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車禍去世 父母忍痛捐器官救人(組圖)


張磊生前留影

我是被這樣一條消息擊中的:「兩位重度角膜炎患者重見光明;兩位尿毒症患者有了新的腎臟;一位肝硬化患者有了生的希望,這些幸運,都來自一位因車禍去世的年僅22歲的湖北武漢大學生。他的父母忍痛捐出他的器官,他們相信,通過這樣的方式,兒子就還活著,一直活著……」

這個故事催促著我啟程。第二天,6月11日,我從北京到達武漢,試圖找到逝者父母。但武漢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在聽說我的採訪要求後卻表現得很為難,這對夫婦並不想面對媒體,已經拒絕了所有採訪,甚至當獲取器官手術進行時有人帶著相機混入現場,閃光燈一閃,都被他們趕了出去。最後,我輾轉從這家人的親戚那裡要到了一個固定電話號碼。

他們生活在距離武漢150多公里的荊門市京山縣。我在兩場暴雨間短暫的空擋中到達京山,晚上8點,撥通了那部電話。

「沒什麼可說的,我們只是做了一點很平凡的事,請你們不要來打擾我們的生活!」父親張天銳接聽了電話,他嗓門很大,聲音聽上去有些憤怒。

我反覆地向他說明來意,但他都毫不猶豫地拒絕了。可當我告訴他,我只比他的兒子大3歲時,他沉默了一陣。

我說:「別把我當成記者,就當成您兒子的同學吧。」

他摀住話筒,似乎是和身邊的妻子商量了幾句,然後,像是下了很大的決心,「那你過來吧。」

「畢業了我就找個事做,你和爸都不用這麼辛苦了。」

我沒想到,眼前會出現這樣一對父母。

張天銳今年49歲,他穿著一件深藍色的舊背心,又黑又瘦,滿臉鬍渣,總是皺著眉,額頭上的皺紋就像是用刀刻上去的。當我主動向他伸出手時,感覺像握著一塊粗糙的石頭。母親胡久紅48歲,是個矮小的女人,她撩起褲腿時,會看到右腿只有左腿一半粗細,小兒麻痺症影響了她的一生。她走起路來很慢,一腳高一腳低。

在一間門市房前,張天銳拉起卷帘門,神情木然地說:「這就是我們的家,所有的家當。」

事實上,這是一個30多平方米的鋪面,屋子被一個小木櫃象徵性地隔成兩半。外面半間幾乎被幾十桶髒乎乎的煤氣罐塞滿了,僅僅留出一條通道。屋裡到處是煤氣味。


張天銳在家中

裡面10平方米左右的半間才是這個家庭真正生活的地方。張天銳坐在一張可以半躺著的竹椅上,胡久紅拉過磚頭大小的木凳坐下來,我是客人,被讓到了僅剩的一張靠背椅上。

胡久紅垂著頭說:「家裡只有3張凳子,碗也不夠,所以兒子不大把朋友往屋裡帶,沒地方坐。」

這是一間小到毫無遮蔽的房間,除去一個淡綠色的冰箱和一臺100元錢買回來的二手彩電,再沒什麼像樣的家電。一張雙人床和一張單人床沿著牆依次擺放。胡久紅扶住那張木製的小床,「原來兒子就睡在這,這麼大的孩子,從來沒自己住過一間房。」停頓了一下,她接著嘆氣道,「沒辦法,太困難了。」

就連這間簡陋的屋子也不是他們的財產,而是每月500元租來的。在他們的月工資只有四五十元的時候,這對夫婦就下崗了。除了力氣,他們再沒有什麼求生的本領。張天銳做起了搬運工,每爬上高樓換一個重達30公斤的煤氣罐,他能獲得5元報酬。而妻子因為殘疾,只能在家洗衣做飯,幾乎沒有收入。

他們唯一的孩子名叫張磊,今年22歲。就在上個月,他剛剛結束在湖北中醫藥大學繼續教育學院護理專業的學校生涯,也完成了在京山中醫院的實習任務。這個家庭還欠著學校一年的學費——4800元。這筆錢,他們很快就要攢夠了。未來的生活看上去挺有盼頭,等交了錢拿到畢業證,張磊也許就將成為醫護行業中稀缺的男護士。

坐在他們瀰漫著煤氣味的家裡,張磊空蕩蕩的硬板床就在我背後。過去,張天銳每個月給兒子400元生活費,後來物價漲了,張磊的生活費也漲到了600元。對張家來說,這筆錢得攢上好一陣子,張天銳必須為此扛上120個煤氣罐。胡久紅從來沒有將這筆錢一次性匯出過,只能每10天給武漢的兒子寄出200元。

我問他們:「張磊抱怨過嗎?」

母親沉默地搖搖頭。父親卻盯著牆邊一輛鏽跡斑斑的手推車。每逢放假,張磊就推著小車去附近幫父親送氣。「他不像別個的兒子那麼聰明、讀書好,但就是蠻聽話也蠻老實。」張天銳慢慢地說。

胡久紅突然想起,就在幾個星期前,兒子在家裡一邊幫她洗衣,一邊憧憬:「畢業了我就找個事做,不管是好工作還是差工作,你和爸都不用這麼辛苦了,爸不用再去搬‘罈子’了。」一家人也曾在吃晚飯時打算,如果有機會,就讓年輕人去南方闖闖,存夠了錢,可以回到這座縣城裡貸款買自己的房子。

「你醒過來吧,你這麼孝敬爸爸媽媽,就醒過來看看我們吧。」

5月31日早上6點半,張天銳像每天一樣早早開始準備一天的活計。張磊也起床了,他剛剛結束在京山中醫院的實習,那天正準備去醫院取實習鑑定。

聽他醫院的同事說,張磊是個聽話的孩子,很受醫生老師們的喜歡。如無意外,那份鑑定應該寫得挺漂亮。張天銳也記得,兒子心情不錯,像往常一樣穿著T恤和短褲,7點鐘就出門了。

可已經開始送「氣罈子」的張天銳並不知道,張磊並沒有走出太遠。僅僅在離家不到1000米的十字路口,這個只有22歲的年輕人被一輛農用汽車撞倒。據說,當時下著小雨,好心的路人撥打了120,又用雨傘遮住了已經失去意識的張磊。

20分鐘後,他被送往京山縣人民醫院的重症監護室。

事實上,那時除了頭上一點擦傷外,他的身體表面並沒有明顯的外傷。當張天銳和妻子接到醫院打來的電話時,他們帶著家裡僅有的2000元現金趕往醫院。看過兒子,這對父母樂觀地相信,張磊幾天後就能轉去普通病房。

胡久紅決定在監護室外陪著兒子,讓丈夫回家看店。他們一天也不敢丟掉自己的小生意,無論是半夜12點,還是凌晨3點,餐館或早點鋪的老闆只要打一個電話,張天銳就必須馬上將煤氣罐送到。

可管床醫生袁以剛卻知道,他面對的這個「蠻年輕帥氣的小夥子」情況並不樂觀。在對大腦進行CT掃瞄後,他發現張磊的腦幹已經受到嚴重損傷。6月2日,病人呈瀰漫性腦腫脹,瞳孔變大。醫院決定迅速為他進行開顱手術,三四個小時後,手術結束,瞳孔縮小。但第二天,同樣的症狀再次出現。當晚,張磊已經無法進行自主呼吸,不得不插上呼吸機。25個小時後,醫生向家屬宣告:「從臨床上看,病人已經腦死亡。」

這對貧窮的夫婦從未有一刻想要放棄自己的孩子。守在病房裡的胡久紅拉著袁以剛的手,只機械地重複著同一句話:「醫生,救救我兒子吧,就算只是個植物人也好。」

那個年輕人躺在病床上,看起來就像是隨時要醒來的樣子。父母拉著他的手,哭著呼喚:「張磊,你醒過來吧,你這麼孝敬爸爸媽媽,就醒過來看看我們吧。」年輕的女友程麗(化名)用手機在他耳邊播放了他們曾經一起唱過的《我想大聲告訴你》。

可是奇蹟並沒有出現,沒有一種聲音能將張磊喚醒。按照親戚們的指點,夫婦倆去菜市場買了一條野生河魚,然後在河水裡將魚放生。隨後,他們又將兒子的衣服褲子收好,請人帶去「收魂」。胡久紅感到,自己就像瘋了一樣,「只要能救兒子,我們什麼方法都不拒絕」。

他們不懂,躺在病床上的張磊還有心跳,怎麼就被宣告了「死亡」。醫生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向圍住他的病人家屬解釋腦死亡的含義:病人無自主呼吸,一切反射消失,腦電靜止。

幾個小時後,這對夫婦終於接受了這絕望的現實,整個人癱倒在地上。

我沒敢再細問當時的情形。但屋裡的悲傷比煤氣味還要濃,張天銳用雙手摀住了臉,「孩子就是我們的希望啊,現在,希望變成了肥皂泡,什麼都沒了。」

「是不是捐得太多了?孩子身上要到處動刀子,疼啊。」

6月5日早上8點,張天銳癱在病房前「動都不能動」,胡久紅被自己的姐姐攙扶著走進醫生辦公室。她小聲地向在場的醫生說出自己的決定:「兒子沒希望治好了,我們想把他的器官捐出來。」

這是個不大的縣城。一個當地人悄悄告訴我:「這裡很忌諱這個,要留個全屍,如果傳出去了,恐怕在當地連生活都生活不下去。」

可是最初,胡久紅還來不及考慮這些。醫生向她解釋「腦死亡」時,曾經提到國外的人對腦死亡的接受度比較高,很多腦死亡患者都進行了器官捐獻。那時,這個母親已經接近崩潰,但這句話卻好像突然給了她啟示。

在家裡,夫妻倆每天辛苦工作之餘,唯一的娛樂生活就是打開那臺100元的破電視。他們捨不得買機頂盒,便偷偷地將一條天線接出屋外。儘管只能收看到中央一臺和京山縣電視臺,可電視劇裡「捐眼角膜」的情節卻曾深深地打動過他們。

張磊被宣布「腦死亡」的那一晚,夫妻倆仍舊守在病房外。矮小的母親靠著醫院的白瓷磚牆壁,她站不穩,眼睛也哭壞了,連報紙上的字都看不清。

「當時什麼感覺都沒得,就是痛苦。」胡久紅呆坐在小板凳上,說到那個晚上,眼裡幾乎沒有了光。

她幻想著有人來救救兒子,大腦壞了,能再移植一個健康的大腦嗎?不能,當然不能。「我那時就想,醫院裡別人的孩子,也許肝壞了,腎壞了,他們也像張磊一樣,等人救啊。」

當胡久紅把捐獻器官的念頭提出來時,周圍的親戚們都沉默了,沒有人表示贊同。這個小個子女人一輩子都脾氣溫順,只有這一次,倔強得令人吃驚。「孩子是我生的,我有這個權利!」她不容分說。

如今,這對夫妻已經記不清,他們在這個念頭上究竟來來回回地掙紮了多久。兩人整夜抱頭痛哭,張天銳決定順從妻子的主意。「孩子燒了,也是一把灰,捐了,沒白來這世上一次。」他一邊說著,一邊起身從櫃子裡拿出張磊已被磨卷邊兒的學生證,讓我看上面的證件照。那是個相貌清秀的小夥子,正對著鏡頭微笑。

在整個縣城裡,這是第一宗遺體器官捐獻的案例。最初,醫護人員們甚至不知道捐獻該從何入手。一位泌尿科醫生主動提出,自己曾經在武漢參加過器官移植方面的培訓,可以幫忙聯繫武漢市紅十字會。

6月5日上午11點10分,武漢市紅十字會器官捐獻管理中心負責人駱鋼強帶著3名醫生趕到京山縣城。

這是他第一次在重症監護室外見到張磊的父母。那時,胡久紅垂頭喪氣地坐在病房外發呆,「很可憐的樣子」,張天銳則躺在醫院的地上,「看起來已經筋疲力盡了」。這對匆匆做出決定的夫婦還不清楚自己即將面對什麼。他們甚至不知道兒子究竟有哪些器官可以捐獻。

胡久紅心裏想著,就捐對眼角膜吧。

可駱鋼強卻發現,年輕的張磊身體健康。他嘗試著提出,眼角膜、肝臟、腎臟和一部分皮膚都可以進行捐獻。

對於這名已經在紅十字會工作了20多年的工作人員來說,「勸捐」絕不是輕鬆的工作。最常見的情況是,他會被憤怒的家屬連推帶搡攆出醫院,「你怎麼找到這裡的?滾!」

可眼前的夫妻倆,除了悲傷,反應很平靜。張天銳想了一會兒,問道:「是不是捐得太多了?孩子身上要到處動刀子,疼啊。」

「捐一個器官和捐幾個器官的程序是一樣的,都要開刀。不過,捐的器官越多,做出的貢獻越大。好多人等著救命啊。」駱鋼強勸說道。

「總是捐,不如多捐些。」張天銳用勁地抹了一下眼淚,和妻子在早已準備好的器官捐獻協議書上顫顫抖抖地寫下了名字,同意進行無償捐獻。

  
張天銳、胡久紅夫婦在武漢遺體捐獻紀念碑前

「還有沒有什麼要求?」駱鋼強問。

「將來能告訴我們受捐的人在哪兒嗎?我們想知道孩子在哪裡活著。」張天銳問。

駱鋼強不得不讓這對父母失望了,原則上,捐獻者與受捐者之間應該「互盲」。張天銳失望地點點頭,「那算了,只要他們健康。」

當他們走出門外時,連日來也一直守候在醫院的親戚和張磊的同學都圍了上來。「捐什麼了?」有人問。

「眼角膜。」這對老實的夫婦只能含含糊糊地回答。

「不敢和他們說啊。誰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最後走時能是一個整身子。」張天銳嘆了口氣。

後來發生的事情證明,他們的擔心並非多餘。張磊去世後,有人提著香蕉和蘋果來看望他們,卻問道:「捐獻器官是不是收錢了?」

張天銳感到,有人在背後戳他們的脊樑骨。也正因如此,他們拒絕了此前所有的採訪,生怕被更多人知道。在我去採訪的第一個晚上,他們把我引進屋,然後把大門緊緊地關上,同時反覆地叮囑我:「白天人太多,千萬別來找我們。」

決定放棄對張磊的治療時,講話一向粗聲大氣的父親站在病床邊哭了,「兒子,原來你要幫我去扛氣,我都不願意。走到今天這一步,我也不想。但把器官捐了,就好像你還活著。我把你養育一場,也值了。」

母親已經根本說不出話來,她緊緊抱住了兒子,用自己滿是淚水的臉頰貼緊了兒子的臉頰。這是他們之間的最後一次擁抱。

16點40分,管床醫生袁以剛拔除呼吸機,將「就像睡著了一樣」的張磊推進手術室。心電圖顯示,這個只有22歲的年輕人的心跳由100多次,慢慢降為30多次。17點整,心電圖成為一條直線。張磊走了。

「我報答不了他什麼,只能盡力去幫助其他人。」

來自武漢市同濟醫院和湖北省人民醫院的3位醫生,從這個年輕的死者身上獲取了一對眼角膜、一對腎臟、一顆肝臟以及2000平方厘米的皮膚。這些器官被分別包好,放在天藍色的冰桶裡。然後,他們就像對待一個剛剛結束手術的病人那樣,小心翼翼地為遺體進行縫合。

同在手術室裡配合這臺特殊手術的袁以剛還記得,醫護人員最後為這個年輕人穿上了他姑媽買來的白襯衫和西裝,筆挺筆挺的。這是張磊一生中第一次穿這麼正式的衣服。根據當地的習俗,家人還請醫護人員用一些小拇指般粗細的帶子繫住了張磊的袖口、褲腰和褲腿。

當一切結束後,為了表達對死者的尊重,3位醫生以及一名護士對遺體進行三鞠躬。

這個「必須比120還要快」的小團隊沒有在縣城多逗留一分鐘,他們帶著張磊生命的一部分,於6月5日夜裡11點到達武漢。

僅僅就在10多分鐘後,51歲的王榮(化名)成為第一個被推進手術室的病人。這個女人被可怕的肝硬化已經整整折磨了一年,基本只能在醫院臥床。她的消化道早已不能工作,1年來,除了稀飯和麵條她幾乎沒有吃過其他東西,體重掉下整整25公斤。

她的手臂瘦得像根竹竿,腹部卻被積水充滿,鼓了起來。她一度以為,「沒得希望了」。肝源太少,王榮的一些病友整整等了兩年,還有更多人,在漫長的等待中死去了。

因此,當6月5日下午,這個女人在被通知前往同濟醫院參加配型時,她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人生會出現這樣的轉機。配型結果顯示,她可以接受器官移植手術。

如今,當我在重症監護室裡見到她時,儘管她身體極其虛弱,但腹部的積水已經消失。曾經由於肝病而發黃的眼白,也正慢慢褪回原本的顏色。等到出院,這個整整一年都在挨餓的女人,最想喝一碗蓮藕排骨湯。

她是從醫生那裡聽說捐贈者是個22歲的小夥子的。我本來必須趴在她嘴邊才能勉強聽見她說話,但一提起這件事,她努力用雙肘將自己從病床上撐起來一點,用盡最大的力氣說:「我兒子今年也24歲了,我真感覺他的爸爸媽媽太偉大了,太偉大了!」

我晃了晃手裡的相機,問她:「能給你拍張照片嗎?」

她點頭表示同意。當鏡頭對準她時,她笑得很燦爛,伸出左手,比了一個V字手勢。「一切都會慢慢好起來的。」她說。

第二天凌晨,天還黑著,蓉蓉已經躺在湖北省人民醫院的手術室裡。這個去年剛畢業的大學生,只比張磊大3歲,可11年前,她就得了慢性腎炎。

這個貧困的家庭不得不舉家搬遷到武漢治病,父母以賣菜為生。蓉蓉一直成績優秀,考入了這座城市一所「211高校」的財會專業。可就在進入大學的那一年,她由腎炎轉為尿毒症,再也沒有排尿。此後,她每個星期要去醫院透析兩次,手臂上密密麻麻地全是扎針時留下的疤痕。

在發給我的簡訊裡,這個女孩說她喜歡穿時裝。可是她的媽媽告訴我,開始透析後,她就再也沒有穿過短袖上衣。

有時,她覺得熬不下去了,就問媽媽:「你為什麼要救我。我活著,我的親人都跟著一起受折磨。」她媽媽流著眼淚重複著這些話給我聽,「好多人都讓我放棄她,可那是我的女兒啊!」

幾乎就在撤走張磊呼吸機的同時,蓉蓉接到了前往醫院進行配型的通知。結果是可以移植。

凌晨3點半,蓉蓉握了握媽媽的手,然後被推進手術室。3個多小時後,醫生出來告訴焦急的母親:「手術很成功。」

幾天後,從網路新聞上看到對張磊的報導時,全家人才猜出這顆腎臟的來歷。蓉蓉媽媽的眼圈紅了:「做父母哪個不曉得失去孩子的心情。他的爸媽好偉大,救了好多人吶!」

緊接著,又有一名30多歲的尿毒症患者進入手術室。4個小時後,他成功換腎。現在,他已經可以擺脫透析機了。

等到時鐘指針轉動到6月6日早上8點,右眼幾乎完全失明的李可(化名)在同濟醫院接受了角膜移植手術。6年前,她因一次小感冒而感染角膜炎,如今,角膜已經潰爛、穿孔。因為只有一隻眼睛有視力,她常常撞在牆上摔倒。為了今天的這隻角膜,她已經足足等待了5年。兩個小時的手術結束後,就在當天,她發現自己的視力恢復到0.5,「能看見桌子和樹了」。

與其他受捐者一樣,她也不知道捐贈者的信息。「只聽說他很年輕,真的謝謝他,謝謝他的家人。」她曾經向媒體表示,自己和妹妹也願意捐獻器官。「如果不是這位好心人,我可能一輩子都看不見。我報答不了他什麼,只能盡力去幫助其他人。」

張磊的另外一片眼角膜,被小心地存放在同濟醫院眼庫內一臺綠色的冰箱裡。醫生說,過不了多長時間,這片年輕的角膜就將帶給另一個病人以光明。

「我會好好賺錢,照顧你,照顧爸爸媽媽。」

6月5日傍晚,獲取器官的手術剛剛結束,為了避免熟人看到,幾個親戚快跑著把被白布單裹好的張磊運進醫院樓下的殯儀館車裡。第二天,張磊被火化,骨灰送回老家祖墳,他的背後是一片松樹林,面前種著高粱和西瓜。

回到縣城,胡久紅必須不停地幹活。她希望自己一刻都閑不下來,這樣就不會想到已經離開的兒子。「心情就像現在的下雨天一樣,冰冰涼涼。」她拉著我的手哭了起來。

有時,她在擦地,恍惚覺得兒子就坐在床上,「我和他說說話,就像他還沒走,只是我摸不著他。」甚至現在走在街上,她看到別人一家三口說說笑笑地經過,心裏也疼。

這些年,這對夫婦一直在為生計發愁。京山縣已經有一些住宅區安了天然氣,眼看著,送煤氣罐這個生意就要搞不成了。他們也想過帶張磊出去旅遊,可是沒有時間,更沒有錢。他們窘迫地回憶起,平常挺少和孩子聊天。

我問:「張磊有什麼愛好嗎?」

父親說:「有時願意看看小說。」

母親卻反駁:「沒有,啥時候看過小說。」然後,兩個人各自別過頭去。

張磊的書本和衣服,已經全部「燒」給他了。根據當地風俗,後輩沒結婚仍然算小孩子,未能盡孝於父母,家裡不設靈堂。

胡久紅費力地跪在已經裂縫的瓷磚上,從床底拉出了一個小木箱,取出一個被黑色塑料袋層層包住的小包裹,裡面放著張磊生前僅有的5張照片。這是一個白淨秀氣的小夥子,喜歡穿白色的襯衫,在鏡頭前,總是笑呵呵的。

我問他們:「後悔捐獻嗎?」

「捐了,起碼還能讓孩子的一部分繼續活著。」張天銳回答我。

他沉默了一陣,又低聲說:「但孩子死得慘,死了之後還要開膛破肚,叫誰也是難受的。」

他決定出去透透氣。胡久紅離我坐得更近了一點,壓低了聲音說:「我整夜整夜睡不著,閉上眼睛就看見兒子的臉。」她向丈夫的方向張望了一下,「怕他爸爸擔心,不敢和他說。」

6月15日,夫妻倆來到位於武漢市石門峰陵園的武漢遺體捐獻者紀念碑前,「張磊」是這塊灰色石碑上的第385個名字。他們蹲下身去,輕輕地摸了摸那兩個字。

半年前,張磊在京山結識了小他兩歲的女友程麗。比起為生存忙碌的張磊父母,程麗似乎更瞭解這個年輕人:他心地好,說起話來總是細聲細氣的。他喜歡聽陳奕迅的歌,喜歡玩「魔獸」,有時也去打打桌球。他的笑容總是「很有感染力」,在KTV裡,這兩個年輕人常常合唱「五月天」的《知足》,因為裡面的歌詞寫道,「如果我愛上你的笑容,要怎麼收藏,怎麼擁有……」

像很多戀愛中的年輕人一樣,程麗喜歡幻想自己未來的家,比如,「結婚照要掛在哪面牆上」,「書櫃要什麼樣式的」。張磊總是笑著聽,並向年輕的戀人保證:「我會好好賺錢,照顧你,照顧爸爸媽媽。」

一切都已經計畫好了。等到張磊的工作穩定下來,他們就去兩家見雙方父母,定下婚期。

「總之,跟他在一起,怎麼樣都好。」這個剛剛20歲的女孩羞澀地笑了笑,眼角卻依舊掛著憂傷。

2011年5月31日早上7點,22歲的張磊在小雨中走出家門,他拿起手機,打電話給程麗,督促她起床上班,不要遲到。他們正在電話裡開心地聊著,程麗突然聽到一聲悶響,手機裡再也沒聲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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