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置換的人生: 女子20年前遭二姐冒名頂替上學(圖)

2011-05-24 22:48

20年前楊麗敏遭姐姐頂替上大學，並被父母要求改名。父母還把楊麗敏的先前照片全燒燬「我看到他們這樣做的時候，感覺這些人真的不是我的親人。」

20 年前那起姐姐頂替妹妹上大學事件的結局在外人看來並不太壞：姐姐由落榜生變為了大學生，後來去滿洲里市當了一名小學教師；妹妹經過一年的補習，去了一所重點大學，現在是深圳市一傢俬營企業的工程師。可是，犧牲親情與違背道德的做法讓所有當事人都難以釋懷心中的苦悶。20年過去了，當年留下的傷口還在隱隱作痛。

楊麗敏（化名）告訴本刊記者，她無法忘記1991年的夏天。那一年，她18歲，在內蒙古自治區的海拉爾二中參加高考。她當時的名字叫楊志強，同年參加高考的還有大她一歲的二姐，叫楊志軍。兩人分別是高三6班和高三2班的學生。楊家一共4個兄弟姐妹，母親常對他們說，這是個沒有什麼經濟能力和社會關係的家庭，考大學是唯一改變境遇的出路。好在楊家的幾個孩子都很有出息，他們就讀的二中是全市最好的學校，大哥楊志剛已經考去了大連理工學院，大姐楊志華在當地的一家教育學院讀師範專業。1991年，就輪到楊家老三和老四升學了。

李玉霞是二姐楊志軍的同班好友，她和楊麗敏都在海二中的考場。第一天考試上午安排考語文，下午是化學。她記得楊麗敏考完化學，走到學校門口，就當著一群在外面焦急等待著的家長哭了。「志強說有一面卷子和下一頁粘住了，交卷前幾分鐘才看見那頁題目，是胡亂填上答案交上去的。」李玉霞和楊志軍及另外兩個女生，是一個親密的四人小團體。「我們都是一個宿舍的，為人又都開朗活潑，特別愛玩。有一次學校組織看電影，我們沒趕上，結果第二天居然向老師請假，專門去看。」在李玉霞向本刊記者的回憶中，楊志強比較沉默寡言，和她們相比，是個愛學習的好學生。「志強每天三頓飯都和我們一起吃，我們把她當做是志軍的妹妹來看待，其實她的性格和我們不一樣的。我們吃過飯還要玩會兒，她准保要去看書。」如果不是化學考試的失誤，並且那是第一天考試，會影響接下來兩天的心情，李玉霞覺得楊麗敏考上一個本科院校絕對沒問題。

當年考試是估分報志願。楊麗敏知道自己失常發揮，沒有報省外的學校。她從小的夢想是當一名老師，因此她填寫的全部是師範類學校，其中就有海拉爾師範專科學校。「二姐考完回家，一對答案說感覺還不錯。其實她以前學習比我好，高中的時候，因為和同班男生談戀愛，成績下降了不少。我覺得她人很聰明，也許高考超常發揮，分數又回來了呢。」楊麗敏向本刊記者回憶。楊志軍還報了一所省外不錯的醫科大學，「她說要去個好大學給媽媽爭光」。

成績下來了，楊麗敏得知自己的成績是474分。「幾條分數線已經出來了，我超過了當地錄取的最低分數線，也就是那條大專線。」但是楊麗敏遲遲沒有收到錄取通知書。「每天我都在等待的焦慮中度過，覺得可能是志願報空了，上線也沒用。」8月份的某一天，楊麗敏聽到外面傳來的消息，「說是我家要請客，慶祝楊三考上大學」。楊麗敏心裏一沉，知道自己落榜了。「我完全沉浸在沒考上大學的傷心中，根本沒想過二姐四百零幾分的成績，連最低分數線都沒過，怎麼可能考上大學呢？」擺宴席的那天晚上，家人沒讓楊麗敏一起跟著去。她一個人待在了家裡，一片茫然，不知道未來應該怎麼辦。

當天晚上請客歸來，父親和二姐去了另一個間房，母親過來和楊麗敏說話。「她第一句話就說，要我改名字。她提了一個新名字，也是楊志‘某’。我們家裡生完大哥後，一直想要個男孩，所以給女孩起的全都是男性化的名字。我一聽，新名字也就那麼回事，就沒做出什麼反應。媽媽繼續說，之所以要改名字，是因為姐姐要拿著我的通知書去上學。」楊麗敏說她頓時感到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通知書是郵寄到父母單位的。我這才明白，媽媽、爸爸、二姐原來早就背著我商量好了。媽媽給出的理由是，我的年齡小，前一年考上，第二年再考肯定沒有問題。」楊麗敏說她此時什麼都聽不進去。「我就像個木偶，完全是受別人操作。只是到了必要的時候，比如這時需要我改名字了，他們才會通知我一下。」

接下來的幾天，父母把楊麗敏的初中畢業證、高中畢業證和高中同學一起拍的照片，全都找出來燒燬了。「他們同樣沒有徵求我的意見。那些都是膠卷照片，沒有底片的，一下子就什麼都沒有了。我看到他們這樣做的時候，感覺這些人真的不是我的親人。」對於血緣關係的懷疑，正是從那一刻開始的。若干年後，楊麗敏還打電話去天津詢問姨媽，直到姨媽說出她當年出生的醫院等等細節，楊麗敏才稍微確信自己是母親親生的女兒。至於和父親的關係，楊麗敏始終認為那不是她的生父。「爸爸一直很偏愛二姐。小時候我去和他親昵，他就躲著我，半開玩笑地說，‘你是撿來的’。」這句玩笑話，在那幾個月以及日後的歲月裡，無數次迴響在楊麗敏的耳邊，並且深深印刻在她的心中。

去最遠的地方

楊麗敏說，她沒有聽從母親的話，給自己起了一個柔美的名字，意思是薔薇花盛開的月份。「這是為了紀念我1973年4月2日的生日。」二姐楊志軍從上師專的那一刻起，用的是楊志強的身份，而楊志強則改成了這個新名字，復讀時用的還是自己1973年4月2日的生日，直至1992年報考大學時才不得不用了楊志軍1972年1月6日的生日。「每年的4月2 日，我、老公和孩子一起慶祝，大姐楊志華也會發來祝福的簡訊。其他人都在1月6日祝我生日快樂。每年到了這兩天，心裏的傷疤就會疼起來。」

楊麗敏繼續插班進入海二中的高三4班復讀。在當年的海二中，每年一個班考上大學的人數能佔總人數1/3，楊麗敏1991屆的同學有一些也再次和她一起重讀高三。她仍然被大家叫做楊志強，書寫時她才會用新名字。楊麗敏1991屆的同桌黃玉海當年考取了鄭州糧食學院，楊麗敏在復讀期間和他保持通信往來。黃玉海告訴本刊記者，楊麗敏有一天在信中告訴他，自己改名字了，他還覺得很好，因為原來那個太像個男生了。「我知道楊志強考上了海拉爾師專，但不知道她沒去的隱情，我也沒好意思去問她。她平時學習成績好，當年化學考試出現失誤，想復讀一年太自然了。」

楊麗敏只把這件事告訴了幾個身邊的朋友。「他們安慰我說，我和我二姐長得完全不一樣，她報到的時候肯定通不過，於是我心裏又有了一絲希望。」回想她第二年去大學報到的經歷，楊麗敏告訴本刊記者：「高考前夕填了一堆表格，其中有幾份送到了最終考上的高校，報到的時候他們會將表格上的照片和真人做比對。二姐嘴角上有顆痣，那是很明顯的和我長相不同的標誌。」

楊志軍卻仍然順利在海拉爾師專完成了兩年的學業。楊麗敏說，她和同樣復讀的李玉霞曾結伴一起去楊志軍的學校看她。「我們去了二姐的宿舍，和她一起在食堂吃飯。無論住宿環境或者伙食，都比二中要強得多。想到她在那裡交往的同學、享受到的物質條件都應該是屬於我的，一下變得很難受。」在復讀的那年裡，楊麗敏只去看過一次二姐。

在第二年高考的時候，楊麗敏的名字又發生了問題。「因為家庭戶口本上，楊志強的名字已經被註銷後遷走了，只剩下一個楊志軍。一位政教處的老師看到我一個人在那裡哭得太可憐了，就去派出所找了個熟人，幫我把楊志軍改成了新的名字。」在當時的海拉爾，考生選學校時，首選都是北京、天津和東三省城市中的大學。楊麗敏復讀後，成績比前一年提高了100多分，她最想報考的學校是北京師範大學。「但是媽媽考慮到要保護二姐的身份，禁止我報考師範專業，防止我們兩個將來都在教育系統。並且她還有要求，我要是去了北方城市，一定不能和過去的同學來往。」這些條條框框的限制，最終激發出楊麗敏的叛逆情緒。她選擇了在當地招生的院校中一所最靠南的學校——廈門大學，去那裡學習她較擅長的化學專業。「好像離家出走一樣，我想離開傷我心的家人。」從海拉爾到廈門，楊麗敏坐的是火車的慢車，算上中轉與停留的時間，走了將近一個星期。

親人之間

就在進入廈門大學後不久，楊麗敏和二姐楊志軍以及父母在修改出生年月上發生了矛盾。楊麗敏告訴本刊記者，她到達學校後，感到了強烈的不適應。「北方乾燥，南方濕熱，我得了嚴重的濕疹。在班級裡，不知道誰發起的按照年齡給大家排座次，我用了姐姐的年齡，又參加過復讀，一下子比班裡同學大了兩歲，被大家天天喊做 ‘老大姐’。在家裡我排行最小，在原來91屆的班裡，我又算讀書早的，有時候還被同學們叫做‘楊妹妹’，這種落差我不能接受。」於是楊麗敏給二姐寫了封信，表達了身心的雙重苦悶，希望兩人的出生年月能夠調換過來。結果這封信被楊志軍直接轉交給了父母。「爸爸和媽媽各來了一封信。爸爸的主要意思是，‘為姐姐做犧牲是正常的，如果再有什麼微詞就是對父母的不孝順’，媽媽回信則說‘一定要為姐姐保守秘密’。」在那個年代裡，沒有手機和網際網路，宿舍裡的電話撥不通外線，通信是遠隔千里的親人之間最主要的溝通方式。「同一寢室的同學總是能收到父母的信，可是大學4年，來自父母的信件我只收到過這兩封，主旨就是如何站在二姐的立場為她著想。」

也許從母親的角度講，在這件事情上，姐妹之間的深厚情誼足以讓她們相互體諒，她很難理解其中的不妥之處。楊麗敏家庭特別的地方在於，父母長期不在孩子身旁，他們對孩子的關心和瞭解其實非常有限。母親是天津人，年輕時作為知識青年支援邊疆建設，去了內蒙古阿榮旗的那吉鎮，在那裡認識了父親。楊麗敏和楊志軍兩人小學一至三年級在那吉鎮父母的身旁，接著被送到天津的姥姥家照顧，在當地完成了小學直至初三升學前的學業。那時父母已經調去海拉爾郊區的寶日錫勒煤礦工作，姐妹兩人就在海拉爾參加初中升高中的考試，考上了海二中。大哥長楊麗敏6歲，大姐則長她4歲，由於一起上學的緣故，兄弟姐妹四人中相差一歲的楊麗敏和楊志軍在一起的時間最長，理所應當母親會認為她們關係非常親密。「上高一的那年，媽媽將我們安排進一個宿舍，好互相照顧。」楊麗敏說，「實際上，我們兩個人性格不同，在宿舍裡都有各自要好的朋友，除了吃飯在一起外，校園生活並無太多交集。」

在楊麗敏的記憶裡，母親曾經有兩次明確對此事表示過歉意。「我在佛山找到工作後，她過來和我住過一段時間。我對她說，在大學裡，人家都拿我的年齡打趣。畢業後，去私企面試，其中有一家問我，為什麼快25歲了才畢業？我發起愣來，人家以為有什麼隱情，就把簡歷材料退給我，讓我走了。母親當時坐在我旁邊的沙發上，看著我說：‘對不起。’」還有一次，則是在母親臨去世前。「媽媽在2005年12月突然因為心肌梗塞住院，住院的第二天，我意外接到了她的電話，她說有件事情媽對不起你。她曾經收到過我高中同學的信件，沒有轉交給我，就直接銷毀了，就是怕我和他們聯繫。住院的第三天，媽媽去世了。」隨著時間的流逝，楊麗敏說，她對母親是一種很複雜的情感。「既因為她對我們姐妹的不公平而埋怨她，又很同情她。一直以來，父親在外面做生意、交朋友，不怎麼著家，四個兄弟姐妹的生活學習都是母親料理。後來母親有高血壓和心臟病，父親也不怎麼關心她。」

楊麗敏對於楊志軍卻不能釋然。她上大學時總共回家3次，之後工作了每年回去一次。二姐1993年被分配到滿洲里三道街小學工作。「我一般會去齊齊哈爾看望搬到那邊工作居住的大姐和父母，和二姐見得很少。」在屈指可數的和二姐的見面中，幾乎每次楊麗敏都會提到改回出生日期，雙方便不歡而散。兩人吵得最激烈的一次是在母親的告別儀式後。「母親在的時候，我們吵，肯定是母親支持她，二比一。母親不在了，我就跟她直接面對，那次吵得非常激烈。」

2009年7月，楊麗敏從深圳先去齊齊哈爾找到在那裡教書的大姐楊志華，兩人又一起去滿洲里和楊志軍會合。三姐妹連同各自的子女，共同到中俄邊境上的國門遊玩，留下了不少笑容燦爛的合影。那是1991年以來，唯一一次氣氛融洽的家庭旅行。「那時大哥楊志剛在加拿大工作，被診斷出患了白血病。我們姐妹湊在一塊兒商量怎麼救大哥，都去醫院做過配型檢查，心裏就想著要團結起來，一起過了這個難關。」2009年12月，42歲的大哥在多倫多去世。此時，滿洲里市紀檢委已經接到陌生人舉報，稱本市三道街小學的教師楊志強，本名是楊志軍，當年頂替妹妹上的師專。隨著調查的深入，楊麗敏和楊志軍的關係迅速惡化。

調查的意義

滿洲里市紀檢委在接到舉報後，按照「誰主管，誰辦理」的原則，將此事交滿洲里市教育局黨委進行調查。當時在任的黨委紀檢組長告訴本刊記者，他仔細查閱了楊志強老師的檔案，包括高中時的學籍檔案，一直到進入三道街小學後建立的人事檔案，結論是沒有發現什麼瑕疵。楊麗敏推測，這其中的高中學籍檔案，就應該是她填寫的那份，後來跟隨改了名字的楊志軍一同被調走，只要對比不同階段檔案材料的照片，其實就可以得到真相。「但是照片不能說明問題，人在不同階段的相貌是不一樣的，這不是我們判斷的依據。」紀檢組長說。

就在第一輪調查結束後，楊麗敏向紀委轉發了一封郵件。楊麗敏向本刊記者坦言：「第一次的舉報人並不是我，雖然楊志軍這樣固執地認為。在第一輪調查中，我多次接到楊志軍的電話。由於我們互換了生日，二姐變成了1973年4月2日的生日，我的是1972年1月6日，調查人員就很疑惑，妹妹的年齡怎麼會比姐姐大呢？楊志軍讓我解釋成是為了改大年齡早上學，讓我編造我的真實生日是1974年7月6日。她還總在電話裡威脅說，要不然我這邊也不會好過，畢竟我考大學的時候也改過名字，她也會舉報我的。我實在不想在這種謊言裡生活了，我現在的生日就是假的啊！」楊麗敏轉發的是楊志軍愛人包濤海的郵件，其中有這樣的語句：「畢竟你倆當時對調了檔案……起點是錯誤的，以後的東西也會付之一炬……我們一定要團結才行。」除這封郵件外，楊麗敏還提供了91屆高三6班班主任的姓名，和一份家庭關係的情況說明。由於有新的證據補充進來，紀檢委交教育局黨委，開始了第二輪調查。

第二次的調查負責人、黨委辦公室主任向本刊記者介紹：「我們專門抽出一天去到海拉爾二中和海拉爾招生辦，查看當年可能遺留下來的檔案或文字記錄，什麼都沒有查到。另外，我們還拜訪了當年的班主任，他只能想起來，班裡是有一個叫楊志強的學生，其他也就說不出什麼了。因此這次調查依然不能說明教師楊志強的任何身份問題。」

本刊記者在三道街小學門口見到了已經改名為楊志強的楊志軍。她對是否頂替妹妹上學的問題不置可否，說一切都以教育局的調查結果為準。她現在是三道街小學的教導主任，同時教兩個班級的數學課。1993年，她從海拉爾師專畢業後，就來到這裡工作，干了快20年，才有今天的成績。「我對現在的工作生活很滿意了，妹妹可能什麼都想要完美吧。」楊志軍告訴本刊記者。第二輪調查開始後，她已經不再接楊麗敏的電話。「因為她每次都很激動。」在電話採訪中，大姐楊志華透露，楊志軍的壓力很大。「現在學校裡得罪人的事情都讓她來做，她工作做得好，也得不到相應的獎勵。」那位紀檢組長就介紹說，楊志軍是一位很優秀的教師，經常有家長把對她的感謝信都寫到教育局來。他告訴本刊記者：「我們從未處理過類似的事件。如果真的查出楊老師有問題，該怎麼處理還要查閱相關條文。不過，這樣好的老師就應該開除公職麼？這裡是不是也有個年代太久、既往不咎的特例？」

1991年的夏天，父母是如何與楊志軍商量的？這20年裡，楊志軍的內心狀態又是怎樣？楊志軍對此事保持沉默，已經讓這些無從知曉了。楊麗敏曾經因為母親的干涉，和許多當年的同學都失去了聯繫。楊志軍同樣為此付出了代價。李玉霞說，高三2班曾經有同學在滿洲里的街上碰到過楊志軍。「他脫口而出，這不是志軍麼？楊志軍說，不好意思，你認錯人了。誰願意假裝不認識過去的老同學呢？快40歲的人最喜歡的就是懷舊了。」當年那個四人小團體，除了楊志軍外，另外三個人都保持著聯繫。「組織就在這裡，要想聯繫，早就來找我們了」。

可能是當年好友的緣故，在李玉霞對本刊記者敘述的邏輯裡，楊志軍的人生受影響的程度，不亞於她的妹妹。「也許志軍更願意復讀，是她母親覺得她風險大不同意呢？海拉爾師專畢竟是個專科學校。我就是第二年復讀又考了個不錯的學校。當年在二中復讀，分數低的復讀費都不用交。耽誤一年，總比遮遮掩掩過一輩子好吧。」李玉霞印象中的她們的母親，說話聲調高、語速快，強勢而能幹，「很像那種代替孩子做決定的人」。不過，楊麗敏對這個解釋並不認可，她說：「因為二姐在家裡很受寵，父母不可能不尊重她的意志。錄取通知書發下來後，還有一個月才開學，有足夠的時間將這件事情想清楚。擺完酒席，姐姐接著又和父親去了滿洲里，在那裡繼續接受一些朋友、親戚的祝福和禮物。她完全沉浸在一個大學生的榮耀裡。」而對於當年錄取她的海拉爾師專，楊麗敏表示自己肯定會去的。「我從小就想當老師，結果一輩子都沒有實現這個願望。」

雖然教育局黨委的第二輪調查已經結束，楊麗敏仍舊希望可以補充新的證據啟動新的調查，起碼讓他們能夠澄清這個事實。其實，過去的同學可以有不少人證明這件事情。「但不到萬不得已，我不想讓他們來說，畢竟都是我們姐妹的同學，怎樣都會讓他們為難。」楊麗敏說她多年來一直在爭取改回自己的生日。「我問過派出所，他們說需要提供法院的判決書或者行政部門開具的證明，所以唯有訴諸於法律或者讓教育局來進行澄清，我才可以去改。」這徒增的一年光陰曾讓楊麗敏遭遇同學的取笑、用人單位的疑問，未來也意味著她將提早一年退休。以二姐失去工作，或者和她對簿公堂的結局來解決這個年齡問題，楊麗敏曾經不願看到。但2009年二姐的帶有威脅口吻的話語，讓楊麗敏覺得家庭內部來化解矛盾的艱難，似乎要採取法律的手段了。與此同時，她也在強調親情的修復：「二姐是拿著我的錄取通知書上的大學，她一句表示抱歉或者感謝的話都沒有說過。我很想聽到這些。」