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狂的切.格瓦拉:欲用核彈炸紐約(圖)

40年前一個叫切·格瓦拉的紅色冒險家倒下,一個風靡世界的神聖偶像誕生了。他頭戴紅星貝雷帽的桀驁頭像充斥在T恤、藝術品、BBS乃至泰森的肚皮上,這個經典造型已是最流行的大眾文化符號。他也成了影響歷史與潮流的代名詞,與革命、烏托邦和青春劃上等號。

格瓦拉的故事是以一種煽情方式演繹,曲折傳奇中又充滿矛盾。今年在他40年祭日時,世界各地又開始不斷上演重複的紀念。現代人已被他魅力折服地無暇探究其真實性,紀念逐漸成為一個被抽空的膜拜。

這個被《時代》週刊稱為「最迷人,也是最危險的一個」,迷人自不待言,但「最危險」的一面卻被他光環所遮蔽。這個堅定的理想主義者談及他的作戰經驗時說,「仇恨是鬥爭的一個要素,對敵人刻骨的仇恨能夠讓一個人超越他的生理極限,成為一個有效率的,暴力的,有選擇性的,冷血的殺戮機器。」

在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時,世人就見識到了這位自由戰士的狂熱。他在得知美國和蘇聯達成妥協時,他憤恨不已表示,「如果核導彈還在我們手裡,我們可以摧毀美國的核心,包括紐約城。我們會走向勝利之路,就算那會使成千上萬的人成為核犧牲品……」幸好核武器不在他手裡,要不可比本·拉登的9·11要更慘烈。幾個月後和蘇聯領導人米高揚會談時,格瓦拉不動聲色地抽出手槍遞給翻譯說,我要是你的話,現在就……

這些絕對不是一時衝動說狠話,他可是一個敢想敢為的十足流浪冒險家,連他老搭檔卡斯特羅都這麼說,「他的做法就是在最危險的境地裡,用最冒險的方法解決問題……」

如果沒有他自己寫下的日記,我們幾乎難以看到一個走下神壇的格瓦拉。那裡有這樣一段文字:「我覺得我的鼻孔在不停的擴張,因為它聞到了火藥的強烈味道和敵人的身體散發出的血腥味。」在這種嗜血的心態下,可以理解他為何革命勝利後也大開殺戒,以專制鐵腕鎮壓異議者和所謂「反革命」。有時殺人並不是他的革命的手段,快成了他的愛好,他在寄給父親的信中寫道:「我得承認,爸爸,在那一刻,我發現我真的喜歡殺戮。」

1959年年初,一位羅馬尼亞記者拜見格瓦拉,正好聽見格瓦拉向執刑隊下達命令,一些人抽搐著倒下。在這次屠殺中,共有600多人喪生。這位受刺激的記者寫下一首詩歌,題目是《我不再歌唱切》。其實這次大屠殺基本跟復仇和正義都不搭邊,唯一理由是為了防止復辟。

他在掌管卡瓦尼亞堡監獄時,命令手下給所有的人定罪,「要用革命的手段毫不留情地鏟除敵人。」那裡大概有800個死囚擠在只能容下300個人的房間裡,這些人是前政府的憲兵和警察,也有不少平民……格瓦拉負責上訴法庭的工作,但是,他從來都是維持原判——死刑。

1962年,格瓦拉發表名為「一個年輕社會主義者應該是怎樣的」的演講,他說:「一個年輕人一生中最快樂的日子就是當他把子彈射向敵人的時候……」《時代》這樣評價說:「和卡斯特羅不一樣,格瓦拉顯得冷酷也更注重實際。同一個切,可以平靜地下令將違紀同志斬首,然後去參加篝火晚會……」

然而,讓人啼笑皆非的是,1968年,法國的大學生們舉著格瓦拉,喊道「要做愛,不要作戰!」要求自由進入異性宿舍!從那後,格瓦拉成了一個商標,成了年輕人的硬通貨,為得只是一種情緒的表達,一種盲從或想像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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