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大陸人游臺北忠烈祠的體悟(組圖)

忠烈祠外部

2009年6月我攜ＬＤ和幼子回中國時順便去臺灣。老友莊兄囑咐我要是有機會，去臺北忠烈祠尋訪他的舅舅的牌位。我當然是責無旁貸。

還是在大學同窗時，莊兄就告訴過我他舅舅是國軍七十四師的團長，孟良崮戰役中與他的上司七十四師的師長張靈甫一同自殺身亡。從我自己家庭在文革中的遭遇得到的體會，我猜想他的父母因此會有許多麻煩。莊兄告訴我他的舅舅一家是磨難不斷；但這樁關係到是並沒有給他的父母增加更多的麻煩。莊兄的父親四九年從美國留學歸來，文革中成了反動技術權威，又有美國特務嫌疑，受的折磨多了。

過去因為信息閉塞，我們都不知道臺北忠烈祠裡供奉著國軍陣亡將士的牌位。近年來，大家才知道這個事實。但臺北忠烈祠裡是否供奉著莊兄舅舅的牌位還待證實。來美雖已二十年，莊兄一家仍持中國護照。持中國護照去臺灣可就麻煩了。所以這去臺北打頭陣的事就正好交給我了。

我和莊兄幾乎研究了網上所有關於七十四師，張靈甫和莊兄的舅舅周少賓的資料。兩人互相分享和討論各種我們所能發現的信息。周少賓是黃埔軍校第八期步兵科，陸軍大學第十七期正則班畢業；湘西會戰時是國軍73軍15師副師長兼參謀長；孟良崮戰役時是整編七十四師第五十七旅第一七一團上校團長。1947年5月16曰殉職；1947年7月30曰，民國南京政府追贈其為陸軍少將。

ＬＤ和我研究臺北之遊的細節，所有重要的觀光景點排下來，兩，三天的時間確實比較緊。實話說，她對忠烈祠沒有什麼興趣。但礙於莊兄的面子，我又保證時間不會太長，所以得到了她的同意。兒子倒是沒有什麼怨言。

六月十九日是星期五，上午十點左右我們來到忠烈祠。走在忠烈祠內的廣場上，我內心激動不已，除了尋訪周少賓的牌位，或許我能替莊兄和他的母親找到關於他舅舅周少賓的一些檔案資料。內心的激動不免流露出來，ＬＤ開玩笑說又不是你的舅舅，你瞎激動什麼。我回答說我激動不僅因為他是莊兄的舅舅，而因為他是抗日的英雄。我並不確切是否能在這裡找到：周少賓在六十二年前生命最後時刻的過程細節，以及遺體埋葬的地點。但我確信能找到周少賓的靈位並為其拍照。

我知道我需要找到在忠烈祠內的工作人員來答覆我的問題。忠烈祠前站崗的衛士旁有穿著整齊，身材魁梧的值班官員，但他們因為要替衛士檫汗，照料並檢查衛士的狀態，問他們顯然不合適宜。我看見忠烈祠內的廣場上有一些三三兩兩穿警察或保安制服的人在遊蕩，他們應該能告訴我管理人員在何處。

我逕直走向廣場上三個穿著制服，面龐上有著日晒痕跡的年輕人。與他們致意後，我遞給在前面的那個高大的年輕人一張周少賓的簡歷並簡單地問他在何處我能找到關於」他」的信息。年輕人看後挺直身板輕聲回答說：對不起，這個我們不知道。你得去問管理處的長官。我說哪裡是管理處呢？他們三人熱情地為我指出不遠處管理處的辦公室。以過去在大陸與政府公務人員打交道的經驗，我很擔心辦公室因故而關門，因而白跑一趟沒能完成莊兄的咐托；不放心地問到：辦公室不會沒有人吧？他們說一定不會的。我才定下心來。

管理處的辦公室形似中國的傳統建築，但大門及其兩側是玻璃。我拉開大門走了進去，管理處裡面，中間是中堂，擺著三張沙發－我想這應該是會客廳；兩邊是耳房－似乎左邊一間是會議室而右邊一間是辦公室。室內沒有空調，只有一臺笨重的老式的落地電扇在嗡嗡作響。中堂裡沒有人，我走近辦公室看見靠近門口的左邊有一張空著的辦公桌，桌上名牌上寫陸軍上校王ＸＸ。順著右邊往裡看，裡面有三，四個互相隔開的小辦公間。

我站在門口略提高嗓音問到：請問，有人嗎？一位三十歲左右，瘦削的女軍官走了出來。我們互道你好。我遞給她周少賓的生平簡介並告訴她我想找到他的信息。女軍官接過簡歷後叫我等一下，她要去電腦上查一下。我轉身回到了會客廳。

管理處內溫度很高，我身上汗水立刻就出來了。我覺得奇怪臺北這麼熱，為什麼管理處的辦公室裡沒有空調呢？我猜想這大概是因為忠烈祠是上世紀六十年代修建的，當時是不可能裝有空調的。而且在這裡工作的都是軍人，政府對軍人的要求是能吃苦耐勞，所以在臺灣的經濟發達之後，軍隊的辦公室還是沒有空調。或許與印度一樣，連國防部裡也沒有空調。

女軍官從辦公室裡出來遞給我一張訪客登記表請我填一下。我從身後的背包裡取出一支活動鉛筆開始填寫。表格的主要欄目是烈士姓名，來訪親友的姓名，住址，電話號碼及電子郵箱地址。

我因為不會寫「賓」字，又不想用賓字，先空在那了。在填親友信息欄目時我稍微遲疑了一下，然後填上我的姓名，住址，電話號碼及電郵地址。

在我填表時，一個穿運動短裝的年輕男子帶著一包便當及一些飲料走了進來，問侯你好後，他問我需用幫助嗎？我告訴他我已得到幫助了。我又告訴他說我不會寫繁體（忘記說正體了）的賓字，請他幫我直接填在表上。他沒有推辭。然後拿著便當及飲料進了辦公室。我將填好的表格交給女軍官。

幾分鐘後，女軍官在辦公室裡高聲問我：請問烈士的籍貫是哪裡？我亦大聲回答是湖北沔陽。我想她是在最後確認電腦裡的信息與我要找的是否是同一個人。隨後，女軍官走出來還給我周少賓的生平簡歷，並告訴我：請你再等一下，我們這位弟兄馬上帶你去烈士祠。

我鄭重道謝之後，問她這裡是否有關於周少賓的任何資料，例如他最後陣亡的過程及細節，以及遺體埋葬的地點。女軍官顯得略為尷尬，她回答說：我們電腦系統裡只有烈士的簡單情況以及靈位的位置編號而已，沒有更多的信息，所以你所問的這些我們都不知道。我這時突然希望那位坐在辦公室門口的王上校在就好了，至少他能知道何處以及通過何種手續能找到周少賓的資料，譬如說國防部某機構。為了不使她難堪，我沒有再問她任何問題。

與女軍官交談時，我始終是注視著她的眼睛，沒好意思盯著她的肩章和她襯衣上的名牌看，所以不知道她的官階和姓名。不過從她的年齡來看，她大概是個上尉。而那個穿運動衣的年輕人應該是個少尉。從這兩人的國語聽來，他們應該是四九年來臺的那批外省人的後代，應該是孫子輩的了。

幾分鐘後，年輕的」少尉」吃完了他的便當，出來問我是否可以去烈士祠了。當我們離開辦公室的時候，汗水已淺淺地浸濕了我身上的Ｔ恤衫。

在前往烈士祠的途中，正值衛士換崗。眾多遊人上前圍觀，ＬＤ和兒子也前去觀看。形式對環境氣氛和人們心理的影響非常重要，若看過美國阿靈頓國家公墓榮譽衛士和臺北中正紀念堂衛士換崗，就知道我所說的意思。想到形式，我禁不住好奇地問」少尉」他為什麼能穿便服。我的潛台詞是：為什麼他在烈士祠這樣嚴肅的地方工作卻沒穿制服。他微笑著一本正經的回答我說：這不是便服，是訓練服。這仍然使我不解。唯一可能的解釋是他利用工作休息的時間出外鍛練並買早點，結果正在此間來了訪客。

忠烈祠

烈士祠是由主殿以及其左右兩側的文武烈士祠組成。武烈士祠在主殿的右方。祠內供奉國軍烈士的牌位，臺灣叫靈位。牌位有兩種規格的，將級軍官是單人牌位。校尉級軍官每百人分享一個較大的牌位，也叫百人牌位；官階是以陣亡時的為準。士兵的名字是每一萬人寫在一個靈冊上－就像是花名冊一樣，靈冊是放在櫃子裡面。牌位的排列是根據東征，北伐，剿匪，抗日及戡亂幾個時期來組織的，按時間順序，在空間上是從右至左。文烈士祠在主殿的左方。祠內供奉文人烈士的牌位，時期分為：開國，討袁，護法，抗日和　戡亂。烈士中有秋謹，林覺民，宋教仁及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等。

少尉帶我走進武烈士祠。周少賓殉職時是上校軍銜，所以他的名字是在百人牌位上。少尉指給我周少賓牌位的位置，並告訴我他要先上去把它請下來。請下牌位之後，他輕輕地將牌位放在武烈士祠左側的供桌上，然後退後幾步恭恭敬敬地鞠了一個躬。我急不可待地上前查找周少賓三個字。找到之後，我默默地注視著牌位上的周少賓三個字，良久之後才對少尉說，沒錯，就是他。我畢恭畢敬地給牌位鞠一個躬，心想這個躬既是代莊兄和他的家人所鞠的，也是出於自己對參加湘西會戰的抗日英雄的敬意。

隨後我問少尉是否可以拍照，他回答說當然可以。我從背包裡取出像機開始拍照。因為是陰天，室內光線很暗，正面拍攝時閃光燈在牌位上反射很強。我知道沒有三腳架，不用閃光燈會使圖像模糊。所以多數近景照片都是偏轉一個角度用閃光燈拍攝的。

周少賓及同仁的牌位拍完後，我覺得心中一片輕鬆，算是給莊兄及他的母親有了個交代。我問少尉他是否知道周少賓的上司（或許應該說是長官）張靈甫的牌位在哪裡。他告訴我說他不知道。我多少有些驚奇，便又問他是否知道張靈甫是何人？他回答說因為烈士太多，他不知道張靈甫是誰。我不免有些感慨，告訴他張靈甫是國軍精銳整編七十四師的師長，一九四七年在山東孟良崮戰役中，與周少賓上校及另外兩位同仁一同自殺身亡（我沒有用成仁）。少尉對我說抱歉，讓我等一下，他馬上回辦公室去找張靈甫牌位的位置。他問清楚張靈甫是哪三個字後就離開了。

我想戡亂時期陣亡的將官的牌位不太多，應該能很快找到。果然我很快就將張靈甫的牌位找到了，他的旁邊就是他最忠實的部屬及好友，一同自殺身亡的湖北天門籍的陸軍少將盧醒。但他的副手及另一位好友，湖南常德籍的副師長陸軍少將蔡仁傑，以及同役陣亡的湖北浠水籍的陸軍少將明燦則不在一起。我順便還觀察了一下武烈士祠內的其它牌位，找到了張輝瓚，王銘章，黃百韜，邱清泉及戴笠的牌位。在烈士祠入口一側的牆邊有一排玻璃陳列櫃，裡面有著名烈士的生平簡介和照片。張靈甫和戴笠的生平簡介和照片都在其中。

少尉回來時，我正站在張靈甫的牌位之前。我順便告訴他張靈甫和周少賓都是抗日英雄。少尉有些不解，他對我解釋說他們是戡亂英雄。我只好說：對，他們是在戡亂時期陣亡的，但他們都是了不起的抗日英雄。

不知武烈士祠內同一時期裡的烈士靈位的具體排列是以何為據，似乎與年代，戰役聯繫並不大。如我前面所說，張靈甫的牌位與其同役陣亡的部屬，陸軍少將蔡仁傑，明燦並沒有排列在一起。另外，周少賓的名字在百人牌位上的位置的排列又是根據什麼？問少尉這個問題，但他不知依據是什麼。

少尉站在張靈甫的牌位前，深深地鞠了一躬。他雙手取下牌位，恭恭敬敬地將張靈甫的牌位輕輕地放在供桌上與周少賓等的牌位並列。並對兩個牌位再次鞠躬行禮，然後他對我說請隨意。我真誠地感謝他，他真心實意地說這是應該的，便離開了。

若大一個武烈士祠內就我一人，安靜地似乎能聽到自己心跳的咚咚聲響。我站在張靈甫和周少賓等的牌位前浮想連翩，心潮起伏。他們是國人的驕傲，民族英雄啊。八年抗戰，槍林彈雨中多次負傷都活過來了。沒想到抗戰勝利後，因信仰不同，死在國共同室操弋，兄弟間相互殘殺的內戰戰場上。可惜啊！想到張靈甫在萬家嶺大捷後與記者的對話的最後兩句　－記者問張：抗戰勝利後，你會做什麼呢？張答到：那時候，我已經死了。想到此，覺得更是痛心！

再次想起青年才俊周少賓為什麼會選擇自殺身亡，其時他年僅三十三歲。副師長蔡仁傑，旅長盧醒是從1937年就和張靈甫一起作戰的弟兄。如拋開政治因素，他們選擇與張靈甫同一命運，那是兄弟情誼。但是周少賓是1946年1月才調任第74軍參謀處上校處長，到1947年5月16日陣亡。他與張靈甫等人共事僅一年零五個月。他為什麼會選擇這條路呢？我和莊兄一遍又一遍的討論過，如果周少賓沒有選擇取義成仁這條路，而是像師參謀長魏振鉞（魏振鉞被俘後不久後到華東軍政大學任軍事教官－文革中受盡批鬥侮辱，後病逝）一樣，他後來的生活會是什麼樣的呢？手中照片上的周少賓身著戎裝，卻顯出一副書生意氣；其雙目清澈，但深不可測。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在人生的最後時刻，他是怎樣做的決定。

我慢慢地退後幾步，站直身體，對張靈甫和周少賓等的牌位三鞠躬。表達我對兩位抗日英雄深深的敬意。正在這時，ＬＤ走了進來，問我尋覓周少賓的過程是否順利？我告訴她此行不虛。然後取出像機最後為張靈甫和周少賓等的牌位拍照。

離開忠烈祠時，空中仍然是雲霧低迷。我心中思緒湧動，感慨中對ＬＤ和兒子說：老莊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ＶＥＲＹ　ＰＲＯＵＤ　ＯＦ　ＨＩＳ　ＵＮＣＬＥ。這是我那天所說的關於忠烈祠，張靈甫和周少賓最後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