰　420人堅守四行倉庫

「中國不會亡，中國不會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謝團長；中國不會亡,中國不會亡,你看那八百壯士孤軍奮守東戰場。四方都是炮火,四方都是豺狼。寧願死、不退讓,寧願死、不投降……」王文川老人以這首當年膾炙人口的《八百壯士歌》，打開了話匣子。

1937年7月，日軍在盧溝橋製造了「盧溝橋事件」，發動了對中國的侵略戰爭。8月，日軍又在上海製造了「虹橋機場事件」，並以此為藉口，向上海增派了數十艘艦艇和3000多名陸戰隊員。國民革命軍陸軍第88師262旅在閘北率先向日本侵略者發起了進攻，打響了「八·一三淞滬抗戰」的第一槍。

回憶起初到上海時的戰鬥，王文川說：「八字橋的仗打得很苦，我們雖是精銳部隊，但裝備比日本鬼子差很多。」88師從八字橋開始，且戰且退，傷亡很大。

10月25日，大場陣地被日軍突破，國民黨軍隊退守滬西，許多人建議有秩序地退守經營了三年之久的防禦陣地，但蔣介石以國際聯盟開會在即，保持在上海的存在，要求撤退下來的三軍，在滬西擺開戰場，令88師留在閘北，死守上海。88師師長孫元良接到任務後，命令只留下一個團死守閘北，由中校團副謝晉元指揮，1個機槍連，3個步兵連，共420人留下堅守四行倉庫。

「我是88師524團1營4連的重機槍手。」雖然記性不大好，說話也時斷時續，老人卻能清楚地報出當年自己所在部隊的番號。四行倉庫保衛戰時，19歲的王文川是連裡唯一一挺重機槍的機槍手。

「四行倉庫就是我們的墳墓，人在陣地在！」

王文川老人回憶說，1937年10月26日晚，守衛大場防線的中國軍隊第88師262旅524團第1營400餘人在副團長謝晉元、營長楊瑞符的指揮下，奉命據守蘇州河北岸的四行倉庫，掩護主力部隊連夜西撤。

四行倉庫是四家銀行聯營的倉庫，六層高，是當時上海少有的高樓，牆體厚實，位於蘇州河邊。由於西面和北面已被日軍佔領,東面和南面是公共租界,使光復路上的四行倉庫，成了名副其實的「孤島」，王文川和他的戰友們也就成了孤軍。

「謝團長一開始就說：四行倉庫就是我們的墳墓，人在陣地在！」由於年事已高，老人記憶一年不如一年，講述起來非常吃力。大兒子王家賓和外孫女紹鐸根據過去聽老人提起過的情況，在一旁不時給他提示。

王文川說：「為了不讓敵人知道我們的實際人數，我們雖只有420人，但謝團長對外散佈‘煙幕’說有800人，以震懾敵人。」這成為了著名的「八百壯士」的由來。謝晉元後來曾寫詩道：「八百壯士八百兵，抗敵豪情以詩鳴。誰憐愛國千行淚，說到倭奴氣不平。」

「我一分鐘打250多發子彈」

與日軍抗擊的四天四夜，王文川的重機槍槍口始終對準虹口方向，晝夜不歇地開火。那裡，正是日本鬼子在上海的大本營。

「我的責任挺大的。」王文川說，自己使的重機槍叫「馬克沁」，打仗的時候，三個人用一挺，一個裝彈手，一個射擊手，還有一個瞄準手，而自己正是射擊手。「那時候，我一分鐘打250多發子彈。」王文川說。

敵人火力非常猛烈，謝團長吩咐大家，要不分晝夜監視對面的鬼子，敵人一露頭，就狠狠地打，不能讓他們靠近大樓！420名官兵分布在不同樓層，各就各位，誰都不准隨便離開自己的陣地，擅離陣地的後果是「就地正法」。

「我們當時一刻不停地打，誰都沒有一點怕的感覺，大家都沒想過可以活著出去，我的腦子裡就是一個‘死’字！」王文川說。

「戰友一個接一個在身邊倒下，我們根本沒有時間去難過，直接把戰友的遺體摞在一袋袋糧食壘成的掩體上面，掩護活著的人。餓了，就抓一把生糧食塞進嘴裡；渴了，就喝用來冷卻重機槍的循環水——這畢竟是熱水；困了，就靠在掩體上打個盹。」

「這場仗打得很苦，也很慘！」說到這裡，老人突然停下，頃刻間已泣不成聲，他顫抖著伸出雙手擦拭淚水。

「老劉犧牲，我繼續射擊」

王文川說，仗打得很慘烈，400多人的隊伍硬是和日本鬼子的大部隊展開鏖戰，其間究竟有多少戰友在戰鬥中犧牲，他當時根本就不知道，因為打仗時根本沒有時間顧及其他事。只是在戰鬥結束的時候，他才發現，400多人的隊伍僅剩下了不到200人。

裝彈手老劉犧牲的一幕，在王文川心裏，永遠無法磨滅。老人至今想起當時的情景，仍然激動得淚流滿面。

「我打著打著，突然發現沒有子彈了，老劉怎麼不送子彈了？我喊了老劉好幾聲，老劉怎麼不言語呢？我再去一摸，手上全是黏糊糊的血，老劉的腦袋已被打開了花，這麼活生生的一個人，轉眼之間就沒了。」王文川說。

王文川說：「他們本來要打的是我。」敵人的這一槍，本來瞄準的是王文川，要首先打掉他這個陣地要塞的重機槍手，「沒想到子彈射歪，命中了老劉的頭！」

「看到老劉死了，我已經打紅了眼了，繼續扣動扳機，腦子裡什麼都不想了。」老劉倒下了，迅速有其他戰友上來為王文川繼續裝子彈。王文川顧不上哀傷，繼續投入到戰鬥中。

在日軍的重重包圍下，守衛四行倉庫的「八百壯士」孤軍奮戰，誓死不退，堅持戰鬥四個晝夜，擊退了敵人在飛機、坦克、大炮掩護下的數十次進攻。

戰至30日，守軍接到了撤退命令，衝出重圍，退入英租界。這次英勇作戰，中國軍隊以寡敵眾，共擊斃日軍200餘名，被稱為奇蹟。

在孤軍營中，壯士們學會了吹口琴，圖中後排右三為王文川圖片由王文川提供

孤軍營壯士：淪為戰俘強被拆散

保衛戰後，倖存壯士遭囚禁，隨後--

四行倉庫保衛戰之後，倖存的不足200名「八百壯士」退入英租界。在之後四年時間裏，他們被英租界當局囚禁在上海膠洲公園的「孤軍營」裡。

王文川說，在孤軍營，「八百壯士」被鐵絲網圍在一個約15畝大的空地上，由租界的白俄士兵監守，不許走出半步。

上海市民因此稱這裡為「孤軍營」。

身陷孤軍營學會制肥皂、吹口琴

雖然身陷孤軍營，可官兵們並沒有因此而消沉。王文川說，「謝團長鼓勵大家學文化、學技術，把身體鍛練好了，有朝一日重返戰場。」謝晉元團長帶領戰士們自蓋營房，建起了禮堂、宿舍、廚房、籃球場、排球場和足球場；又開辦了制皂、織襪、織毛巾等工廠，孤軍的生產收入除用於補貼生活外，全部拿來支援抗戰。

王文川記得，全營每天4點半就起床，5點準時出早操。學文化的時候，士兵們還被編成小學、初中、高中三個班級，有算術、常識、歷史、地理等學科，愛國教育則是孤軍營裡每天的必修課。課餘大家還組織籃球隊、排球隊和戲劇組，開展文體活動。

「復旦大學的李老師教我們學文化、技術。」沒念過幾年書的王文川在孤軍營不僅學文化，還學會了織襪子、制肥皂、吹口琴。至今老人仍對當時在孤軍營中學到的東西印象深刻，能把「basketball」（籃球）和「football」（足球）等簡單的英文單詞清楚地說出來，還會吹口琴，許多曲子都是現在人們很少聽過的。

另外，謝晉元團長還曾送給王文川一架照相機，王文川用它拍過許多珍貴的照片，包括謝團長和外國人在孤軍營中打網球的照片。可惜多年之後，這架相機早已不知去向。在謝晉元孤軍營時期的日記裡，就提到過王文川喜好攝影。

目睹謝團長遇刺　對漢奸恨得直咬牙

1941年4月24日，王文川永遠忘不了那一天，他親眼目睹謝團長遇刺。謝團長的死讓王文川觸動很深，每每想到當時的慘景，他就難以抑制內心的激憤。

「早上5點，大家出早操，有四個人來晚了。謝團長上前問‘為什麼這麼晚？’，這四個人卻突然掏出匕首，一起朝謝團長刺去。當我們明白是怎麼一回事時，謝團長已倒在地上了！」提起謝晉元一聲沒吭就倒在血泊中的慘景，王文川再度掩面而泣，久久說不出話來。

王文川說，後來，謝團長被戰士們送到附近醫院搶救，但終因傷勢過重含恨而死，「那年他才37歲啊！」據說，殺害謝晉元的四個人都是王文川的戰友，可當時已被汪偽政府收買，「這四個叛徒、漢奸！」雖已事隔多年，老人說到這裡仍恨得直咬牙。

淪為日軍戰俘孤軍營戰友被拆散

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12月28日，日軍突入孤軍營，被困「孤軍營」四年的「八百壯士」又淪為日軍的戰俘。

不久，他們被日軍分成了幾部分，王文川等人被送到安徽蕪湖做裝煤工，還有一部分人被送到遙遠偏僻的島國巴布亞新幾內亞當奴工。

王文川說：「當時情況很亂，孤軍營的戰友們一下子被日本鬼子拆散了，從此大家就走散了，不知道誰去了哪裡，多少人和我一起去了安徽做苦力。如果不是在一位老鄉的幫助下逃了出來，我肯定也被送到海外當奴工了！」

在老鄉幫助下逃脫日軍「魔掌」

說起這段經歷，王文川提到了一個他這輩子最想感謝而又無法感謝的人。當年，王文川在安徽蕪湖裕溪口做裝卸煤炭的苦力工時，在一個老鄉的幫助下，逃脫了日軍的「魔掌」，最終重獲自由。而王文川至今都無法知道這位老鄉的名字。

老人講述了當年這段「虎口」脫險的經歷。一天，這個老鄉把王文川藏到了自己家茅草屋的頂棚上，想趁日本人不注意的時候幫助他逃跑。日本人收工點名時，發現少了一個人，就派出一個連的隊伍到處搜查。晚上，趁鬼子不備，王文川逃出了村子。

「如果被日本人查出來，這老鄉全家人的性命就沒了！他用一家三口人的性命，保護了我的逃亡啊！」這救命之恩讓王文川永生難忘，「可是後來我再也沒機會報答那個老鄉了。」說到這，老人有些激動，聲音顫抖起來。

從蕪湖逃出來後，王文川一路討飯，一路打聽，尋找國民黨的散兵收容所。僅憑兩條腿，他整整走了三個月，最後終於到達重慶大坪的國民黨散兵收容所。

秘密埋心底塵封大半世紀

投奔重慶散兵收容所幾個月後，王文川被調到北平的國民黨陸軍總院做了一名軍需官，並結婚育子。1949年後，王文川留在了北京，成為機械廠的一名普通工人。

王文川有5個子女，如今都已年過半百，而對父親這段身為「八百壯士」的經歷，他們此前卻從未聽父親提起過。直到2007年，這個埋藏在王文川心裏大半個世紀的秘密，才被兒女們發現了。

因為自己曾是國軍的一名士兵，「文革」時期，王文川怕受到影響，一直將自己的這段歷史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37年前的一次突發腦溢血導致癱瘓，使王文川再也離不開輪椅。在許多人眼裡，這位老人就是一個少言寡語、癱瘓多年的退休工人，誰都不知道他的過去。

七十年後重返四行倉庫

2007年3月，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在謝晉元兒子家中保留的名冊和謝晉元的日記中找到王文川的名字和點滴記錄後，副館長瀋建中親自來京，才為老英雄驗明瞭身份：王文川正是當年四行倉庫的「八百壯士」之一。老人這才提起自己當年作為「八百壯士」的經歷。

2007年8月13日是上海淞滬抗戰70週年紀念日，8月11日，王文川特意從北京趕到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看看當年曾經戰鬥過的四行倉庫，這是他在四行倉庫保衛戰結束七十年後，首次重回故地。

在淞滬抗戰紀念館，王文川見到了當年的戰友——目前在上海的郭興發，兩位老戰友重逢百感交集。王文川還到謝晉元的墓前獻花。這一個個感人的場景都被記錄在了照片中，老人一直小心保留著這些照片，並時常拿出來看。

最後心願海外壯士魂歸故里

然而現在，老人還有一個心願未了，就是讓犧牲在海外的「八百壯士」的遺骨早日回家。

「他們活著的時候背井離鄉，死了總該魂歸故土！」王文川說，當年不知道有多少戰友被送往海外做苦役，也不記得他們都是誰，但感謝海外華人華僑和兩岸熱心網友發起的活動，希望通過大家的努力，能盡快查實葬在海外的「八百壯士」的名單，讓他們早日魂歸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