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新塘鎮之亂是未來社會危機的預警(圖)

2011-06-25 12:58 作者:笑蜀

新塘防暴警察（看中國配圖）

最近有兩篇舊文，在網際網路，尤其是微博上被反覆提到。一篇是獨立學者莫之許2006年的舊文《即將到來的城市內戰》；一篇是我2007年的舊文《我所恐懼的城鄉戰爭》。人們舊話重提，顯然是因為剛剛發生的潮州之亂和新塘之亂。它們都帶有族群衝突的特徵，即外來民工與城市土著居民衝突的特徵，似乎被知識界如莫之許和我之類的烏鴉嘴不幸言中。

這其實不算什麼，因為，這一切本不難預見。在《我所恐懼的城鄉戰爭》中，我曾如此斷言：

其一，中國農村問題，最根本的問題可能是城鄉隔離問題。其惡果，將主要不是在農村本土呈現出來，而是已經並將繼續在都市中呈現出來。這就是流民問題。歷史上大的動亂，往往都以流民的充分捲入為一個基本的前提。流民一起，往往若江河潰堤，其勢不可阻擋；而且往往不問青紅皂白，打倒一切，衝決一切。有如一把野火燒過，燒成一片焦土，燒成一片洪荒。在一片洪荒之上，只好一切從頭再來。

其二，過於不平衡，過於違背天理和人道的東西，都是沒有生命力的，都是有報應的。城市砍手黨只是這種報應的初級階段。畢竟經濟還在增長之中，現有就業空間還能維持。但經濟有漲有落，不可能總是一路高歌。但凡經濟有大的收縮，然後就業空間相應收縮，千千萬萬農民工，尤其是那些已經習慣了都市生活、已經徹底抗拒鄉村的新生代民工，他們將何去何從？他們中的大多數將毫無選擇，只能淪為流民。

其三，這就是說，我關注的農村，不是原來意義上的農村，而是農民工進城之後形成的、以農民工為主體的農村，即城市中的農村。中國當下的農村問題，實際上主要集中到了城市；可能爆發的城鄉衝突，將主要不是在獨立的農村跟獨立的城市之間展開，而是在城市本土和寄居在、混雜在城市中的農村之間展開。

現在回頭來看，這些斷言中，我認為最有價值的，是經濟收縮必然引爆流民危機的斷言。剛剛沉寂的廣州下轄的增城市新塘鎮之亂，其中一個間接推手，應該就是經濟收縮。新塘為世界牛仔褲之都，全球每三條牛仔褲中，就有一條出自新塘。但年初迄今，新塘牛仔褲生產線，居然停工一半。大批農民工失業，但又不可能返鄉——他們都屬於80-90後，多數已經失去了自己的故鄉。他們現在所駐足的城市，才是他們的棲居地，然而，這城市的大門卻對他們緊閉。他們就成了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無根漂流的遊牧一族。

換句話說，他們是社會排斥的受害者。他們年輕，他們有活力，更重要的是，他們有夢想，他們從小生活於城市社會，瞭解而且強烈嚮往城市，但是，儘管他們使盡渾身解數，他們中的大多數，仍然不得其門而入，夢想注定碰壁。因為制度安排，本就沒有給他們的夢想預留空間。社會排斥體制本身，即前述「過於不平衡，過於違背天理和人道的東西」，不會沒有代價。只不過由於經濟的持續高增長，深刻的問題被掩蓋了，代價的到來被推遲了。

但掩蓋和推遲不可能是無限期的。以社會排斥為顯著特徵的傳統體制，可能是世界上對維持條件要求最苛刻的一種體制，即所有維持條件都必須最優：最優的國際環境，主要是和平；最優的國內環境，也主要是和平；埋頭奔富而對政治沒有興趣的大眾；最後也最重要的，是經濟的持續高增長。諸多最優條件缺一不可。哪方面都不能出問題，出了都可能有多米諾骨牌效應。

幸運的是，近20年來，這些最苛刻的維持條件，居然統統得到滿足。就此而言，近20年的確可以說是歷史上最好的年代。所謂盛世的高調，所謂大國崛起的高調，皆由此而來。但醺醺然者不懂，這個最好的年代並非常態，它是以巨大社會風險來換取的。種種社會矛盾和衝突，都以天價維穩強行壓制下去，不使其有任何露頭的機會。社會矛盾和衝突並沒有得到解決，而是用不斷攀高的防洪堤把它們硬性圍了起來，形成一個又一個社會治理上尤其是人心上的堰塞湖。

所有社會風險中最高也最難解的風險之一，即為農民工普遍的挫敗感。農民工中不乏精英，如果不是因為階層固化，他們本可以像1980年代的很多前輩那樣，完全憑個人奮鬥，比如學業上的一枝獨秀，改變自己的命運而跨入社會主流。但現在他們再沒有那樣的上升通道，只能聽任自己被底層化、被邊緣化，心中的憤懣，可想而知。

城市治理的失序，於農民工更是雪上加霜。城市社會尤其是城鄉接合部，基層維穩力量已經一定程度上黑惡化。筆者曾目睹某城中村一塌樓事件的緊急處置，拉警戒線封鎖現場的居然既非警察，亦非城管，而是清一色的當地爛仔。後來得知，他們都屬於該城中村的所謂治安隊。這種現象為城市社會所多有。當初在廣州街頭窮追孫志剛的，就是這樣的治安隊爛仔。孫志剛之死終結了收容遣送制度，但並沒有改善治安隊體制。治安隊中的爛仔也屬於社會底層，有身份的人他們不敢欺負，本地人他們不敢欺負。他們能夠欺辱和盤剝的，不能不主要是同處社會底層的外來攤販和外來務工人員。

新塘之亂的導火線，正是治安隊與外來攤販的衝突。衝突真相，當地政府與公眾各執一詞。但這時真相如何其實不重要，重要的是，衝突之前，農民工的種種遭遇，已經足以完成憤懣情緒的升級。跟城市主流社會是排斥關係，跟企業是排斥關係，這些也都罷了，居然跟同處底層的當地爛仔也是排斥關係，是可忍孰不可忍。憤懣情緒就這樣潛滋暗長，一旦接近沸點，需要的就只是題材。新塘之亂中攤販孕婦被打，不過一個題材而已。

這才是所有中國問題中，最值得認真對待的問題。一旦經濟上出現短板，即經濟持續高增長的最優條件不復存在，潘多拉的盒子就會打開，就會進入社會災害高發期。更堪憂的是，豈止新塘，如果經濟轉入低增長，則千千萬萬農民工就會像洪水突然從高峽水庫中釋放出來一樣，社會如果沒有為他們準備好排洪道，譬如能夠維持基本生存的社會保障，良好的城市社會治理秩序，公正平等的融入機制，等等。那麼，彷彿從天而降的千千萬萬失業農民工，馬上就會匯入到流民、遊民隊伍之中。

在此意義上，新塘之亂毋寧說是再明顯不過的一次預警。我們是像過去那樣，把這預警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擺平了事，還是正視它，認真解剖它，以期瞭然真問題的肌理，方便對症下藥呢？這關係到我們所有人的未來，豈容馬虎。

（作者系資深媒體人士）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