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一家當代雜誌還有民國遺風」
——傅國湧答《傳媒青年》

那是個最好的時代,也是個最壞的時代。

雜誌民國裡的時代,民國雜誌裡的思想,多是我們今天都無法企及的,那些飄散在歷史中的碎片,那些浸透著文化和思想,飽滿著精神和氣質的風骨,令人嚮往不堪卻又難以追尋。

《傳媒青年》:您最喜歡的民國報刊雜誌是哪一家,原因是什麼呢?

傅國湧:如果只能說一家,我最欣賞的當然是1926到1949的《大公報》。在報業史上被叫做新記《大公報》。《大公報》是1902年開辦的,1926年張季鸞、胡政之、吳鼎昌以新記公司的名義接辦,在他們手裡,《大公報》成為中國新聞史上最成熟的報紙,也成為媒體行業裡的巔峰,目前有一家報刊雜誌可以超越它的水準。根本原因在於,這家報紙創造性地提出了四個「不」,「不黨」、「不賣」、「不私」、「不盲」。而在這之前的中國報刊,還沒有哪家這麼概括性地的提出報刊媒體所應當承擔的責任。這四個「不」從根本上顯示了其創辦方針的獨立性。具體說來,它的精神實質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對官方權力的獨立,二是對大眾輿論的盲從。然而一家商業報刊創辦所講求的是銷量,大公報不以這一點為根本考慮方案,更加體現出了它的不凡。

《傳媒青年》:您最推崇的民國報人是誰?

傅國湧:張季鸞。因為就是他把中國報業推到了最高峰。他寫的評論迄今為止評論界無人能超越那樣的水準。其評判的準確性深刻性,以及對問題的見解獨到,達到了完美的結合,從中很難看到瑕疵,尤其是他對中國時局的深刻認識和準確表達。在他主持《大公報》的1926年到他去世的1941年,這15年的時間裏,寫了大量的評論,這些評論直接針對當時的重大政治問題,而且抓住了問題的要害,對輿論產生了正面的影響,且直接影響了時局。他寫的另一種文字並不是就某一個事件進行評論,而是分析大時代裡的整個民族的命運。迄今為止,仍是中國評論史上的標本,言論史上創立規範的標誌。除了評論文字以外,他在編輯組稿方面也都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傳媒青年》:您覺得民國氣質是一種從容不迫與靜水深流?(語出其博客)那這種氣質如何體現於民國報刊與報人的靈魂中呢?

傅國湧:靜水流深,可以說是民國氣質裡的一個方面。但民國報刊的氣質有他激進的一面,因為那個時代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年代。有其包容性。

《傳媒青年》:我是一個中文系的學生,在學校裡耳濡目染聽聞的更多是:民國報人身上的氣質都帶有很強的烈性。對,就是烈性這個詞兒。這兩種腔調矛盾嗎?您怎麼看。

傅國湧:民國氣質,最本質的東西就是包容性。既容納了魯迅的烈性風格,也容納了胡適那種平淡、溫和的普世價值,當然同時在報刊上也呈現了像周作人風格的小品文,也有張愛玲的風韻,沈從文的格調,與蔣光慈的激烈。然而經過百年沉澱,在民國年間,從容不迫靜水深流成為那個時代人最嚮往的生活方式。

但當時,就是提倡包容,比如激進的左翼、無政府主義與溫和的自由主義可以共生。李大釗是共產主義者,而胡適提倡的卻是自由主義,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在生活中是朋友。即便政治立場不同,在 生活上可以共事,這在當時太普遍了。民國戰亂動盪,但另一面文化上的中西碰撞所產生的開放性、包容性,使得即便是國民黨一黨專政時代,敢於說真話的媒體到處都是,報紙雜誌像《大公報》《新民報》與《文匯報》這些著名的報刊都依托那個年代的土壤而生存。

《生活》雜誌曾經一度偏左,依舊頑強地成為銷量冠軍。而在國民黨垮臺前的《觀察》,最高銷量也達到十多萬份。而更大眾化的《良友》畫報,也是當時任何一家政府報刊說不能企及的。

《傳媒青年》:您在您發表的文章裡曾經提到過「公民語言」這個概念。摒棄奴性,不趨炎附勢,以一個真正公民的身份為民眾說話,並且說的是實話。這樣的精神氣兒在那個時代體現在報刊雜誌上的例子大概比比皆是。然而當下媒體中,無論是專業時評還是新聞報導,處處體現了維護主流意識形態的作風,真正用平實但鞭辟入裡的語言為民眾說話的不多。您覺得,什麼原因造成了這種現象?

傅國湧:首先是時局的原因,使得長期處在黑暗中的知識份子,慢慢被黑暗所吞噬,同化了,連自己也發不出亮光來了。不過,其實就算在在最沒有自由的空間、年代裡,只要內心有公民的價值,內心有公民的訴求,內心有擔當,還是能用自己的那一套功能語言的,儘管打了折扣。當然今天我們通過網際網路,以及部分報紙的部分欄目,也能看到作家的公民語言,不全是用奴才式的、用傳媒語言來表達的。當然這樣的聲音弱了一點,小了一點,還是有所作為的。

《傳媒青年》:人們人們常常說,相忘於江湖不如相望於江湖。那個年代我們常常看到,在同一份期刊比如《語絲》,只一期裡就有著林語堂、周作人與魯迅激烈的論戰,也有俞平伯與鄭振鐸君子爭論;不管是彼此矛盾以至顧頡剛、錢玄同的抵抗,還是政治、同仁、商業的糾纏;我們看到的是,這背後,包容著多少自由的論爭,和最後如送戰友般的結束,您能再為我們舉一個這樣的例子嗎?您覺得我們今天還需要這樣的論戰陣地嗎?

傅國湧:民國時代,有很多的事情並沒有那麼美好。如魯迅和顧頡剛,魯迅對顧頡剛始終有鄙視挖苦。我先舉一個你說的例子,像陳獨秀與胡適,陳獨秀堅持革命道路,胡適則選擇了思想與文學啟蒙。但是當陳獨秀被捕,每次都有胡適為他呼籲,為他奔走。儘管政治立場不同,但是不妨礙朋友之間的情感。整個民國,不但是政治文化名人之間,普通人之間也有即便政治立場不同但是惺惺相惜的例子。那個年代的互相對立,比如魯迅和周作人,都是私人因素。魯迅說:一個都不寬恕。所以他對陳西瀅、梁實秋等都是非常刻薄。而今天看來,魯迅並不是完人,並不都是對的。民國文化並不是以魯迅為中心,魯迅作為「文化旗手」佔據的平臺還不如張季鸞,因此我們今天獲得的信息不對稱的,真正要理解那個時代,看看當時的報紙,有很多激進的聲音不佔據主流,而胡適、張季鸞才是真正的主流。張季鸞為當時的人說話,在新聞與言論史上的地位無人能及。

《傳媒青年》:當代的媒體中,哪一家最具有民國遺風?

傅國湧:一家都沒有。將來有沒有我不知道,也許會有,也許還可能超越那個時代,但就現在來看是沒有的。

《傳媒青年》:請您總結一下民國雜誌的精神實質。

傅國湧:民國報刊的精神實質是文人論政。這是我一直在追尋的失去的傳統。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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